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中原地區就是我國商人、商業和商文化的重要發源地，我國早期的商業活動、商人代表和商業理論都可認為是源自河南，因此豫商是我國最早也是持續時間最長的商業群體，在中國早期的商幫文化里，豫商占有重要地位。而康百萬家族無疑是近代豫商的代表之一，其經營思想、經營方式、經營地域、文化理念、財富使用等方面都代表了豫商獨特的精神氣質。因此這里就以康百萬家族的發展為切入，探討豫商與晉商、徽商等其他商業群體的差異。

    一、豫商的典范—康百萬家族個案

    長期以來，學界對晉商、徽商研究甚細,而對豫商言之尚少，且概念模糊，乃至明清十大商幫上都缺失了“豫商”的名字，而在中國新五大商幫里，豫商更是寂寂無名,讓源遠流長的“商道”精神在中原大地上幾乎無所依托。

    河南是中國商文化的發源地。辛樹幟《禹貢新解》因丁山《九州通考》說，豫州以謝地得名,《詩·崧高》、《鄭語》記載了周宣王為申伯營謝，甚至春秋時期的霸主之一鄭桓公也曾經打算遷往于此，可見在先秦時期河南地區的環境之優美舒適，宜耕宜居，交通便利，正是諸多的便利條件，剩余產品的大量出現增加了商品交換的可能，“殷人重賈”也就成為一個必然的社會風氣。并且河南商人經商的傳統由來已久，在中國早期的商幫文化里，豫商是領導者。我國最早有史書記載的商業活動，就是夏朝中期殷人“肇牽牛車而遠賈”，居住于今河南商丘的商始祖王亥帶領商族人“做服牛”“以為民利”，以帛和牛當貨幣，在部落間進行交易。“商人”一詞由此得名。南陽的范蠡和濮陽的呂不韋堪稱時代商雄，商丘之計然是為中國最早的商業理論家；范蠡以計然為師將商業理論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情商”呂不韋，籌劃完成了“貨天下”的宏圖大業，堪稱一代人杰。早期的豫商精神集大成者洛陽人白圭在說到經商之道時講“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武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概括之，我們可以說是“智”、“勇”、“仁”、“強”的能力和行為素質，并且他把經商與智慧、道德相互聯系，形成了豫商乃至整個中國商業精神的內核，以致太史公在《史記·貨殖列傳》里，畢恭畢敬地將白圭奉為“天下治生祖”。除了優秀的商業精英，漢唐時代的洛陽、北宋的都城汴京，不僅是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繁榮的商業都市。北宋以后，雖然經濟、政治中心南移，但中原大地的開封、洛陽、商丘等地仍然是繁華的商埠重鎮。

    提起豫商，尤其不能不提縱跨明、清、民國三個歷史時期，富裕十二代，歷經400多年輝煌的鞏義康百萬家族，該家族可稱為歷史上豫商當之無愧的代表。康家從明朝中期以經營店鋪起家，以利用漕運發家，以收購土地興家，以儒家文化傳家。其產業巨大，聲名顯赫，他們運用手中財富，憑借黃河、洛河舟楫之便，搞航運貿易，經營鹽業、木材、糧食、棉花、布匹、絲綢、錢莊、藥材等。到清代中期，康百萬家族富甲豫、魯、陜三省、船行洛、黃、運、涇、渭、沂六河，兩次懸掛“良田千頃”金字招牌，土地達18萬畝，財富無以數計，成為中原一大富豪。民諺稱其“頭枕涇陽、西安，腳踏臨沂、濟南；馬跑千里不吃別家草，人行千里盡是康家田”。1900年八國聯軍攻戰北京期間，康家曾為慈禧太后、光緒皇帝在黑石關修建行宮、架設浮橋、鋪設御道，還向朝廷奉獻百萬銀兩，被慈禧太后賜封“康百萬”，名揚天下。民間百姓還將康百萬與巨富沈萬三、阮子蘭并稱為“三大活財神”，印成年畫張貼，祈致財富。

    中國人常言“富不過三代”，而康百萬家族卻創造了中國財富的神話，堪稱一代儒商的典范、豫商的楷模，特別是其富含哲理的家訓《留余》令人印象至深：

    留耕道人《四留銘》云：“留有余，不盡之福以還造化；留有余，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余，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余，不盡之福以還子孫。”蓋造物忌盈，事太盡，未有不貽后悔者。高景逸所云：“臨事讓人一步，自有余地；臨財放寬一分，自有余味。”推之，凡事皆然。坦園老伯以“留余”二字顏其堂，蓋取留耕道人之銘，以示其子孫者。為題數語，并取夏峰先生訓其諸子之詞以括之曰：“若輩知昌家之道乎？留余忌盡而已。”時同治辛未端月朔愚侄牛瑄敬題。

    世代相傳的“留余”祖訓所體現的“尚中庸、積蔭德、重家教”思想正是傳統豫商精神的精髓，與新時期和諧的商業道德要求殊途同歸。

    二、與晉商和徽商的比較中看豫商

    以康百萬家族為例，可以看出豫商和晉商、徽商在經營思想、經營方式、經營地域、文化理念、財富使用等方面存在著的諸多差異。

    從經營思想上看，晉商重錢不重官，“學而優則賈”(山西常氏家訓)，全心做生意，從小就教育孩子如何賺錢；徽商重官不重錢，有極重的“官本位”思想，追逐財富只是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歸宿，從小就教育孩子做官；而豫商往往處變不驚、深藏不露，克服了根深蒂固的“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張》)、“尊儒黜商”的傳統觀念，推崇文化，兼容并蓄，亦儒亦農亦商。以后人對陶朱公“忠以為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的評價來概括豫商精神，以崇官、擁官和愛官總結為與官員交際之道是不過分的。豫商真正的做到了揚諸商之長、避諸商之短。

    從經營方式上看，晉商從小買賣起家，精打細算，以經營票號、高利貸為主，兼營北方所需的糧、棉、鹽、茶葉、布、絲綢等；以關公之“義”，在經商處建會館以結幫，開辟了“走西口”之路，開創了我國的金融業；徽商崇尚文化與政治，主要以錢莊典當為主，經營鹽、茶、木材，亦儒亦商，與政治極力結緣，或投機取巧，或以絲綢、糧食等，謀取大利，“足跡遍天下”，有“無徽不成鎮”之說；豫商地處中原，認為“金木水火土”，土為中，土生萬物，信守“土能生白玉，地可發黃金”的正統思想，守中虛外，因而以土地經營為主，兼營鹽業、木材、糧食、棉花、布匹、絲綢、藥材等業，從土地的擁有量上，可以說是全國商人之冠。

    從經營地域上，晉商的主要經營范圍是通過走西口，以耐風沙干旱的駱駝為主要運載工具，向晉北、內蒙甚至白俄發展；徽商則主要在兩淮、江浙或長江中下游地區，以船隊為主要運載工具，有時順運河甚至海路北上至京、津地區；而康百萬則以黃河中下游為主線，通過黃河、涇河、渭河、洛河、運河、沂河等水路，向周圍發展，西部最遠至蘭州，東部最遠達日本北至京津，南達滬杭等地。運載工具既有敢于在險峰惡浪中行駛的船隊，又有適宜長途販運的騾馬“高腳隊”。

   從文化理念上看，晉商信奉“學而優則賈”，讓家族中一二流子弟經商，三四流子弟參加科舉考試，用一流的人才、一流的經營頭腦締造晉商隊伍，從而使其異軍突起；徽商賈而好儒，經商喜歡文化，以文會友，書不離手，由儒而商，由商做官，官商互濟，成功之后，買書、刻書、買畫、聽戲、建書院、建園林；豫商位于天下之中，經濟交通發達，中原地區文化源遠流長，豫商深受河洛文化、儒家文化影響，并吸取了法、兵、道諸家文化思想，以農為本，亦農亦商亦儒，把書讀好、營商好與土地聯系起來。

   從財富使用上看，晉商發達之后，在家鄉建立起寬闊的宅院、城堡式建筑；徽商則無外乎兩條路，一是在家鄉蓋豪宅、別墅、園林和戲樓，購買土地，悠游天下，養老送終，建牌坊、造祠堂；一是讓自己的兒子讀書考科舉，做官；豫商則把自己積累的財富購買大量土地，并構筑起龐大的地主莊園。作為豫商代表的康百萬，良田上千畝，建起了占地240多畝，由19個獨立區域組成的猶如一個小型社會的莊園，關起門來，便可以自給自足、自產自銷。

   從創業方面看，晉商以小勝大，往往從小商販開始，精打細算，滾雪球，各成體系，漸成氣候；徽商則以觀察入手，投機取巧，互相聯合，形成商幫；康家采用的是誠信經營、勤儉持家、多種經營、制度取勝。康家認為金銀財寶都屬于“浮財”，容易一朝散盡，因此靠河運發財，靠土地致富，靠“貢獻”得官，形成農官商一體。
從家庭、婚姻來看，晉商、徽商“輕離別”，一去數十年不回屬尋常事，豫商以河洛文化為核心，重鄉土，戀家鄉。晉商長期在外，婚姻不幸；徽商燈紅酒綠，多納妻妾；康百萬則要求婦女“三從四德”（儀禮·喪服-子夏傳）、家教極嚴，而且打破傳統，實行“一夫一妻”制。

    三、豫商精神特點

    豫商精神厚重而深沉，又充滿了生命力。既如張民服先生所說“豫商在中原這塊古老的土地上,縱橫馳騁了4000余年,不僅為各個歷史時期的人們提供了必要的商品物資,而且創造出誠實守信、忠貞敬業、堅韌不拔、刻苦耐勞、處變不驚、沉著應對、積德行善、扶危濟困等許多優秀的豫商精神,這些精神財富已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寶庫中光彩奪目的一部分”。又如現代豫商的優秀代表許家印在2007年第二屆豫商大會上講到的“優秀豫商不論大小都有共同之處，都帶有中原文化氣息和故鄉情感的草根精神，開拓進取的精神，鉆研精神，吃苦精神，創業精神，誠信精神，奉獻精神等等，豫商精神已成為中原文化新的組成部分和寶貴財富”。他們對于豫商精神都進行了凝練的概括。

    以康百萬家族為例，分析豫商、晉商和徽商的差異，可以大致總結出豫商獨特的精神特點，即崇尚中庸、低調內斂、勤儉為本、耕讀傳家、樂善好施、欲取先予、誠信義利、知人善任、審時度勢、敢為人先、保持特色、勇創品牌。

    其一，崇尚中庸，低調內斂。康家對儒家文化的推崇備至，其中“忠、孝、節、義”，在其處處懸掛的匾額、楹聯上多有體現，比如“致中和”（《中庸》）、“居貴敬”(《論語·雍也》)、“行貴簡”(《論語·雍也》)、“端潔退讓”《禮記·曲禮》等等不一而足，一種處驚不變，博大寬容的氣魄自然而成。其中康家家訓“留余”更加充分詮釋了這種精神：“留有余，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余，不盡之福以還子孫。”“臨事讓人一步，自有余地；臨財放寬一分，自有余地；臨財放寬一分，自有余味。”“若輩知昌家之道乎？留余忌盡而已。”康家處處恪守“留余忌盡”的家訓，既傳承了傳統的儒家中庸之道，又與當今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有異曲同工之妙。

    其二，勤儉為本，耕讀傳家。“克儉克勤思其艱以圖其易，是彝是訓言有物而行有恒”，勤儉治家、為誠于國，經過十幾代的苦心經營，終積累起百萬巨富，曾兩次懸掛“良田千頃”匾牌，時人稱“馬跑千里不吃別家草，人行千里盡是康家田”，置地達18萬畝，雄冠全國。“處世無他莫若為善，傳家有道還是讀書”（《書經·周書·蔡仲之命》）。耕讀有道、詩書傳家，康家重視讀書和教育，契合了當前大力提倡的“學習型社會”和科教興國戰略，既是康氏家族商業長盛不衰的原因，也是豫商長盛不衰的動力源泉。

    其三，樂善好施，欲取先予。康百萬家族富仁兼備，重視慈善事業，多次以公益為手段，修黃河大堤，建學校、賑災民，既紓解國難，又救民于倒懸，被山東開封等被災的老百姓稱為“大善人”，贏得了民心和朝廷的賞賜，既達到做官的目的，又得到了朝野主流的認可、贊譽。災荒之年，在自己產業所在燒毀契約，仗義疏財，設置粥棚，賑濟災民，贏得一方百姓的良好口碑，良好的民眾基礎和社會形象反過來又促進了其商業的發展，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如今，懸掛于門前“一赒門里”、“毀家紓難”（《左傳·莊公三十年》）、“德懋行芳”（《船山史論》）等匾額仍在述說著其功績。

    其四，誠信義利，知人善任。康百萬家族在經商和理財的過程中，以優良的商業道德營造了和諧的經商氛圍，終于贏得廣闊的市場和經久不衰的品牌聲譽。康家經營管理系統中當時有四老相公（相公相當于現在的管理者）、八大相公、三十二相公之說，構建起一個運轉高效、合理的金字塔式的商業和家族管理機構，在人才方面層層選拔，選賢任能，用先進適用的管理方法，把家族企業變為企業家族，使管理日臻完善，保持商業健康良性地發展。

    其五，審時度勢，敢為人先。中國傳統的“學而優則仕”，“尊儒黜商”、“重農輕商”思想，對河南人的影響非常深遠，而康百萬家族的可貴之處，正在于他們勇于突破，大膽經商，且以經商盈利，以利促教，以教促進入仕。古代交通以水路最便利、成本最低，康百萬家地處河洛交匯之區和古都洛陽較近，第六代莊園主康大永大膽突破“仕不經商”思想，開辟大河行船。經營長途運輸貿易，促進了各地的商貿聯系，擴大了國內外貿易，對當時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其六，保持特色、勇創品牌。康百萬所經營產業，對于客戶服務細致，堅持“以義制利，以義為上”，不以盈利多寡而有參差之別，既是是在康百萬家族面臨極端困難時也能以信為本，履行合同，優秀的經商作風為康氏家族在全國范圍內贏得了響當當的“康百萬”的金字招牌。這又與現代積極提倡的品牌意識不謀而合。

    “豫商”久遠而厚重，令人景仰。韶華易逝，滄海桑田，世界在變化，豫商精神也在不斷的發展中傳承著，并隨著時代的發展賦予它新的內涵。 

    四、對現代豫商的啟示

    面對著悠久的歷史和蓬勃發展的今天，豫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例如豫商的交易成本比較高，就是因為河南商業誠信品牌的缺失。而且，豫商與其它商幫相比，略顯得較為分散，也沒有在某個行業形成強大的“壟斷力量”。還有“官商”過多也成為一把雙刃劍，豫商要真正成為一個強有力的團體，還需要在中原這片文化沃土中汲取更多的營養，鍛造出更加適應現代發展的商幫文化。“如果沒有一種凝聚力的文化，商幫的概念就是虛幻的。”
 
    陳義初指出“新時代、新商幫、新文化。新時代造就新商幫，沒有改革開放和民營經濟發展，就沒有新商幫；新商幫需要新文化，需要團結、合作、發展的新文化，其中，團結是根本，合作是基礎，發展是目標。”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土生土長的新豫商已經成為河南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并且隨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豫商的力量日漸成熟強大，她必將成為共和國乃至全世界不可忽視的經濟力量。豫商者秉承歷史傳統、勇于開拓；豫商者和衷共濟、誠信義利，創造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