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懸河到懸湖

    時間的輪回不僅僅是重合，更是一種執意的提醒。它不由分說地揪著人的耳朵，使人透過天堂看見地獄，透過鮮花看見血光。

    1938年，中國人沒法不面對。

    6月9日，鄭州黃河花園口大堤。

    60年前的這一天，黃河從這里人為決口，滾滾濁流如高屋建瓴，直奔東南而下，經賈魯河、沙穎河、渦河河道狂泄淮河，進而泛入蘇北“洪水走廊”，造成截至目前最后一次黃河主流南泛，數百萬難民流離失所，數十萬人民死亡。豫皖蘇三省44縣（市）頓成澤國，洪水肆虐9年，為患幾代，形成舉世聞名的洪水災害名詞——中國“黃泛區“。

從地圖上看，從魯西南、蘇北的沂沭泗水系到河南、安徽的沙潁河水系，一馬平川的淮河流域恰如一塊柔軟的方糕，呈平行四邊形橫臥在中國腹地，而黃河南大堤恰恰是這塊方糕上端的一條邊線。若黃河大堤稍有閃失，奔涌而下的潰水必如鋒銳利刃，將這塊方糕切割得支離破碎，面目全非。什么糧棉基地、鐵路干線、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必將一股腦泡湯……但是，就這樣一個關系這么多人身家性命的北部大屏障，這樣一條為歷朝歷代防不勝防、視為“心腹之患”的下游黃河，硬是被中國人自己扒開了一個巨大的缺口……在和平年代，這真是匪夷所思。然而，在60年前的抗戰初期，在血與火的60年前，在“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1938年春夏之交，一切都變得那樣撲朔迷離，欲說還休。那些遇難者的尸體在洪水中漂浮著，在泥沙中淤積著，在最后的關頭，他們似乎張了張嘴，卻終于什么也沒喊出來……

    在花園口、趙口大堤決口后的第3天，即1938年6月11日，國內各新聞媒介即以顯著位置向世人披露了這一駭人聽聞的消息：

    中央社的消息是這樣說的：“6月9日，黃河被暴敵決口”；《大公報》報道：“敵軍于九日猛攻中牟附近我軍陣地時，因我左翼依據黃河堅決抵抗，敵遂不斷以飛機大炮猛烈轟炸，將該處黃河堤垣轟毀一段，致成決口，水勢泛濫，甚形嚴重”；然后《大公報》又轉發中央社12日電：“敵機三十余架，十二日晨飛南岸趙口一帶大肆轟炸，共投彈數十枚，炸毀村莊數座，死傷難民無數，更在黃河決口處大轟炸，致水勢猛漲，無法挽救”。

    當時國內輿論，包括中國共產黨在武漢辦的《新華日報》幾乎眾口一辭，報道災情，聲討日寇，激勵士氣。盡管國民黨軍政機關在組織中外記者去花園口現場參觀時露出了不少破綻，但輿論界仍然保持了高度一致，像是心照不宣，故意不去深究……

    接著是武漢會戰和抗日戰爭相持階段的到來。待抗日勝利、黃河歸故時，在國民政府行政院為花園口堵復立的紀念碑上，只8個字就把決口原因輕輕繞過：因“戰事緊張，河務松弛……”在這里，對于那場決定那么多人命運的黃河大決口的原因已經由“日寇轟炸”退回到了一個中性的立場上，但離事實真相仍柏距甚遠。

    其實，究竟是“日寇轟炸”還是“戰事緊張，河務松弛”，最有說服力的莫過于那些決口的策劃者和當事人了。

    新中國成立以后，曾在抗戰時期任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參謀長的晏勛甫回憶說：“我在武漢行營任職時，曾經擬過兩個方案：（一）必要時，將鄭州完全付之一炬，使敵人到鄭后無法利用（二）挖掘黃河堤。最后認為決堤有兩利：甲、可以將敵人隔絕在豫東；乙、掘堤后，鄭州可以保全。我和副參謀長張胥行以此計劃向程潛（時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請示。商量結果，認為只有決堤才可渡過難關”。“我們商定后，正擬向武漢軍委請示，適蔣介石侍從室主任林蔚來電話問我：“以后你們預備怎么辦？……我將剛才商定的計劃告訴他。他又問我：你們計劃在哪里決？我說：準備在鄭州北面花園口附近，請你馬上報告委員長；如果同意，請你再來電話告訴我。不到一個鐘頭，林蔚來電話說：委員長和我們研究了，委員長同意。我們于是一面準備工作，一面以電報建議方式向蔣介石請求。他回電批準了我們的建議。”

    另據重慶市第八屆政協委員、原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八師作戰參謀熊先煜在《陸軍新八師抗戰時期守衛黃河的回顧》中說：“在花園口決堤前，鄭州形勢很危急。當時朱振民副師長和兩位副團長在武昌東湖的“戰術研究班”受訓。蔣在珍師長給朱振民的電報說，開封已成空城，鄭州已在疏散；本師即要撤離河防，在汜水、登封一線構筑陣地；要朱和兩位副團長迅即回部。朱接電報后，向總長辦公室秘書謝伯元探詢鄭州方面情況。謝讓朱去見何應欽總長。何詳細詢問了鄭州撤離和疏散情況，要朱迅即趕回鄭州，并說，保衛鄭州，關系到武漢和西安，務要完成新的任務。朱不便問“新的任務”是什么，遂于當天下午搭火車回鄭州。鄭州確實已成了空城，街上行人稀少，店鋪關門。朱到隴海鐵路花園內39軍軍部，見到劉和鼎軍長，才知統帥部為了保衛武漢和陜西外圍，必須保證鄭州和洛陽不陷敵手。在調兵加強保衛鄭州來不及的情況下，決定挖開黃河河堤，引黃河水淹沒開封、中牟之間這段鐵路、公路，以阻止日軍西侵鄭州。這時朱方明白何應欽談的“新任務”，就是掘開黃河南堤，阻敵西犯。

    以水代兵，足以說明當時戰場形勢之嚴峻。但無論如何，被專家考校為實有人數四五十萬的被難民眾，是深深地掩埋于黃土之下了；除此之外，不少于500萬的災民，在漫長的流浪途中所遭受的肉體創傷和精神創傷，更是慘絕人寰，不堪回首；9年黃泛還有一個后果：黃河每年平均1 5億噸泥沙淤積在平原、河道和湖泊里，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淮河兩岸人民仍然在為消化和排解這些遺留物質而艱辛地努力著。“心有余悸，心有季悸啊！”淮河水利委員會的水利專家們異口同聲地說。

    這里有一個并不復雜的數學題解：把9年黃泛帶來的一百多億噸泥沙堆筑起來，可以筑成一道漫長的城墻，其長度甚至可以繞地球赤道數周。由于歷史上黃河屢屢奪淮，淮河水系本來就紊亂不暢，不能直接人海，這些黃河帶來的泥沙多數就積淀在河道和農田里了。難怪淮河水利委員會主任趙武京將淮河形象地比喻為“沒有屁股的河”，而淮河水利專家們則差不多快要到了“談黃色變’的地步，其激動之情難以言表。他們說，淮河干流從蚌埠開始，要爬2米多高的坡才能進入洪澤湖。洪澤湖早就是懸湖了。洪澤湖由凹陷地形變成居高臨下、危機四伏的懸湖，這完全是60年前的這次黃泛一手造成的。

    黃河雙刃劍

    1938年是一柄無情的利刃，它一方面使驕橫的日軍大兵陷在突如其來的洪水里不能自拔，一方面又使生于斯、長于斯的中國百姓橫遭水禍。1938年的浩劫就這樣降臨在賈魯河畔這片多災多難的土地上。在經歷過那年那月的尉氏人的記憶里，它是馬蹄，是鮮血，是洪荒，是逃亡；它是空氣，已滲透在永恒的歷史中…．

    在漫漫800里黃泛區，記得這段歷史的老人確實不多了。所幸在尉氏縣永興鎮凌崗村，我們遇上了78歲的孫旺春。刻骨銘心的1938年，在孫旺春眼中，是這樣展開的：

    五月二十七（農歷），水從中牟那邊過來了。頭幾天日本人騎著馬到了西邊那個莊，拽黃瓜吃，有人吆喝他們，叫翟海亮，日本人把他打死了。老百姓說這日子不能過了，拼吧，就拿著叉棍吼著出來拼。老百姓是群膽，把日本馬隊攆跑了，有十幾匹馬，跑回了邸閣（地名）。日本人臨走說，要從尉氏縣城調來部隊，把這一片老百姓全滅了。

    日本人走后沒幾天，黃水就來了。先是順著地里垅溝，路上車轍印，還有低洼地，咕嚨咕嚨過來了。開始不知道是黃河扒口，后來才知道是打不過日本人，只好把河扒開，擋住了日本人。日本人來報復俺這兒，騎著馬，拉著鋼炮，馬蹄陷到泥里拔不出來，就勒住馬，回邸閣了。孫旺春老人說到這兒，禁不住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到第三天頭上，水已淹到胸口。商量商量，跑吧。就做船，今天這家，明天那家，向西逃出去了。后來水漲到一丈多深，沒逃出去的有的淹死，有的餓死，死的人多著呢。我家那時8口人，回來的時候就剩下4口人了。

    這位老人的家世，在尉氏、在河南、在黃泛區，只是一個小小的細節，一個個人化的局部，可是對他來說這就是全部，是整個1938年帶給他的災難和悲劇。黃泛之水使他們全家成為難民，同時也陷住了兇殘淫暴的日本兵的馬蹄。

    警鐘仍須長鳴

    如此災難沉重的土地，經過半個世紀的和平、建設、治理和發展，如今自然已是滄海變桑田。

    河南省周口地區位于黃泛區中心，這里早由黃沙漫漫變成了麥浪滾滾。從1991年開始，周口地區一躍而成為全省最大的糧棉生產基地。如今周口的糧食問題早已經不是短缺，而是迫在眉睫的儲備和深加工問題了。地委領導告訴記者，目前全區儲糧已達36億公斤，今年還要收購9億公斤。糧食過剩的本身，已經造成了財政的新負擔；還有人口問題，由于生產發展、生態環境恢復帶來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繁衍很快，目前全區人均土地只有1.1畝，離聯合國人均8分的土地警戒線已經不遠了。

    無論糧食過剩，還是人口過密，都表明黃泛區已經越過溫飽線，正向著更高的生產力水平和更高的生活質量提升，在這片被綠蔭和豐碩的果實重重疊疊覆蓋的大地上，你很難指望1938年會從地底冒出來，自行喚醒人們的記憶和反思。記者沿途曾有意識地對各種年齡段的泛區農民進行隨機訪問，結果發現40歲上下的人對花園口哪一年扒口已經不甚了解；而30歲上下的人，有人甚至對“黃泛區”三個字也一臉的茫然；在位于潁河之背、當豫之沖、地勢低洼的安徽省太和縣，盡管1938年給當地造成了94%的受災面積，98%的受災人口，但當觸及黃泛這個話題時，多半會聽到的回答是“這事兒？得問老輩子人。”

    今年85歲的徐福齡老人，光“治黃工齡”就已經有60多年了，在黃河水利委員會乃至全國水利界，都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專家。1938年6月花園口扒口后，橫貫豫皖蘇的800里“新黃河”成為中日兩軍長期對峙的界河。為防止黃水西泛，當年7月，就由前黃委會會同地方，沿黃泛區西岸，自鄭州以下至中牟、開封、尉氏、扶溝、商水、淮陽、項城至沈邱修筑了一條“防泛新堤”，又名“軍工堤”，總長316公里。時年25歲的徐福齡，曾防守在這條水工軍工兼用的長堤上，任防泛新堤第三段段長。

    記者出發前，徐老專程趕來送行。他說，比起歷史上黃河奪淮六七百年，這9年的黃泛當然只是“小巫覓大巫”，但對20世紀中華民族來說，卻足以稱得上一件大事了。可惜過去對這9年的黃河流路、黃河防務研究得太少，幾乎是空白。

    徐老曾在多種場合表達過這種遺憾。在尉氏縣城關，記者見到了這位世紀老人曾經奉獻青春的“防泛新堤”。

    60年，彈指一揮間，“防泛新堤”早已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這會兒它被兩排楊樹夾持著，像是夾持著一段殘破的歷史。如果不是有心人提醒，你會以為這只是一截廢棄的渠道。它的不同，只是比兩邊地面稍稍高出一些而已。

    看到堤東正在崛起一片民用樓房，房主和施工人員忙忙碌碌，記者帶著一種期待回答的渴望走進他們中間。

    劉金發，男40歲：知道祖上逃難，現在留在陜西還有幾十口人；知道這堤壩是防黃泛的，不知道花園口哪一年扒口……

    孫合亮，男，46歲：聽老人講這是攔水堤；快到日子了吧，38年扒口，看電視知道的。

    崔玉璽，男，63歲：這地方原來是河堤，后來挖成河了。38年我3歲，跟父母逃荒到潼關，回來就10多歲了。

    離開“防泛新堤”，記者心里有一種怪怪的感覺，人們總算還記得這道“軍工堤”，但也已經勉強到了“依稀”了。記者沒敢訪問那些20多歲的青年人，實在是害怕受到他們那無辜的眼神的傷害。中國人民在二戰中的苦難，既然有了南京大屠殺，又有了重慶大轟炸，其酷烈程度都已到了極端，那么從們有什么必要非得對花園口的1938念念不忘呢？時間的一個特點就是既演繹歷史又消解歷史，既創造歷史又遺忘歷史。
   
    惟和南京、重慶慘案不同的是：花園口是中國人自己扒開的。

    也正是這個惟一，構成了花園口扒口的雙重悲劇性。如果非要把它看作一條沉船不可的話，那么它應該比1998年走紅神州大地的“泰坦尼克號”更加沉重，更加令人唏噓不已，喟然長嘆。

    正如黃河水利委員會副主任莊景林所說：即便能防千年一遇洪水的小浪底工程建成，黃河防洪也并非萬無一失，并非可以高枕無憂了。黃河，仍然是懸在下游兩岸上億人民頭上的一柄利劍，稍有不慎，仍會釀成大禍。

    警鐘仍須長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