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像（印象河南網配圖）

　　9月中旬，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與世界程氏宗親會聯合舉辦的“二程理學現代價值”高端論壇在洛陽舉行，本人作為程氏宗親代表有幸參加并聆聽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的講座。會上我結識了一位本家尊長——《中華姓氏譜:程姓卷》的作者，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原歷史所所長程有為，從他那里，我進一步了解到了二程與周口的淵源、二程理學對周口及周口程氏的影響。

　　一、二程與周口程氏

　　二程，即北宗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程顥(1032-1085)和程頤(1033-1107)兄弟，是孔孟之后唯一能與之相提并論的曠世大儒。他們集儒學、易學、道學、佛學的精華創立了以天理論為基礎，以正人心、修道德、明義理為核心的理學——“二程理學”，為中原文化注入了生生不息的活力，在中國思想文化哲學史上樹立起新的高峰。周口程氏，據1986年印制的周口《程氏族譜》記載，系程頤后裔。北宋末年，洛陽被金兵攻陷，程顥、程頤家族隨宋高宗南遷，在池州安家落戶。到了元代，程頤的九世孫程德用（字懷慶）官至吏部尚書，復業河南，其長子程光祖，元泰定帝時進士，任江西貴溪縣知縣，文宗至順二年（公元1331年），到太康縣任教諭（注：學官名，宋京師小學和武學中設。元、明、清縣學均置，掌文廟祭祀、教育所屬生員），并遷居于太康。程光祖有五個兒子，分別是長子明遠，次子明義，三子振，四子乾，五子坤。程明遠也為太康縣教諭，振為貢生，乾為附貢。由于明清時期二程理學的尊崇地位，程氏在全國迅速繁衍，人口大增，遷居到太康的程氏很快遷居到周口各地。據周口市姓氏歷史文化研究會2006年發布的《關于周口市姓氏人口普查核查結果的報告》顯示，程氏在太康縣22個超過萬人姓氏中排名第10位，在沈丘23個超過萬人姓氏中排名第23位。

　　二、二程對周口教育文化的影響

　　二程在他們長達幾十年的教育活動中，結合自己的教育實踐經驗，將教育思想和理學體系中的認識論與倫理道德觀相融合，形成的教育思想理念體系深入人心。程顥、程頤教育方法上注重循序漸進、因材施教、窮追善問、學必立志等。而在教學風格上二人是截然不同。程顥是“如坐春風”慈眉善目，講究循循善誘，待人和藹，溫文爾雅；程頤是“烈日秋霜”，講究師道尊嚴，嚴肅、莊重，不茍言笑。二程的個性特點和教學風格，在我們現在的老師身上仍然是有跡可循。二程非常重視教育，提出“鄉必有校”的口號。程顥在扶溝任職期間建起了多處鄉校、社學，在縣城建起一座書院。

　　扶溝“大程書院”是程顥于北宋神宗熙寧八年（1075）至元豐三年（1080）被貶任扶溝知縣時所創辦。因程顥與程頤兄弟合稱“二程”，又因程顥居長，后人便把書院稱為“大程書院”。大程書院不僅是重要的理學傳播、研究基地，還形成了一套系統的教育思想，對當時扶溝乃至整個周口地區教育學術的發展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程門立雪”的楊時、游酢以及謝良佐、呂大臨都在大程書院跟隨程顥學習和任教職，他們被后人稱為程門四大弟子。據郝萬章先生編著的《程顥與大程書院》書中根據各縣史志統計，宋元明清以來進士、舉人人數與鄰近各縣比較，西華舉人101人、進士19人，鄢陵舉人110人、進士32人，尉氏舉人84人、進士20人，通許舉人73人、進士16人，太康舉人208人、進士47人，扶溝舉人123人、進士38人，扶溝遠比臨近各縣要多，但太康除外。

　　郝萬章先生書中沒有給出太康科舉人數多于扶溝的原因，但近日讀周口《程氏族譜》和《太康縣志》似乎找到了原因。據族譜記載，太康程氏因在“育人才、一道德、正人心、美風俗”方面的貢獻，程氏族人多次被免除徭役賦稅。清咸豐三年進士閩中黃見三奉令撰寫太康古圣賢遺跡時寫道：“程氏自遷太以來，入仕者不必有赫赫之名位，家居者不必擁富厚之資財，惟以禮義詩書家自相勖，而青箱之業世守勿失。”“青箱之業”指的就是傳道授業解惑，以讀書、 教書為業。據此看來，太康進士舉人多，應該與程氏重視教育辦學不無關系。

　　三、程顥在扶溝堅守“教化為先”“為政以德”“不阿權貴”的故事。

　　有一個例子，縣衙役捕得一個小盜，送至程顥面前，程顥對這個小盜說：“汝能改之，吾簿汝罪。”這個人一聽，便叩頭表示愿悔過自新。幾個月后，這個人忍不住又偷了人家的東西。在縣上的捕吏將要來到他家的時候，這個人對他妻子說：“我上次在程先生面前表過態，決不再為盜，今又食言，還有什么面目再見到程先生啊!”說罷，便上吊自殺了。雖說有點可惜，但也從側面說明程顥“以教化為先”的辦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程顥為官廉正，不僅嚴格要求自己，而且不畏權貴，抵制官場上的不正之風。他在扶溝任上時，有一個名叫王中正的太監(內侍都知)被派到地方查戶籍(“巡閱保甲”)。這個人由于是內廷近臣，頗得皇帝信任，“權寵至盛”，所以一到地方上就顯出威風凜凜、不可一世的樣子，所到之處動輒“凌慢縣官”。而許多地方官對他也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扶溝縣衙的一些吏員們問程顥，我們這里是否也要如其他地方一樣來接待王中正。程顥不同意，說：“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于民，法所禁也。”我們這里有頂舊的青色帳篷，用它來接待就行了。正因為程顥的剛直性格，特別是他在朝中直言敢諫，王中正早有耳聞，所以王中正到各縣時，幾次從扶溝縣境經過，卻從來沒有進城打擾過。程顥這種蔑視與反抗精神與他“救民獲罪所不辭也”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都是儒家所堅持的“為政以德”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