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姓的“半部堂”，出自北宋王朝開國宰相趙普“半部《論語》安天下”的典故。

       周姓的“愛蓮堂”，出自北宋理學的開山鼻祖周敦頤。他在《愛蓮說》中，曾贊美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

       謝姓的“東山堂”，出自東晉著名政治家謝安的典故。謝安，字安石，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淡薄名利，隱居會稽東山。在國家危難的關頭辭別東山，出任宰相。指揮淝水之戰大獲全勝，繼又北伐，收復青、兗、徐、豫等州；成為流芳千古的英雄人物。成語“東山再起”說的就是謝安。

       劉姓的堂號“蒲編堂”，典出三國蜀漢皇帝劉備故事。東漢末年，劉備家居涿縣，幼年喪父，貧苦無依，和母親一起織席賣草鞋為生。起事后，常被政敵蔑稱為“織席販屨小兒”。劉備稱帝后，常思其母編織蒲席之苦，茶飯無味。劉姓后人遂以“蒲編”為堂名，以告誡子孫勿忘祖先創業之艱辛，以簡樸勤奮為本。

       楊姓的“四知堂”，出自東漢楊震拒收賄賂的故事。東萊太守楊震路經昌邑，當晚昌邑縣令王密求見。王密為討好上司送來“十金”，并對楊震說：“三更半夜無人知曉。”楊震嚴肅地說：“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么說沒人知道呢？”王密只得羞慚而退。楊震后來擔任司徒、太尉等重要的職務。為了紀念楊震的一身正氣、廉明清正，楊姓后人將“四知”作為家族的堂號，鞭策子孫效法祖先的清廉家風。

       王姓的“三槐堂”，出自北宋王祜“植三槐，自知子必貴”的故事。王祜是開國名臣，曾任尚書、兵部侍郎等要職。他曾親手在自家庭院里，種了三棵槐樹，并預言說：“我的后代一定有擔任‘三公’一類高官的。先用這三棵槐樹當標志吧。”后來他的兒子王旦果然當上了宰相，天下人都稱之為“三槐王氏”。“三槐堂”由此得名。

       韓姓的“晝錦堂”，是北宋社稷重臣韓琦致仕歸里，在相州故居修造廳堂之名。典出《史記"項羽本紀》，秦末項羽統兵破咸陽亡暴秦后，思歸江東，說：“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誰知之者！”后以富貴還鄉為“晝錦”。韓琦以“晝錦”為堂號，絕非小人得志后的矜夸炫耀；而另有深意——把“晝錦堂”詩刻于石上，以告戒自己和后人：夸耀名譽地位，是一種令人菲薄的陋行；而應當把功業榮華作為對自己的激勵和儆戒。北宋文壇巨擘歐陽修在《相州晝錦堂記》一文中，對此論說甚詳。

       孫姓的“映雪堂”，出自西晉孫康映雪夜讀的典故。孫康自幼篤志好學，家境貧寒，無錢買油點燈夜讀，冬夜利用白雪反光刻苦研讀。由于勤奮攻讀，學富五車，官拜御史大夫。孫姓后人把“映雪”作為堂號，旨在激勵子孫發奮讀書，立志成材。

       鄭姓的“著經堂”，是贊頌東漢著名的經學大師鄭玄在學術上的巨大貢獻。鄭玄潛心著述，聚徒講學，融會貫通，遍注群經，成為漢代經學的集大成者。

       從宋代開始，一些文人雅士喜歡把“堂號”署在詩文書畫作品上。后來，干脆自己命名一個“堂名”，在文化交流時簽署使用。實際上，這些文藝家已把家族的“堂號”逐步演化為個人的“齋名”。文人為書齋所取之名，又稱為“室名”，例如：宋代文人蔡京的“六鶴堂”、陸游的“雙清堂”，元代文人黃公望的“三教堂”，明代文人湯顯祖的“玉茗堂”、吳文華的“濟美堂”、譚元春的“岳歸堂”，清代文人秦榮光的“養真堂”、陳廷慶的“謙受堂”等。

       現代文學藝術家劉半農的“含暉堂”、豐子愷的“緣緣堂”、陳寅恪的“寒柳堂”、馮友蘭的“三松堂”、張大千的“大風堂”、劉海粟的“藝海堂”、李可染的“耕牛堂”等都是著名的齋名。單字的齋名，在20世紀前期較為盛行，如王國維的“觀堂”、魯迅的“俟堂”、郭沫若的“鼎堂”、周作人的“知堂”、孫犁的“耕堂”、馮其庸的“寬堂”等，已為廣大文學愛好者所熟知。

       近代許多政客、名人遷居天津，他們在天津購買私人住房時往往用“堂號”，卻不用本人姓名。例如：

       1905年，袁世凱任直隸總督時，以“樹德堂袁”的名義買下河北區元緯路和地緯路之間20多畝土地，建起規模宏大的袁氏花園公館。

       1912年，曾任北洋政府大總統的黎元洪在舊英租界盛茂路（今河北路），以“大德堂黎”的名義，購買土地，建造高級住宅。

       1927年，曾任北洋政府大總統的徐世昌以“寶墨堂徐”的名義，購地15畝，建起8所住宅。

       吉鴻昌將軍在天津的住所，是1930年以“有余堂”的名義購置的。宋哲元將軍在天津的住所，是1932年以“明德堂”的名義購置的。張自忠將軍在天津的住所，是1936年以“安慶堂”的名義購置的。張學良將軍的胞弟張學銘在天津的住所，是1931年以“大福堂”的名義購置的。愛國工商業者周叔弢先生的寓所，是1935年以“詩禮堂”的名義購27畝建造的；愛國實業家畢鳴岐先生的寓所，是1944年以“永順堂畢”的名義購買的。

      政要名流購買私人住宅樂于用“堂號”之名簽署登記，究其原因，一是為了顯示家族的聲望和地位；二是不必顯示張揚自己的姓名。這種作法也體現出天津近代民俗的一種習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