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清明節(jié)、關(guān)于介子推流傳在民間的故事大致如此：春秋時期，晉公子重耳的隨臣介子推跟隨晉文公在外流浪十九載，其間有一次路過衛(wèi)國的時候，遭到衛(wèi)國國君的拒絕，沒有食物可吃，重耳幾乎快被餓死了，這時介子推為了晉國大局著想，就在自己腿上割了一塊肉給重耳吃，救了重耳一命。重耳返國后，大賞群臣，唯獨忘記了賞賜對自己有救命之恩的介子推。而介子推也不想尋求晉文公重耳的賞賜，于是跟母親隱居到一個叫綿山的地方。倒是別人看不下去了，就寫了一首《龍蛇歌》張貼在文公居住的房子外面。“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其所”。這篇東西提醒了晉文公，于是晉文公就親自去請介子推出來做官，但是介子推躲著不肯出來，文公沒有辦法，只好放火燒山，逼迫介子推母子出來。但介子推仍然沒有出來，最后被大火燒死在了綿山這個地方。事情發(fā)生后，晉文公很后悔，就把綿山這個地方的田地封為介子推的領(lǐng)地，以彌補自己的過失，并且借以教育國人，要記別人的好處，不要忘本。此外，晉文公還把燒死介子推的這天定為寒食節(jié)，舉國不得燃起煙火，隨后逐漸演變成清明節(jié)，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祭典祖先、緬懷親人的一個節(jié)日。

　　但是司馬遷在《史記》里，卻沒有關(guān)于介子推割股奉君的歷史記載。《史記》中介子推的出場，已經(jīng)是在晉文公一行在秦國軍隊的護送下，過黃河的時候了。當(dāng)時的情況是，咎犯（即狐偃）在河邊不跟晉公子重耳走了，跟他說：“我跟您周旋天下這么多年，有過失的地方肯定很多。我自己都知道，更不用您說了，請讓我從此離開好了。”重耳馬上表態(tài)說：“我若返國，如果不能和咎犯共成大業(yè)，讓黃河看著作個證明。”于是把一塊白璧投入河中，以用來作與咎犯的盟證。《史記》上說：“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咎犯以為己功而要市于君，固足羞也。吾不忍于同位。乃自隱。”

　　從一開場，就說明了介子推的與眾不同，他認為重耳能有今天，完全是上天的安排，而否認了眾人的智慧和各種付出，這不但迷信，也顯得武斷。在介子推對咎犯這樣的變相要求賞賜做官的做法嗤之以鼻的同時，實際上也暴露了他性格上偏激的一面。

　　而歷史上咎犯這樣的人，一直都是治世的能臣，他的一家按照當(dāng)時的標(biāo)準(zhǔn)，是典型的忠良之門，如其兄狐毛和其父狐突，甚至狐突被晉懷公囚禁后，寧可被殺也不肯把自己的兩個兒子從重耳身邊叫回來。

　　對于這樣忠心不二、能文能武、堪稱“國器”的臣子，被介子推所嘲笑、所不解，我們只能得出這么一個結(jié)論：介子推本人，很可能是一個個性偏激的人，而在他的性格里，不能容人的成分也要多一些。

　　《史記》上說，文公元年春，渡河之前，介子推就自隱了，按照常規(guī)，他留在了秦國境內(nèi)。因為思念母親，之后悄悄回了家。這時，他已經(jīng)決心離開“官場”了，根據(jù)《史記》的說法，他就對母親說了一番話，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nèi)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奸，上下相蒙，難與處矣。”這次他不但看不慣，簡直有點憤怒了，對很多人都有了意見。晉文公流浪那會兒，史書上說，才有賢士五人呀！介子推對大多數(shù)人都看不慣了。更甚者，他對晉文公也看不慣了，“下冒其罪，上賞其奸，上下相蒙，難與處矣”，下面的人這樣，上面的人反而還賞賜他，不是下級哄上級，一級哄一級，而是上下級之間相互哄、相互騙，整個國家都這樣了，我怎么還能跟他們相處呢？

　　所以介子推的意思很明確，我不是嫌沒有封賞我，而是我不要那個封賞，我看不慣你們每個人。但是話又說回來，介子推把晉國君臣之間的關(guān)系說得如此不好，那與他所謂的“天實開之”的觀點不是自相矛盾了嗎？按照他的說法，君臣之間“上下相蒙”，晉國又怎么能達到大治的目標(biāo)，又怎么能說成是“天實開之”，并且最終還成就了一番霸業(yè)呢？

　　到了這個地步，他更進一步地亮明了自己的觀點：“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給人的感覺是，他甚至憤怒到要斷絕一切關(guān)系的地步了。繼而，他又說：“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說明他下一步連話也不要說了，從此跟文公一班人是徹底兩清了。

　　介子推在《史記》上還留了一筆，不是因為他在晉文公流浪期間有過什么功勞，更不是因為他曾經(jīng)割股奉君，有大恩于重耳，而是因為他的個性和言論有特點。從《史記》的描述里，我們可以斷定，介子推是一個比較有見地、有文化的古代知識分子。首先，他能夠說出“天實開之”的話，雖然這話最早出自趙衰之口（趙衰在重耳一行流浪楚國的時候，因楚成王厚待重耳，重耳不敢接受時，趙衰即以“天實開之”鼓舞重耳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但起碼說明他有自己很明確的政治立場和政治觀點，思考的內(nèi)容和層面也較高；其次，他跟他母親說的那些話，都是帶著濃郁的文人氣息的話，如“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有人說介子推應(yīng)該是一介武夫，借以佐證他即使從腿上割一塊肉下來也能正常的自如的活動，但從言論上看，他絕對是一個文人。而《史記》上給他留了一筆，大概應(yīng)該歸功于兩個原因：一、他旗幟鮮明地提出了“貪天之功，據(jù)為己有”的觀點，可能是最早確立“君權(quán)神授”理論的開山鼻祖之一；二、他不愿意當(dāng)官，不愿意要俸祿，以為那不是很干凈的東西，而甘愿自食其力，這也多少反映了古代一些知識分子的美德，或者說古代一些知識分子的理想境界和追求。《史記》的作者司馬遷，也許能夠從介子推的身上，看到文人們雖然身無長物，但是依然可以做到傲視權(quán)貴和潔身自好，因此，在深深的同情之余，在他原本惜墨如金的筆下，還是給介子推留了一些筆墨。

　　介子推在《史記》里，已經(jīng)有些拔高，比如說，有人在《龍蛇歌》里把其列為“五子”之一，但這僅僅是個開始，在西漢劉向的《列仙傳》里，介子推已經(jīng)成為一名神仙，而到了宋朝，則被真宗皇帝封為潔惠侯。接著，介子推和寒食節(jié)、清明節(jié)都聯(lián)系在了一起，把介子推當(dāng)作古代“既忠且孝”的典范，甚至民間有“南有屈原，北有介子”的說法，把介子推同忠君愛國的大詩人屈原相比，這就更顯得牽強附會了。

　　其實介子推被拔高和被神化，完全是因為他迎合了兩點：“君權(quán)神授”和“愚忠”行為。“君權(quán)神授”是古代的君主和皇帝們最喜歡的東西，而流傳漸廣的所謂“割股奉君”的行為，則宣揚了一種絕對的愚忠行為和思想觀念，因而也受到了歷代最高統(tǒng)治者的推崇和青睞，而不會有任何人對此再提出異議。同時，有了功勞但決不居功自傲，也決不跟統(tǒng)治者討價還價，免得他們一旦成功后尚得冒“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大不義罵名，這也很符合一些古代最高統(tǒng)治階層的胃口。而在部分古代知識分子的心目中，介子推的決不與統(tǒng)治者同流合污、潔身自好和傲視權(quán)貴的思想和行為，顯然也得到了他們的認同和推崇。因此，便有了歷史上看似思想復(fù)雜、行為怪異，而實際上思想單純、行為明確的春秋奇士介子推的似忠非忠、似孝非孝、“既忠且孝”，又似是而非的獨特的個人形象。

　　綜上所述，從《史記》里，司馬遷還是給我們介紹了一個接近于歷史真實的介子推，也感受了一個古代知識分子個性上偏激和性格上不能容人的一面，使我們在揭開歷史上重重迷霧的同時，尚能夠基本準(zhǔn)確地理解某一段歷史、或某一個歷史人物。田孝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