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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中的武王伐商
1950年,毛澤東在新鄉市視察期間,早起坐車到新鄉市郊牧村,遇到一位放羊老人,就問:“你知道這是什么地方嗎?”放羊老人誠實答道:“不知道!”
毛澤東替老人自豪地放言:“這就是歷史上牧野大戰的地方!”
9月初,走在從新鄉市前往牧村的路上,新鄉市的武王伐紂、牧野大戰研究專家蘇德榮道出了這個故事。
無法想像毛澤東來到牧村的時候會是什么樣的心情,這個作出了“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笑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的一代偉人,他創造過太多的戰爭奇跡,在牧野之地上他看到了什么?又會作何感想?
但毛澤東的話讓新鄉市人吃了“定心丸”:牧野大戰就是在新鄉郊區牧野鄉進行的。
按照相對比較為人接受的史載:公元前1027年(現在被夏商周斷代工程定為公元前1046年)正月,周武王統率兵車300乘,虎賁3000人,甲士4.5萬人,浩浩蕩蕩東進伐商。
同月下旬,周軍進抵孟津,在那里與反商的庸、盧、彭、濮、蜀(均居今漢水流域)、羌、微(均居今渭水流域)、髳(居今山西省平陸南)等方國部落的部隊會合。武王利用商地人心歸周的有利形勢,率本部及協同自己作戰的方國部落軍隊,于正月二十八由孟津(現有爭議)冒雨迅速東進。從汜地(今河南滎陽汜水鎮)渡過黃河后,兼程北上,至百泉(今河南輝縣西北)折而東行,直指朝歌。周師沿途沒有遇到商軍的抵抗,所以開進非常順利,經過6天的行程,便于二月初四拂曉抵達牧野。
周軍進攻的消息傳至朝歌,商朝廷上下一片驚恐。商紂王無奈之中只好倉促部署防御。但此時商軍主力還遠在東南地區,無法立即調回。只好武裝大批奴隸,連同守衛國都的商軍共約17萬人(也有史稱70萬),由自己率領,開赴牧野迎戰周師。
二月初五凌晨,周軍布陣完畢,莊嚴誓師,史稱“牧誓”。武王在陣前聲討紂王聽信寵姬讒言,不祭祀祖宗,招誘四方的罪人和逃亡的奴隸,暴虐地殘害百姓等諸多罪行。接著,武王又鄭重宣布了作戰中的行動要求和軍事紀律:每前進六七步,就要停止取齊,以保持隊形;每擊刺四五次或六七次,也要停止取齊,以穩住陣腳。嚴申不準殺害降者,以瓦解商軍。
誓師后,武王下令向商軍發起總攻擊。他先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即讓呂尚率領一部分精銳突擊部隊向商軍挑戰,以牽制迷惑敵人,并打亂其陣腳。商軍中的奴隸和戰俘心向武王,這時便紛紛起義,掉轉戈矛,幫助周師作戰。武王乘勢以“大卒(主力)沖馳帝紂師”,猛烈沖殺敵軍。于是商軍十幾萬之眾頃刻土崩瓦解。紂王見大勢盡去,于當天晚上倉惶逃回朝歌,登上鹿臺自焚而死。周軍乘勝進擊,攻占朝歌,滅亡商朝。然后,武王分兵四出,征伐商朝各地諸侯,肅清殷商殘余勢力。
這場牧野之戰,不僅成為我國戰爭史上以少勝多的著名戰例,還是“兵之勝敗在于政”的典型例證。
這場戰爭也留下了令人熟知的“前徒倒戈”、“反戈一擊”等典故。
“血流漂杵”?“兵不血刃”?
有句名言叫“戰爭即政治”,這是真理,戰爭總是為著不同利益集團的需要而進行的。
但對于牧野之戰的記錄和解釋更多卻透露出一種思想的需要。可以說,在對待牧野之戰的問題上,思想的價值已經淹沒了史學的價值。
所以今人在遇到牧野之戰時,難以剝離蒙在真實事件之上的歷史塵埃。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無貳爾心。”《詩經·大雅·大明》記載了牧野之戰實況。隨戰爭的進行,《詩經·大雅·大明》表述戰爭進一步的情況: “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惟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廣闊無際的牧野戰場上,奔騰著威武雄壯的駿馬,駕駛著漂亮檀木裝飾的戰車。看那英勇的師尚父(即太公望)像雄鷹一樣飛馳在戰場上,始終忠實地衛護著偉大的周武王。他們齊心協力,奮勇地與商軍激戰,到早上天亮就宣告天下得到解放。
《詩經·大雅·大明》是周人歌頌其先祖先王“文治武功”的廟堂之樂,雖然其中會有溢美之詞,但是“牧野之戰”堂而皇之“入登大雅之堂”,牧野之戰在周人心目中的地位可見一斑。
作為一場小邦周取代大國商的王朝興替之戰,這場戰爭,古代文獻的記載和古代名人學者的評述,出于不同角度有著幾乎是截然不同的價值判斷和認定,《尚書·周書·武成》在描述到牧野之戰的戰況時曾說:“甲子昧爽,受(紂)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紂師)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
紂王的軍隊雖然眾多,但在牧野卻沒有與武王的軍隊發生沖突;而是前徒倒戈,反戈一擊去打擊“助紂為虐”的后方自己的軍隊,戰爭之慘烈直殺得血流成河,連盾牌都漂了起來。
《史記·周本紀》:“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距武王,……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紂兵皆崩畔紂。”所以,武王伐紂,又有“兵不血刃”之說(《荀子·議兵》)。
武王伐紂的牧野之戰中, “兵不血刃”與“血流漂杵”,在去古未遠的戰國時代,雖同為儒家卻也有著不同的解釋。主張人性善的戰國早期儒家代表孟子甚至主張“善戰者,服上刑”,但他在對“血流漂杵”之說不以為然的同時,卻表示了對以仁伐不仁的戰爭的贊同,并且說“仁人無敵于天下”(《孟子·盡心下》);而主張人性惡的戰國晚期儒家代表荀子,則大談牧野之戰的“兵不血刃”,“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彌來服”(《荀子·議兵》)。
遠超自身價值的決戰
幾年前,一位國家部委的領導人遭遇了一個這樣的問題:你們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為什么只有三千年歷史?
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也是個令國人尷尬的問題。中國有紀年的歷史,最早是公元前841年。或許一切責任都應歸于秦始皇,是他把書都燒了,那被燒的或許就有牧野之戰這一頁。
因此,中國有了夏商周斷代工程。在這個工程中,牧野之戰空前地被人們所重視。
一個關鍵的問題是,如果能把牧野之戰的時間問題解決,則不僅向下可以安排西周列王的年代,而且可以上推商、夏,很多歷史的謎團也會漸次揭開。
然而,歷史把武王伐商的年份深深地隱藏了起來。這無異于歷史的“哥德巴赫猜想”,因為地表的痕跡被歲月悄悄抹去了。
1976年,陜西省臨潼縣零口出土了一個利簋(guǐ),通高28厘米,它是目前發現最早的西周青銅器,也是反映武王時期時代風格的標準器,為青銅器的斷代提供了重要依據,它被認為是武王伐紂的見證物。
中國古代,國家大事有二:一為戰爭,二是祭祀。商周時期,凡有大事之前都要進行占卜以預知吉兇。
這件利簋的內底就鐫刻著周武王在討伐商紂之前占卦問神的銘文,全文共32字。銘文的大意是:武王伐紂,在甲子日黎明,對伐商能否取得勝利進行了卜問,兆象很好。就在當天,周師一舉打敗了商軍。到辛未這天(七天以后),武王在駐軍處,賜給史官利(人名)以金(青銅),利覺得非常榮耀,遂鑄此簋作為紀念。
利簋的發現,澄清了以往歷史上的諸多疑惑,但利簋沒有確切紀年,雖然根據它去推算,證實了古籍中所載的“戰,一日而破紂之國”,但戰爭時間依然是謎。
直到在運用現代天文、歷法等進行了精確測算、推斷后,專家們最終確定牧野之戰發生于公元前1046年1月。就這樣,牧野之戰具有了不同尋常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