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太平興國（公元976年至983年）間，鄂州崇陽縣（今湖北崇陽縣）知縣張詠某日見一小吏從庫房中匆忙出來，頭發上掛了一個銅錢。張詠喝問錢的來源，小吏從容回答：“拿的庫里的，怎么樣！”。張詠本以為他干這種事會膽小，沒想到還理直氣壯。張詠變了臉，下令打小吏板子。小吏也氣急了：“一個小錢算什么，你能打我，卻不能殺我。”語氣飽含挑釁與威脅。張詠也氣急敗壞，提起筆寫了一個判詞：“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斬！”拿刀在手，砍下小吏的人頭。

    張詠知道這個殺人是不合法亦不合程序，所以向上級寫了“申府自劾”（自己揭發自己）的報告。結果是，不但沒受處分，反而日見升遷。皇帝趙光義（已改名趙炅）很賞識他的肅貪行為，一直讓他當到樞密直學士（總參謀長）、兼掌三班院（組織部長）。到真宗朝時，他仍身居要職。

    在發生了“一錢誅吏”的事件并受到皇帝的肯定后，張詠于十幾年后再行越法殺人之舉，并且也很奏效。淳化五年（公元995年），他以益州（今四川成都）知州本職兼西川路（治所亦在成都）同捉賊招安使期間，消滅的主李順王小波主力，李王余部尚有活力，但官軍有所懈怠。其中有一個軍吏犯了輕微過錯，張詠下令決杖（打軍棍）處置。沒想到小吏不服，極力申辯。張便有心用“一錢誅吏”的辦法處置小吏，便語激小吏：“莫非你想吃一劍？”小吏高叫：“決杖不得，吃劍則得”向張反叫板。張見小吏上套兒，下令拉出去，斬首。其余軍吏都嚇壞了，面面相覷…

    相比兩次越法殺人，第二次還有些道理，可稱為：實行緊急狀態法下的非常措施。以現代法律程序來判論一千多年前的案例，當然很牽強。而問題是，撇開程序法不論，僅從文化積淀角度來論，這無疑是在鼓勵為官者可以使用超越法律的手法來達到政績目的。比方說，盡管我雇傭黑社會對付拆遷中的“釘子戶”，不管沖突如何，只要我建成了漂亮的高樓大廈、花園廣場，什么程序、什么法制，都得服從政績。所以，西門豹主義與張詠主義仍是今天依法行政的一個巨大的文化障礙，與張詠之肅貪形成明顯對比的是，宋初的高級國策竟然鼓勵貪污。貪污也成為位高權重的大臣的自保手段，比如趙普力以經濟上的不廉潔表明自己無政治野心。張詠反以一個小吏的人頭來表明自己肅貪的決心。

    清朝時，鼓勵貪污仍然是皇帝收攏重臣的一個辦法。乾隆操此術尤精，只看他放縱李侍堯就明白了

    李侍堯出身貴族世家，漢軍鑲黃旗人，其四世祖李永芳是清朝的開國元勛，其父當過戶部尚書。他以有才而聞名官場：一是識人、用人準確，部下為之爭光；二是評論時政，切中要害。因為這二項，乾隆皇帝稱之為“天下奇才”。但他也是個人格分裂型的巨貪。任云貴總督時，盡賣官之能事，下級知府無不以行賄而得職。當地有治鑄場，許多縣官兼任最高管理者（廠員）。有時又專任此職，原任暫空。有一廠員任滿，要求調回本職，李侍堯向這位縣級官員一次要了八千兩銀子。

    李侍堯辦案也多施巧奪之計，如案中寫明贓物六百兩黃金，李侍堯大筆一揮改為六十兩。結了案，五百四十兩黃金就成了他自己的了。

    為穩定自己的位置，他還百般回護自己的下級，如在先后在兩廣總督任上包庇總兵李星垣。

    李侍堯終于因貪瀆而犯罪，由于涉案面廣、數額巨大，大大震驚了乾隆皇帝，感嘆道：“今李侍堯既有此等敗露之案，天下督撫又何能讓朕深信乎？”因此在乾隆四十五年判了李侍堯死刑，等秋后處決。但是，乾隆經多方權衡，決心釋放李侍堯，讓他赴任陜甘總督，稍后又轉任閩浙總督。乾隆寬貸并重用他的原因有三：其一，李侍堯祖上為清家開國功臣，不宜對功臣之后采取過重的懲罰，否則被認為無恩；其二，李侍堯勤干有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其三，若以罪身免刑，遇國家緊急之時，他會效死力，這叫“收買人心”。

    果然，李侍堯在轉任閩浙總督后，對臺灣“亂民”林文爽武裝暴動事件進行了血腥的鎮壓。由于這一功績，李待堯被乾隆皇帝賜“襲伯爵”，并在臺灣建了生祠，再入二十功臣表，圖像掛入紫光閣。

    臺灣民變直接原因是臺灣總兵柴大紀、知府孫景燧一批貪官任貪贖、剝奪人民所致，間接的原因是他包庇柴孫二人所致。為了保住自己，他與前來督軍的協辦大學士福安康推出柴大紀，以柴“聲名狼藉、縱兵激變”為名，將柴處棄市之刑，以謝臺灣人民，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島內緊張局勢。可見，貪官也善使蒙蔽與虐殺之術！此時，孫景燧已被“亂民”打死，否則他的頭也會被李侍堯借來一用的。

    中國歷史有一個奇怪的回歸圈：歷代政府都高喊反貪，但最終又皆因腐敗而導致政治效率低下以致于亡國。究其原因的三：其一，官僚集團之間的互保；其二，皇帝循情用人；三是，官吏基數龐大，重祿養廉不起作用。其中第二項尤為重要，使腐敗成為一個“包庇鏈”。【原標題：西門豹比孔圣人技高一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