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二百多年前，秦丞相李斯以謀反之罪被腰斬于咸陽市。李斯之案固冤，然李案之審理亦可露古代刑事審判之一端：秦二世令趙高審理李斯謀反案，趙高對李斯嚴刑拷打，致其“不勝痛，自誣服”。但李斯心存僥幸，自認有功，且實無反心，寄希望于上書秦二世，冀其醒悟。但趙高是何等人物，怎容功敗垂成，他不僅將李斯致秦二世的信半路截下，還派人假扮御史、謁者、侍中輪流訊問李斯。李斯自以為抓到了救命稻草，大喊冤枉，但隨之招來的不是特赦，而是無端反復的拷打。如此這般，當秦二世真的派人來查驗李斯時，后者已如“狼來了”般不敢再翻供，而是破罐子破摔自誣以避刑。使者很快就將李斯的供述呈報秦二世，秦二世慶幸不已：“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

　　這個故事其實并沒有完結，因為無數的刑訊逼供戲碼仍舊在中國的司法裁判長河中不斷上演，這當然不可完全歸咎于刑事偵測手段的匱乏，究其根本，還是源于落后的“據供詞定罪”的證據原則。在該原則指導下，最有力的證據莫過于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有時候甚至不再需要其他證據佐證，單此一項，便能出入人罪。如西漢酷吏溫舒之輩專事酷刑，務在得人有罪供述，即使犯人緘口硬扛也難免“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可見刑訊逼供已到了何等境地。裁判者對案件的整個審理過程幾乎是圍繞著“供詞”而發生，當然，古代所謂的供詞不單指被告人的供述，還包括原告陳述和證人證言。但“供”由何出？無非刑訊，正所謂“詰之極而數也，更言不服，其律當笞掠者，乃笞掠。”無論如何，“供詞中心主義”已成為中國古代刑事司法裁判的首要證據規則，以至于越到后面，裁判者為取供詞已不再滿足于趙高式的欺騙，刑訊的花樣越發翻新，如《梁律》首定“測罰”之刑：“斷食三日，聽家人進粥二升，女及老小，一百五十刻乃與粥，滿千刻止。”

　　但好的一面是，刑訊程序逐漸從野蠻走向文明，開始有所講究，如《唐律》不僅規定了刑訊的仗具和拷打的部位，還對刑訊的對象作出了限制：法定的官僚、貴族和七十歲以上的老人等人群不得適用刑訊。可以說在唐朝的法律層面上，李斯可免于拷掠之苦。到了明清時期，刑訊被嚴格限制在人命案及強盜等重大案件范圍內，如《大清律例 刑律》規定:“強盜、人命即情罪重大案件,正犯及于連有罪人犯，或證據已明，再三詳究，不吐實情，或先已招認明白，后竟改供，準夾訊。”可見，但凡是盜竊、賊殺、犯奸等惡性刑事案件，裁判者審訊案件的中心任務仍舊是獲取原、被告的供詞，正所謂“斷罪必須輸服供詞”、“無供不錄案”。

    如今，我國的刑事訴訟法規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它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判處刑罰”從中國的法制史層面看，這無疑是巨大的進步，但從世界法制史角度觀察，這種進步還是過于緩慢。因為英國早在十六世紀后半期就規定“自白不得自證其罪”，美國聯邦憲法第五修正案規定：“不得強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證其罪。”這足以引起我們反思。作者：林蘭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