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56年，沒有什么值得特別懷念的。但20年后很多已漸老去的晉臣們想起那一年那一天做的選擇，卻感到陣陣不安。如果還能回到過去，他們一定會重新選擇，堅定地站到重耳的身后。已經華麗轉型的晉文公（即重耳）顯然感受到朝臣們的情緒，這種不安的情緒彌漫在整個朝堂之上，嚴重影響著晉國建國初期事業的發展。

    恰好，頭須來了，一個已經被歷史遺忘的小人物。誰都可以忘記他，但晉文公絕不會忘記他。頭須最初是追隨晉文公的，并被委之重任，掌管財物。但就在晉文公逃亡時，頭須卻將財物席卷而空，一走了之。這也為后來晉文公一路上的狼狽不堪埋下了伏筆，其中，老農以土奚落和介子推割股就是頭須事件發展的代表作。

    但是，頭須的一番話很快就將晉文公的恨意全都打消了，他說：“臣竊主公之財，使主公饑餓。臣之獲罪，國人盡知。若主公出游而用臣為御，使舉國之人，聞且見之，皆知主公之不念舊惡，而群疑盡釋矣。”

    晉文公只用了一個字評價這段話：“善。”

    頭須的出現就像一顆定心丸，晉文公連最恨的人都可以任命，還有什么人值得懷疑呢？

    當朝臣們漸漸平息議論，不安的心終于放下時，民間的輿論卻又再次將眾人的心提了起來。一切只因為一個人——介子推。

    20年前，介子推追隨在晉文公的左右，甚至“割股啖君”；20年后，介子推卻隱居在重重的綿山。為什么在逃亡時能不離不棄，而回歸之后，在晉文公同樣也需要人才的時候，他卻選擇悄悄地離開呢？

    晉文公華麗轉身后，就遍賞群臣，并下詔：“倘有遺下功勞未敘者，許其自言。”一個被遺忘的追隨者壺叔，就跑去問個明白，說：“（臣）戾則侍寢食，出則戒車馬，未嘗傾刻離左右也。”晉文公是這樣回答他的：“夫導我以仁義，使我肺腑開通者，此受上賞輔我以謀議，使我不辱諸侯者，此受次賞冒；冒矢石，犯鋒鏑，以身衛寡人者，此復受次賞……三賞之后，行且及汝矣。”很顯然，壺叔的功勞太小，被遺忘了。

    而翻閱史書，我們不得不略帶遺憾地說，介子推就如壺叔，所做的就是端茶捧水之類的活。盡管，在介子推割股事件后，晉文公飽含著一把辛酸淚說：“將何以報？”可是，一轉身，他還是把介子推給忘了。

    然而，介子推會不會像壺叔那樣，站出來要求封賞？不會。

    介子推是一個有自知之明的人，他知道在逃亡時，自己可以從精神上支持晉文公，但在回歸后，自己卻無法從政治上支持晉文公。對他來說，從一而終地追隨只是一個人最基本的道德，這并不能作為邀功的理由。而“割股”這件事，在他看來只不過是解決了晉文公的一次饑餓問題而已，也不值得去吹噓。介子推是赤誠君子，不是政客。

    本來，晉文公的遺忘和介子推的拒賞之間并沒有什么矛盾，如果一切按正常軌道行駛，介子推就在綿山靜靜地過他的隱居生活。然而，頭須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切。

    頭須與介子推的反差如此之大，讓朝臣們不得不懷疑，晉文公到底是不是一個信守諾言的人呢？如果是，為什么把當初“將何以報”的諾言忘了呢？如果不是，那么起用頭須就只是一次作秀而已：在需要時，他可以連仇也不記了；在不需要時，他可以連恩也忘了……

    不安的氣氛再次籠罩在晉國的上空。

    顯然，介子推事件已不再是晉文公的個人問題，而成了他是否信守諾言的道德標桿。

    于是，晉國上下開始了一場尋找介子推的行動。為此，介子推的鄰居解張還被封為下大夫，而解張僅僅是向朝廷提了個醒而已。可見，晉文公是勢必要找到介子推的，他要向國人表明，他并不是一個忘恩負義之人。

    在重重的綿山腳下，當無法找出介子推時，晉文公面露慍色。這場尋找介子推的行動固然是重要，但議事日程中還有許多更重要的事等著他去做，他可不能為了一個人而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時間。

    晉文公沒有耐心再等下去了。找不找得到介子推已經不是問題了，只要晉文公向朝臣百姓表明他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就足夠了。于是就有了后來的火燒綿山，介子推母子死于柳樹之下一事。

    雖然只是找到了介子推的骸骨，但晉文公的眼淚，介子推的祠祀，改綿山為介山，設清明前一日為寒食節……這一系列后續活動為晉文公做足了道德文章。雖然沒有找到介子推，但其政治目標已完全實現。

    如果介子推能有一點點頭須的政治頭腦和投機意識，那么在這場秀面前，他不僅能得到原有的賞賜，而且還能夠幫助晉文公做好道德文章，得到超值和賞賜。可惜，這樣一個單純的人是永遠也學不會這些的。 （王清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