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電梯的側面，瞧那人架勢，直覺這人是北京總部得勢的干部，或者是有什么背景的寵兒！
       
    許世友虎著臉，一伸手抓住他的另一只手，沒說一句話，電梯上升至五層，我看著那人的臉，陡然由紅變成了慘白，到了住的樓層，許世友一松手，頭也不回，邁著大步走出電梯。我緊跟著走出電梯，猛回頭，只見將要關閉的電梯中，那人一臉痛苦的表情，正在拼命甩手！我忍不住想笑，心想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在功夫太歲頭上動土！
       
    聊天，當然又提起了去年廣州軍區召開的常委會，我又滔滔不絕地講出真心話：當時真為許伯伯捏把汗，您剛到廣州軍區，情況又如此復雜，兩種完全不同的觀點，都要拉您，打您的旗……“鐵姑娘，用不著擔心，我是老運動員了！”許世友說這句話時，“老”字講得特別重。
       
    “老運動員？”我傻乎乎地反問了一句。
       
    許世友仰面看著天花板，仿佛陷入了往事的回憶，語氣緩慢地說：“紅軍時期抓ＡＢ團那會兒，我當團長，和我搭班子的五任政委，白天還跟我一塊打仗，晚上就被拉出去槍斃了，我一直沒事。”
       
    “為什么？”我吃驚地問。 
       
    “政委都是知識分子，他們愛提個意見，愛問個為什么，我是團長，我就抓住兩條，第一不說話，第二，打仗不怕死，剃光頭往前沖！”
       
     “和你一塊的戰友、戰士犧牲無數了吧？”當時對紅軍時代真實歷史了解很少的我，只能感慨到這一點。
        
    “是啊！一將成名萬骨枯，這是戰爭的真實，可不是文化人在家編出的形容詞！我前半輩子指揮打了那么多次仗，哪次戰前不準備犧牲？就說濟南戰役，是我們解放軍第一次攻大城市，在戰斗打響前，我已經準備犧牲五個團兵力！”許世友講到這兒，下意識地用手拍拍腰間，“打仗時我是槍不離身。槍法不是吹，瞄哪兒能打哪兒！和平了，解放了，我是怕槍法退步，一旦戰爭發生，我這個當司令的應付不過來，就靠打獵練槍法！所以，什么運動，誰提意見我也不聽！一直到現在，我隨身都帶著槍！” 
       
    “真的？不是規定誰也不能帶槍到中央會議上嗎？”我吃驚地瞪大了眼睛。
        
    “我的槍一直放在枕頭底下！你知道嗎？我到人民大會堂，我的車后備箱里還放著輕型機關槍呢！”
       
    “怎么可能？！門崗不檢查？” 
      
    “誰敢檢查我的車？！”
       
    “當年開九大，我也帶槍進會場的，我就防備有人害我！江青到南京軍區來查票，氣急敗壞地追問為什么南京軍區少了她的票，我大聲說，你不要查了，就是我沒投你的票！因為我不了解你！”
       
    那天我們聊得很開心，足足一個多小時，沒有錄音，也沒做記錄，許多內容已經隨著３０多年的歲月流逝而淡忘了。然而，許世友維護尊嚴的凜然正氣，高度警惕槍不離身的戰將習慣，坦蕩磊落擲地有聲的話語，對國家長輩忠孝的安排，一直都銘記在我的心里，清楚地回響在我耳邊。

    后來，我采訪南京軍區后勤部一直負責許世友保健的耿希晨部長，他也說，許世友與他聊天時曾親口對他說過：“我進人民大會堂帶著手槍。門口警衛說：‘首長，不能帶槍！’我一邊往里走一邊問：‘誰規定的啊？’他說：‘中央規定的。’我沒停步反問道：‘我就是政治局委員，我怎么不知道啊？’不等他再說什么，我人已經大步走進門了！”毛澤東的衛士也證實，１９７６年在人民大會堂給毛澤東守靈時，許世友也是帶著槍的。 
       
    “鐵瑛，你的槍是吃素的？！”
       
    至于，造反派為什么說鐵瑛是許世友的人，而許世友為什么說鐵瑛是好同志，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我在今年春節前又采訪了９２歲高齡的爸爸鐵瑛。
       
     爸爸感慨地說：我１９５３年從上海公安總隊調到南京軍區當軍法處處長，后來任軍事法院院長。許司令１９５５年調到南京軍區，因為那時軍事法院直屬軍區管，我經常參加軍區常委會，常與許司令見面。１９６０年我被調到海島舟嵊要塞區任第二政委，后又擔任政委。許司令每年至少去海島部隊視察一至兩次，我到南京開會也都會見到他。他到海島，我也從來沒有陪他打獵。都是要塞區司令員陪。除了工作，我們沒個人交往：我總想領導工作忙，不要打擾。后來調到省里，對中央領導人我也是這個態度。

    許司令這個人，雖說是名武將，但也很平易，很謙虛。
       
    記得那年大比武，葉劍英元帥和羅瑞卿總參謀長表揚南京軍區的郭興福教學法。在師以上干部會議上，許司令說：我們有郭興福教學法，我們烏七八糟的事情也很多！郭興福不興，好八連不好，南京軍區還有好多缺點！他是武官，但他認為是真理，就實事求是地堅持，我從來沒覺得他很不講理過。
       
    記得有一年過“八一節”，許司令帶著前線歌舞團來海島慰問，演出過程中，一位性格開朗、平時愛開玩笑的師政委到后臺看演員化妝去了。許司令話說得挺重：你這個政委，看戲看不到你，你到后臺干啥去了，你是個老油條！ 
       
     這位師政委對“老油條”的批評很想不通，經常掛在嘴上。
       
    有一次，我和那位師政委一起到南京開會，我個別告訴許司令：“你批評他老油條，他一直想不通！” 
       
    “好，你把他領來，我跟他說一說！”許司令快人快語。
       
    我把這位師政委帶到了許司令家。飯桌上，一邊吃著炊事員拿他獵物做成的香噴噴的“油炸麻雀”，許司令一邊說：“批評你老油條有什么了不起，我這個老油條比你老得多！”師政委釋懷地笑了，心中的疙瘩頓時煙消云散。
       
    １９６６年“文革”開始，部隊開始受到沖擊。１９６７年初，許司令曾多次給我打電話說：一定要頂住！在他還沒到大別山之前，他曾秘密地把我叫到無錫，在二十七軍招待所，讓我匯報要塞區部隊的情況。 
      
    面對老首長，我先說出自己藏在心底跟部下、家人都不能說的不解和困惑：
       
    許司令，我怎么也想不通，我們是共產黨員，怎么現在的形勢卻越來越像封建歷朝歷代，皇帝打下天下，坐穩了江山，就要殺功臣的模樣呢？
許司令緊繃著臉，鼓起嘴，長吹了一口氣，算是回答。
       
    我詳細如實地匯報了海島地委黨政干部紛紛被打倒，被戴高帽子，游街挨批斗的情況。部隊文工團、衛校，日夜圍攻要塞區我們幾個主要領導，不讓睡覺，要求我們解答問題。最嚴重的是，造反派長期包圍司令部值班室，整夜整夜超音喇叭叫喊打倒這個打倒那個！我們在坑道戰備值班，各守備區電話匯報情況，本來線路就不好，現在更要捂上一只耳朵，才能勉強聽到一點飄忽不定的聲音……
       
    “砰！”許司令突然怒目圓睜，拍案而起，炸雷般的聲音喝道： 
        
    “司令部怎么能沖擊？他攻擊，你就開槍！鐵瑛，你的槍是吃素的？！先打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