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的發祥地黃河流域，遠古時代氣候溫暖而濕潤。在黃河長江流域地區，到處生長著中國特有的野桑和以野桑葉為食料的野蠶。大約在五、六千年前，華夏祖先就開始利用野蠶繭抽絲，織造原始的絹帛。之后把野蠶馴化，進行戶內喂養，將野蠶馴養為家蠶，結繭繅絲織綢，從此出現了原始的蠶桑絲綢生產。

    浩瀚的中國古籍中，載記了很多有關蠶桑絲綢起源的神話和傳說。

    神話有“蠶神獻絲”、“天神化蠶”、“公主結繭”等。“蠶神獻絲”說的是有一回黃帝率領本部族的人打敗了九黎蚩尤族，正在開慶功會時，突然，一位美麗的姑娘身披馬皮，從天而降，手里捧著兩束絲，一束黃得像金子，一束白得像銀子，前來獻給黃帝。這個獻絲姑娘就是“蠶神”。黃帝從未見過這樣珍貴的東西，贊嘆不已，忙叫人把它織成絹帛。這就是絹帛的最早來歷。“天神化蠶”是說有個叫“元始天尊”的天神，看見凡人沒有衣被御寒，十分可憐，于是化為“馬鳴王菩薩”，而外形變成蠶兒，并讓它的女兒托生人間，成為黃帝的元妃，教人養蠶。“公主結繭”的神話則是說，古代有一個公主愛上了一個富家公子，后來公子突然失蹤，公主騎著馬四處尋覓，但始終沒有找著。她傷心之極，不想再回皇宮，就在桑樹上棲息，久之結一大繭，于是有了蠶。

    “蠶神獻絲”和“天神化蠶”兩個神話，都把養蠶的創始人說成是黃帝及其妻子。“蠶神獻絲”說黃帝叫人將絲織成絹帛后，看見絹同云彩和流水一樣輕柔、美麗，就由元妃嫘祖親自養蠶，并把養蠶方法傳授給民眾，養蠶業就此得以推廣。“天神化蠶”也是說養蠶始于黃帝元妃。

    嫘祖，歷代史籍均記載為“黃帝元妃”，又記載她“教民養蠶”，“治絲繭以供衣服”，稱頌為中國蠶桑絲綢之祖。嫘祖，又寫作 絫 祖、累祖。早在先秦青銅器銘文中，就有 �� 姓，孫治讓認為 �� 字為嫘祖二字合文 ( 《古籀余論》 ) 。從字形結構分析，嫘、 纍 由 �� 得聲，且字為古文祖字，從女表示性別。因此， �� 字讀為嫘、 纍 、累，其實為嫘祖二字合文之省 ( 省去所以之系 ) 。 陳直先生認為：“傳說之黃帝元妃嫘祖事或有征。” ( 《史記新證》。在《左傳》里，我們可以讀到 纍 姓，應劭《風俗通》、鄭樵《通志·氏族略》均以為嫘祖后代。從姓氏學的角度考察，“女生曰姓” ( 《釋文》 ) ，“因生以為姓” ( 《說文》 ) ，“姓謂子也，” ( 《釋文》 ) ，因此從春秋往上追溯，從《左傳》記載的“ 纍 虎”往上推，其始祖為嫘祖，這完全符合中國上古所謂“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 ( 《通鑒外紀》 ) ，而“姓千萬年不變，’ ( 顧炎武《源姓篇》 ) 的原則。

    一

    傳說中的黃帝族，姬姓，與炎帝族共同出自于少典氏族，《國語·晉語四》云：“昔少典娶于有 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大戴禮記·五帝德》引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這里所記黃帝為少典所生，意即為少典族的后裔或其分支，并不是父子關系，前人對此已有明確的認識。如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索隱》云：“少典者，諸侯國號，非人名也……黃帝即少典氏后代之子孫。”郭璞《山海經·大荒東經注》亦云：“諸言生者，多謂其苗裔，未必是親所產。”就是說少典氏和有 蟜氏原是兩個互通婚姻的氏族，而結成一個原始的部落。隨著人口的增加，從該部落又分出黃帝族和炎帝族，以后由于這兩族分居兩地，年長日久，經濟、文化、風俗習慣的差別越來越大，從而形成兩個不同的部落。

    像一切原始氏族都有自己的圖騰崇拜一樣，黃帝族最早當以熊為自己崇拜的圖騰。茆泮林《世本·帝王世本》宋衷注：黃帝“號有熊者，以其本是有 熊國君之子故也，亦號軒轅氏”。張守節《史記·五帝本紀·正義》：“案：黃帝有 熊國君，乃少典 國君之次子，號曰有熊氏，又曰縉云氏，又曰帝鴻氏，亦曰帝軒氏。”這里所謂“號有熊”，“有 熊國君”，實際上應當是指黃帝最早是以熊為圖騰名號的氏族。《史記·五帝本紀》云：黃帝“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列子·黃帝》云：“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驅、虎為前驅，雕、鶡、鷹、鳶為旗幟。”這 10 種不同的鳥、獸，實際上就是十個氏族所崇拜的圖騰，也是他們的姓氏或名號，他們結成以有熊氏族為主體的部落聯盟或部族，而黃帝就是這個聯盟或部族的首領。

    黃帝族的最早活動地域，文獻記載較少，歷來說法不一。《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引皇甫謐云：“黃帝生于壽丘，長于姬水，因以為姓。居軒轅之丘，因以為名，又以為號。”同書《正義》又云：“生黃帝于壽丘，壽丘在魯東門之北，今在兗州曲阜縣東北六里。”兗州曲阜即今山東省曲阜縣。比較可信的說法是黃帝族當發祥于今河南西部的嵩山周圍地區。《國語·晉語四》云：“昔少典娶于有 蟜氏，生黃帝、炎帝。”是知黃帝族與有 蟜氏族有著密切的血緣關系。 蟜為蟲名，梁曉景考證 蟜蟲就是現今所稱作的蜜蜂，因此她認為有 蟜氏族就是以蜜蜂為圖騰的氏族，也是以蜜蜂為名號的氏族。有 蟜氏族最早當生活于平逢山區，《山海經·中次六經》云：“縞羝之首曰平逢之山……有神焉，其狀如人而二首，名曰 蟲。是為螯蟲，實惟蜂蜜之廬。”“平逢”即“蜂”之緩讀，平逢山也就是蜂山，今稱北邙山，位于嵩山西北洛陽市北郊，有 蟜氏族因居于此山而得名。黃帝族既出于有 蟜氏族，顯然該族最早也應活動于這些地區。后來該族沿伊河、洛河東進而到達今新鄭地區，《白虎通義·號》篇：“黃帝有天下，號曰有熊。”《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皇甫謐曰：“有熊，今河南新鄭是也。”《續漢書·郡國志·河南尹》新鄭條下劉昭注補引皇甫謐曰：“古有鄭國，黃帝之所都。”《括地志·鄭州》條下也說：“鄭州新鄭縣，本有熊氏之墟也。”唐代新鄭縣即今河南省新鄭市，位于嵩山的東麓，這里至今仍被世人稱作“黃帝故里”，而且保存有不少傳說性的黃帝族活動的遺跡。黃帝號“有熊”，另外又號稱“黃自然”，《白虎通·溢》云：“黃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萬世不易，名黃自然也”新鄭縣也有自然山，《水經·洧水注》：“洧水又東與黃水合……黃水出太山南黃泉。”熊會貞疏：太山“今日自然山，在新鄭縣西北二十五里，黃水河所出也”。后人或以為黃帝曾到過這里因而改稱為自然山。

    我國古代中原地區當時是由炎、黃二族合并而成的一個強大部族，所以這個歷史時期又稱之為“炎黃時代”。

    黃帝被推為首領之后，開展了一系列的社會改革工作，《史記·五帝本紀》云：“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間。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官名皆以云命，為云師。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獲寶鼎，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谷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

    黃帝通過這些一系列的改革和建設，促進了中原地區的統一，安定了社會秩序；創建了“部族”這一當時最高社會組織形式的機構，它被賦予軍政、民政、財政管理和監督等多項職能，加強了部族機構和黃帝個人的權力，從而為未來以王權為核心的我國古代國家政權機構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所有這些都促進了當時社會的發展，推動著中原地區的歷史迅速邁向文明時代的門檻。黃帝所作出的歷史性貢獻，是不可磨滅的，他促進了中原地區的統一，加強了自己的權力，從這個角度來說，他類似于后世的國王，但是他與后世的國王又有著本質的不同，他未脫離生產，未脫離群眾，而是親自參加勞動生產，為群眾排憂解難，因而仍然受到群眾的謳歌贊頌，加以美化，加以神化，并且把許多發明創造都加在他的身上，可見他仍然是一位受到廣大部族群眾衷心愛戴的人物，他是我國古代文明社會的偉大奠基者之一。

    二

    華夏織造的肇始，本于績繅術的發明。而絲帛文化有其豐厚的人文內容。關于桑蠶的文字記載，最早可見于《尚書》。《禹貢》所載九州貢物，凡六州皆有織造材料，其中東部之兗州、青州及河洛之豫州，均有絲 �� 之貢。《書》謂“桑土既蠶，于是民得下丘居土”，可見，桑蠶的開發，是先民走出洪荒安居樂業的重要基礎和顯著標志。所謂“桑土”指宜蠶桑之土 ( 《禹貢》鄭注 ) ，所以本屬象形之桑字，在遠古史話中即系于地示，如三皇五帝時代的空桑、窮桑之地，而在殷商卜辭中，“桑”則概為地名，是商代東部之地。《說文》 在 �� 部， �� ，湯古音同。在商代開業之主成湯與桑樹、桑土之間，似存在著某種可尋諸歷史跡象的文化聯系：湯之賢相伊尹生于空桑，輔佐伐夏；湯得天下后，遇天大旱，即身禱于桑林。又據《史記·殷紀》及《竹書紀年》等，太戊 ( 湯四代孫 ) 時，商道始衰，有“祥桑，” ( 預示吉兇之桑 ) 生于亳都，一暮之間大可合拱，太戊修德，此桑乃枯死而去。桑的生長之異常情況成為國運衰微的兇征，可見桑在商人心目中的重要位置。桑林、桑社與桑中、桑間，以及植桑制度，養桑之法等文字記載在先秦典籍中的泛可見示，不難想見，上古先民的各種現實活動，與桑蠶文化有著緊密的聯系。

    我國仰韶時期文化中，已發現有野蠶絲。然而對于蠶桑之為業，即人工養蠶的發明情況，《后漢書·禮儀志》上提到了“先蠶”，其所謂“祠先蠶，禮以少牢”，是史籍中關于養蠶始祖的最早記載。在上古時代人們是把“先蠶”與“天駟”聯在一起的，天駟，為房星之名。“蠶為龍精” ( 《周禮·馬質》鄭玄注 ) ，而“龍為天馬” ( 《爾雅·釋天》 ) “天駟，房也”，《義疏》曰：“房者，言萬物門戶也。”萬物門戶，指萬物之所由出。《禮記·月令》載：立春，兆“天之生育盛德在于木位” ( 孔穎達《正義》 ) ，太 �� 為東方之帝，句芒為主木之官，故祀太 �� 句芒于東郊，以祈一歲生育之盛。天駟為上天主育之神。先蠶——天駟概念的確立，實乃體現了原始生育觀念。

    嫘祖被歷代視為“先蠶”，漢代以來，歷代皇室有“祀先蠶”的大規模祭祀儀式和活動，目的在于通過這些儀式和活動“以勸蠶事”，推進養蠶栽桑事業的發展，進而促進農業的興旺，帶動經濟的繁榮。所以，在中國古代，嫘祖其實已經化為一種文化符號，成為激勵農桑事業不斷發展進步的一種動力，含有經濟的、科學技術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各種因素。同時，作為黃帝元妃，嫘祖受到歷代皇室包括少數民族所建政權的高度尊崇，因而又被賦予了中華民族人文女祖的崇高形象，和中華民族凝聚力源頭所在的文化內涵。

    三

    嫘祖對華夏社會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世本》“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產青陽及昌意。”《史記·五帝本紀》亦如此說。嫘祖被后世敬為蠶神。《隋書·禮儀志》云：“皇后乘以翠輅，率三妃，三 �� 、御媛、三孤內子至蠶所，以一太牢親祭，進奠先蠶西陵氏神。”，劉恕《通鑒外紀》云：“西陵氏之女嫘祖，為黃帝元妃，始教民養蠶，治絲繭以供衣服，后世祀為先蠶。”華夏大地黃河長江流域桑林漫布，何處是嫘祖故里，眾說紛然。竊以為當以河南西平境為宜，其據如下：

    1 ．西平在古時曾稱作西陵。《水經潕水》：“潕水又東過西平縣北。”酈道元注：“縣，故柏國也。……其西呂墟，即西陵亭也，西陵平夷，故曰西平。”楊守敬疏：“ ( 西陵 ) 亭當在今西平縣西。”

    2 ．西平古有房國，乃西陵氏后裔。《國語·晉語》：“青陽，方雷氏之甥也。”韋昭注：“方雷，西陵氏之姓。聲，雷。嫘同也。”方雷一姓后世簡稱為方姓，應劭《風俗通》云：“方，方雷氏之后也。”按房，從方得聲，方與房音義相同，故相通也。《釋名》：“房，旁也，室之兩旁也。”《詩經·小雅·大田》：“既方既阜”鄭玄箋：“方，房也。”《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復歸于亳，入自北門，迂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方姓后世又稱為“房姓”，即古時的房族和房國所在。古房國亦即古方姓乃方雷氏后裔，古房國位于西平西陵，顯然是方雷氏族即嫘祖母家西陵氏的故居。

    3 ．西平西陵與黃帝族所居河南新鄭，南北相距 120 公里，兩族相距近捷，互通婚姻較為方便，兩心相惜，合情合理。

    4 ．黃帝與嫘祖所生的子息，居地皆在新鄭地區，距西平不甚相遠。《水經·洧水》：“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嶺山，東南過其縣南，又東過鄭縣南……”。古代洧水當即《詩經》中的洧水，《詩經·鄭風·溱洧》：“溱與洧，方渙渙兮。”鄭玄箋：“溱、洧，鄭兩水名。”《漢書·地理志·穎川郡》陽城縣下班固自注：“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潁。”酈道元注：“亦言出穎川陽城山，山在陽城縣之東北，蓋馬領之統目焉……洧水又東徑新鄭縣故城中……皇甫士安《帝王世紀》云：‘或言縣故有熊氏之墟，黃帝之所都也。鄭氏徙居之，故曰新鄭矣。’”陽城即今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鎮，密縣即今河南省新密市，新鄭即今河南省新鄭市，新鄭、密縣、告成三地東西相連。

    中華之母——嫘祖，不僅僅是“先蠶”之神，而還是一位巡行天下觀覽山川的“道神” ( 旅游之神 ) 。《漢書·律歷志》引崔 �� 《四民月令》云：“祖者，道神。黃帝之妃嫘祖，好遠游，死道路，故祀之以為道神。”馬骕《繹史》引《軒轅本紀》云： ( 黃帝 ) 周游時，元妃嫘祖死于道，帝祭之以為祖神。”道神、祖神意義雖一，但對嫘祖獲此尊稱之由，則不盡同。比較兩引，馬骕引較為合理。

    嫘祖黃帝之聯姻，催生了中原華夏族，奠定了中華民族大一統的基礎。成為上承洪荒下啟文明的偉大的歷史巨人。后世稱頌“軒嫘”為“父德巍巍，母德煌煌”，其功德“萬世昭彰”、“日月同光”。

    注 釋：

    [1] 袁珂：《山海經校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

    [2] 楊守敬：《水經注疏》，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9 年。

    [3] 阮元：《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 1982 年。

    [4] 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中華書局， 1987 年。

    [5] 上海師范學院整理組：《國語》，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

    [6] 《諸子集成》，世界書局，上海書店影印， 1991 年。

    [7] 《瀧川資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8] 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三聯書店， 1999 年。

    [9]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文物出版社， 19685 年。

    [10] 嚴文明：《史前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11] 趙青春、秦文生：《中國文明起源的探索》，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1 年。

    [12] 梁曉景：《炎黃母族有 蟜氏考》，《夏文化研究論集》，中華書局， 1996 年。

    [13] 夏鼎：《我國古代蠶、桑、絲、綢的歷史》，《考古》， 1972 年 2 期。

    [14] 安志敏：《試論文明的起源》，《考古》， 1987 年 5 期。

    [15] 李模：《論華夏文明的起源》，《中原文物》， 1996 年 1 期。
 
    [16] 許順湛：《鄭州西山發現黃帝時代古城》，《中原文物》， 1996 年 1 期。

    作者簡介：

    彭清深，男，（ 1949 年 ～），漢族，甘肅蘭州人。大學文化。西北民族學院西北民族研究所副所長文獻中心主任、研究員。系甘肅西北史研究會理事、甘肅中青年社科工作者協會理事。先后參編出版專著 2 部，發表論文 80 多篇，并獲省社科優秀成果獎一、二、三等獎各一次。專著《中華民國時期軍政職官志》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雪球漢氏族的人類學分析》由上海出版社出版。主要論文有《藏學重要文獻研究述評》 ( 載《圖書與情報》 1996 年第 1 期 ) 、《鄭振鐸文學文獻研究述評》 ( 載《青海民院學報》 1996 年第 2 期 ) 、《馬克思的科研方法探賾》 ( 載《西北民院學報》 1996 年第 3 期 ) 、《道教的第一部經目》 ( 載《中國道教》 1996 年第 3 期 ) 、《甘肅藏傳佛教研究述評》 ( 載《圖書與情報》 1997 年第 2 期 )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