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是1936年6月12日，在小屯村北宮殿區發掘出一個甲骨坑，保存著帶字甲骨17096片，記錄著商王武丁時期的許多活動，看來這是武丁王室的甲骨文檔案庫，這批甲骨片的出土，對考證武丁時期的社會政治、文化、生活有極寶貴的價值。發掘時坑中還發現埋有一個身體蜷曲、側臥的尸骨，其身軀大部分壓在甲骨上，專家認為可能是檔案庫的看守人。

　　第二次，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發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與這批甲骨同時出土的還有陶器制品，這種甲骨與陶器共存的現象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寶貴資料。

　　第三次是1991年秋，在花園莊東地發掘出一個僅2平方米的甲骨坑，但其疊壓厚度卻達0?8米，出土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記載內容豐富，而且問卜者都是武丁時期的王族成員和高級貴族。說明這個時期，占卜活動已不限于最高統治者國王，王室貴胄都可以利用占卜來預測吉兇了。

    發現甲骨文的重大意義

　　商代甲骨文是中國發現最早的文獻紀錄，如今甲骨學已成為一門蔚為壯觀的世界性學科，從事研究的中外學者有500多人，發表的專著、論文達3000多種。它對歷史學、文字學、考古學等方面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司馬遷在《史記》中有一篇《殷本紀》，詳細記載了商王朝的世系和歷史。過去史學界許多人對這些記載將信將疑，因為沒有當時的文字記載和留存的實物資料可作印證。

　　本世紀初，羅振玉在他搜集的甲骨中，發現了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證實了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史記》中所說的“洹水南，殷墟上”的殷墟所在地。

　　此后，學者王國維對甲骨卜辭中所見的商代諸先王、先公，對照《史記》記載作了詳細的考證，證實了《史記》中《殷本紀》的可信性。殷墟是商朝第10代王盤庚于公元前1318年，把都城從奄(今山東曲阜附近)遷到殷(小屯村一帶)，從此歷經至8代12王，在此建都達273年之久。這些研究成果，把中國有考據可信的歷史提早了一千年。

　　從一片殷商甲骨上文字的發現和認定，由此發展到肯定了一個距今3000多年、長達600多年的朝代，這是多么了不起的發現!這樣就把本世紀20年代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可信歷史始于西周的“疑古”思潮，予以徹底的否定。

　　殷墟甲骨的大量出土反映了商代占卜風之盛。王室貴族上自國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氣候、收成、征伐、田獵、病患、生育、出門，等等，無不求神問卜，以得知吉兇禍福決定行止。于是，占卜成了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設置了專門的機構和卜官。有刻辭的甲骨，都作為國家檔案保存起來，堆存在窖穴之中。因此甲骨上的卜辭成為研究商代歷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反映了從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從1899年甲骨文首次發現到現在，據學者胡厚宣統計，共計出土甲骨154600多片，其中大陸收藏97600多片，臺灣省收藏有30200多片，香港藏有89片，總計我國共收藏127900多片，此外，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國家共收藏了26700多片。到目前為止這些甲骨上刻有的單字約4500個，迄今已釋讀出的字約有2000個左右。

　　中國的文字萌芽較早，在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發現了各種刻劃符號，成為中國文字的雛形，經過二三千年的孕育、發展，到了商代，我國的文字達到基本成熟階段。甲骨文具有一定體系并有比較嚴密的規律，刻劃精湛，內容豐富，對中國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過去，古文字研究的主要的依據是商周青銅器上的銘文，如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甲骨文比《說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來源于直接發掘出來的出土文物，可信程度更高，對研究漢字的起源和發展，糾正《說文解字》的疏失，解決青銅器銘文中懸而未決的問題，都有極大價值。

　　從甲骨上的文字看，它們已具備了中國書法的用筆、結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筆線條嚴整瘦勁，曲直粗細均備，筆畫多方折，對后世篆刻的用筆用刀產生了影響。從結字上看，文字有變化，雖大小不一，但比較均衡對稱，顯示了穩定的格局。從章法上看，雖受骨片大小和形狀的影響，仍表現了鐫刻的技巧和書寫的藝術特色。“甲骨書法”現今已在一些書法家和書法愛好者中流行，就證明了它的魅力。

　　甲骨文的發現以及由此引發的殷墟發掘，對中國考古學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在此之前的學者，只是在書齋中研究碑文和銅器銘文，從不去田野里考察和發掘。中國的田野考古，最早是1921年對河南澠池縣仰韶村遺址的發掘，然后是1927年開始在北京周口店猿人遺址的早期發掘。但當時對這兩處的發掘，不是由我國學術部門獨自承當的，而是由當時政府聘請外國學者主持，或由中外學術單位合作進行。真正由中國學術機關獨立進行的田野考古，是從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對殷墟的首次發掘開始的。它對中國田野考古學的產生和發展，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國老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絕大部分是在殷墟考古工地上成長起來的，新中國成立以后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又基本上是由他們培訓出來的。因此稱殷墟是中國田野考古學的誕生地，確屬當之無愧。 《炎黃春秋》1999年第10期 作者:王兆麟【原標題：甲骨文發現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