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周的制度遠非如道德。其一，是它的武力征伐性格更甚于前代；其二，它的意識形態宣傳內外有別，表現出了更高的欺騙性，為中國此后歷代統治者在意識形態上“玩花活”開了先河－－也就是說強權集團總是習慣于說一套、做一套。

    周的武力征伐性格從滅殷開始大為伸張，隨后“踐奄”－－踏平不服從新主的奄國，再征南土、伐獫狁，是一路殺下來的。歷史資料表明，“周之克殷，滅國五十”，而殷人建國之初所征伐的“不過韋、顧、昆吾；且豕韋之后，仍為商伯；昆吾雖亡，而已姓之之國，仍存于商、周之世。”根據這些史料，清末大學問家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稱：“故夏、周之劇烈矣。”

    歌頌武王克商的《大武》舞曲表演，更說明周對武力的崇拜即用宏大的藝術表現形式來抽象或復現武力業績，描述周的軍事力量與殷的軍事力量大決戰的過程。整個表演分為六個環節，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周的武力威風。

    第一場表演武王率大軍北征，用《周頌》中的＜我將＞為歌辭：“我天天謀求平定四方，早晚不懈，敬畏上天賦予我的這種責任。

    第二場表演武王克商，用《周頌》中的＜武＞為歌辭：“武王繼承文王的事業，戰勝殷商，遏止商紂殘害人民，大成其功。”

    第三場表演武王征伐南國，用《周頌》中的＜賚＞為歌辭：“普天同慶，我的征伐是求太平，讓天下聽從周的命令。”

    第四場表演是武王使周朝天平基本穩定，用《周頌》的＜般＞為歌辭：“周朝的疆域已經廣大，高山大河壯觀非常；各方伯酋敬答武王，服從命令。”

    第五場表演武王派出周、召二公指揮戰役，用《周頌》的＜酌＞為歌辭：“我軍陣容威嚴，將獲大勝，我把王師交付二公指揮。將士都會聽從你們的指揮，出色地表現自己的英勇。”

    第六場表演武王勝利回朝，用《周頌》的＜恒＞為歌辭：“武王平定了四方，保衛了國土，安定了周室，從而使萬邦和協，屢有豐年。”

    為了震懾殷商舊人和彰顯武功的作用，周王把獻俘的政治意義擴展到極大化并固定為既定程度。最有宣傳效力的兩個環節是殺一批重要的俘虜和把最重要的敵軍首領的頭掛在戰旗上。

    后者是以紂王之頭和他的兩個妻子的頭為“馘”（祭品）的。當時的場面是：武王主持獻祭典禮，姜尚扛著掛有紂王頭白旗、掛著紂王二妻頭的赤旗進入廟中，報告獻上的“馘”的名稱；隨后，次重量級的敵首（與旗）一同進廟，逐漸形成盛會之狀。

    為了讓殷商舊族放棄對往日榮耀的留戀以及由此而生反叛之心，周的意識形態宣傳便強化對他們的三點宣傳。《逸周書•商誓解》記載此三點分別為：

    一周國雖小，之所以克商是出自天命，紂王違反湯的傳統政策才導致今天革命；二，殷商貴族與紂不同，后者乃獨夫民賊，前者只要聽命于周則可安居樂業；三，不要不敬天命和周命，否則會遭刑（殺）罰。

    一派強者的威風，既便恩中亦帶威脅，哪有什么道德之感。當然，孔子所歌頌的是周代既定的制度，也就是說逐漸向道德化漸進了的制度，特別是周公輔助成王以來確立的秩序與創造的繁榮。然而周的“道德話語”也出了大問題，它的意識形態是“兩乎皮”的，甚至是掛羊頭、賣狗肉。

   《尚書•周書》之＜大誥說＞：“天命不僭…”，而在＜康誥＞中則說：“天命不于常”。前者是對殷商舊族和各個封國及百姓說的，一句話：你休想取代我，周之坐江山乃天命。后者是對內部人即宗室和當政貴族說的，告誡他們：老天有他的道德評判，搞不好，他會找人替代我們。

    孔子并不在乎這個悖論現象，他看到的是周制的八百年續存，即最后功利效果。這個悖論也造就了中國政治中迷信國家暴力的性格，當“說一套、做一套”的意識形態不起作用時候，強權集團更相信鎮壓的作用，結果暴力愈甚，亡之愈速。秦與隋的興勃亡忽典型地說明了這一點，為什么兩個統一且強大的王朝（并具有完備的法律體系）存之不久？有人說是選擇接班人的問題。而在“接班人”問題往下再看是什么呢？往往是在“說一套、做一套”方面表演的最好的人更具獲取最高權力的可能，相反，較差的表演或易于直率發表意見或者掩飾不足的人則與最高權力漸行漸遠，終至被邊緣化。

    從歷史初期的政治性格，漸次沉淀成文化性格，對政治家個人的品格乃至對全民性格的熏陶則成必然之事。所以，百姓中間又形成了一套——“只做過頭事，不說過頭話”的世俗邏輯規則。之于民，非順民，即奴隸；非奴隸，即暴民。

    后世史學家雖把儒法兩家分為涇渭，但是此兩家在方法論上又如此相近，漸使中國傳統政治中的“外儒內法”形成給定本質。

    呂不韋晚于孔子約二百五十年，作為大思想家和編輯專家在《呂氏春秋》中也肆意編造了一個政治神話。在＜慎大覽（卷）•慎大＞篇中說：

    “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輿，命封黃帝之后于鑄，封帝堯之后于黎，封舜帝之后于陳。下輿，命封夏后之后于杞，立成湯之后于宋以奉桑林。武王乃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待殷之遺老，而問殷亡之故，又問眾之所說（悅）、民之所欲。”

    很顯然，他又一次極度美化了周制，與孔子異曲同工。完全忽略了《大武》的崇武含義，完全忽略了獻俘的炫耀含義，更不知“三點訓誡”的威懾含義。

    霍管蔡與武庚的叛亂史實，粉碎了呂氏的說法。其粉碎意義并不在叛亂本身，而是霍管蔡三叔對殷之遺民武力監督的真實含義。

    秦的統一更為“呂不韋神話”的破產添了注解。盡管秦贏政逼死了呂不韋，但他的思想與方法論還是受重用的，所謂“殺其人而用其法”也。可是在移周鼎滅六國之后，他并沒按慎大的戲路（原則）去表演（執行），而是把六國的財富與宮女全聚于咸陽，就不用說“恐懼”、“太息流涕”之類的了。有的只是興奮，興奮得手舞足蹈。

    孔子對周家這套“兩乎皮”的制度義無反顧地吹捧，自有他的解釋，在《論語•泰伯》中，他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此，便比“說一套、做一套”更進了一步。對于老百姓的宣傳，不見得有什么效果，所以只有讓他們按著你的命令去執行就是了，不必讓他們知道這是為什么。并且，最好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