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詩人、廣東嘉應州（今梅州市）人黃遵憲的《人境廬詩草》有詩云：“中原有舊族，遷徙名客人。過江入八閩，展轉來海濱。儉嗇崇唐魏，蓋猶三代民。”還有詩云：“篳路桃弧展轉遷，南來遠過一千年；方言足證中原韻，禮俗猶留三代前。”這些詩句，簡要地敘述了客家人的遷移史，明確指出客家人的祖根在中原。客家人的族譜家乘中也都記載著來自中原或根在河洛，例如：

《蕉嶺賴氏族譜》云：“賴氏居潁川（郡治今河南禹州，晉移治今河南許昌），已更數代……西晉永興間，列室官浙東，從東海王越，討成都王潁，卒于軍，一子元公，公二子：長厚，次莊，遷松陽家焉。”

《嘉屬劉氏族譜》云：“先主次子永公，初封魯王，繼封甘陵王，魏咸熙元年，東遷洛陽，遂家焉。自五胡亂華，永嘉淪覆，晉祚播遷，衣冠南徙，永公之裔，亦遷居于江南。”

《崇正同人系譜》卓氏條云：“晉五胡之亂，中原望族相率南奔，粵有卓祎者，為建安刺史，后因家焉。”同書吳氏條云：吳氏“世居勃海，散處中州，其后有隨王潮入閩，而入于粵之潮嘉等處。”同書陳氏條云：“故陳氏郡望稱潁川，宋末中原士族紛紛南隨帝室播遷，有陳魁者，率其族眾九十三人，移居福建汀州府之寧化上杭。” 同書鄭氏條云：鄭氏“世居中州，南宋孝宗時，有鄭清者，以太師貶官福建上杭梅溪司巡檢，遂家上杭。” 同書凌氏條云：凌氏“世居河南，至唐有凌孜，為會稽太守，遷居余杭；宋時，凌吉由余杭遷江西會昌。”

《梅州丘氏創兆堂記》云：丘氏“先世由中州遷閩”。

《蕉嶺湯氏族譜》云：“迨黃巢亂后，湯氏從中原南遷。”

《道光五華藍氏譜》云：“我藍氏，系出汝南（今屬河南）。”

蕉嶺《程官部黃氏家譜》云：“侃公，由江夏而遷光州（南朝梁置，治今河南光山縣，唐移治今河南潢川縣）之祖也。僅方數世，錫祖字天與，因寇亂，由光州固始（今屬河南）入閩，卜居邵武之和平。”

《古氏重修族譜序》云：“漢魏齊梁之間，以古著姓登朝者，不乏人；迨及唐季，散居河洛……至宋由北而南。”這里所說的“河洛”，即黃河與洛水，指這兩條河之間以洛陽為主的河南西部地區。

客家由中原大批南遷始于何時，說法不一。一說始于秦代，如吳炳奎等人的《梅州客家簡說》云：“梅州客家先民來到梅州，最早始于秦代，秦始皇統一中國后，派駐嶺南戍邊的五十萬大軍，其中一部分留在梅州地區安家落戶。”一說始于東漢，認為東漢末年的董卓之亂及軍閥混戰時期，自中原流亡到江南的許多士族，有一些即是客家的先民。一說始于晉代，認為《閩書》所云“晉永嘉二年，中原板蕩，衣冠始入閩者八族”及《臺灣省通志·氏族篇》中所說晉代從中原入閩者13姓中，就有客家先民在內。還有說始于唐者，始于五代者，始于南宋者，因而形成客家大遷移三次說、五次說、六次說、九次說等多種說法。

提出客家人“大遷移五次”的，是現代史學家、客家問題研究專家羅香林教授。他在其所著《客家源流考》中說：“客家先民原自中原遷居南方，遷居南方后，又嘗再度遷移，總計大遷移五次，其他零星的遷入或自各地以服官或經商而至的，那就不能悉計。”該書所附《客家遷徙路線圖》（附后）及《客家遷徙路線說明》，對五次遷徙的原因與路線，作有如下闡釋：

第一次：自東晉，受五胡亂華影響，由中原遷至鄂豫南部，及皖贛沿長江南北岸，以至贛江上下游，為遷移之第一時期。（由西元三一七年至八七九年。）

第二次：自唐末受黃巢事變影響，由皖豫鄂贛等第一時期舊居，再遷至皖南，及贛之東南，閩之西南，以至粵之東北邊界，為遷移之第二時期。（由西元八八0年至一一二六年。）

第三次：自宋高宗南渡，受金人南下元人入主之影響，客家先民之一部分，由第二時期舊居，分遷至粵之東部北部，為遷移之第三時期。（由西元一一二七年至一六四四年。）

第四次：自明末清初，受滿洲人南下及入主之影響，客家先民之一部分，由第二第三時期舊居，分遷至粵之中部及濱海地區，與川桂湘及臺灣，且有一小部分更遷至貴州南邊及西康之會理，為遷移之第四時期。（由西元一六四五年至一八六七年。）

第五次：自同治間，受廣東西部事件，及太平天國事件之影響，客家一部分人民，分遷于廣東南路與海南島等，為遷移之第五時期。（西元一八六七年以后。）按：“廣東西部事件”，指清朝咸豐、同治年間廣東西部的臺山、開平、四會一帶土著與客民因爭土地而發生的械斗事件。

從“圖”中可知，客家遷徙的始發點有四：一支自洛陽遷至上蔡、新蔡（均屬河南）；一支自靈寶遷至光州；一支自長治（今屬山西）遷至新蔡；一支自開封（今屬河南）遷淮陽（今屬河南），再遷潁州（今安徽阜陽）。這四支移民，除一支自山西出發遷入河南境外，其余三支均是自河南出發向南遷移的。以后的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遷徙，均是以前一時期舊居為出發點的“再遷”。

實際上，客家先民開始自中原大規模南遷，并非只在晉代，而是在幾個朝代，有多次，始發地也并非只有上述四個，而是更多。這是因為客家是中原先民歷代南遷的產物，而中原人的南遷，早在先秦時期已經開始，當然，真正具有一定規模的南遷，則始于秦朝。此后，歷代不斷，以晉代、唐代和宋代的遷徙最為顯著。中原人為什么外遷？一是人口增長速度快，人均耕地面積不斷減少，需要向外尋找出路；二是中原地區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人民不愿再受戰亂之苦；三是自然災害頻仍，人民無力治理；四是不堪忍受封建統治階級的殘酷壓迫和剝削；五是出于封建統治者的政治需要；六是由于官職調遷、游學、經商、避仇等原因。那么，為何遷徙的主要目標是南方呢？這是因為南方開發較晚，地廣人稀，自然條件好，戰事較少，社會安寧，所以，除了強制性的遷徙外，南方便成了中原人理想的移居地。為了說明中原先民南遷與客家的關系，我們根據史書記載，簡要敘述一下自秦朝以來中原先民的幾次大規模南遷。

據《史記·白起王翦列傳》、《秦始皇本紀》及《南越列傳》等書記載，公元前225年，秦始皇派大將王翦率60萬大軍攻楚，前223年破壽春，滅楚，“因南征百越之君”。最先由屠睢帶領幾萬人深入嶺南（即嶺表、嶺外，指五嶺以南地區，相當于今廣東、廣西二省及越南北部一帶），接著又由任囂、趙佗率水師分兩路增援，終于抵達目的地番禺（今廣東廣州市）。任囂任南海尉，趙佗任南海龍川令，連同他們帶去的秦國軍人，都在嶺南地區定居，是為最早大批南遷的中原人。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在嶺南設置桂林、象郡、南海３個郡，強制遷徙逋亡人、贅婿、賈人到那里，讓他們戍守嶺南。這里所說的桂林郡，治所在今廣西桂平南；象郡，治所在今廣西崇左；南海郡，治所在今廣州；逋亡人，指因拖欠、逃避國家稅役而逃跑，后被捉住的人；贅婿，指窮人將兒子典給富人為奴，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后主家以女相配之人；賈人，指設肆售貨的商人。這一批移民，數量約有50萬至60萬人。次年，秦國又強制遷徙一批中原人往五嶺地區戍邊。不久，秦始皇應趙佗的請求，遷中原15000位縫衣婦女至五嶺地區。她們都同戍守嶺南的秦軍官兵結為夫妻，在當地定居。上述南下定居的男、女漢人，統被稱為“中縣人”，亦即中原人。

兩漢時期，中原人曾幾次南遷。公元前120年，關東大水，西漢政府組織了一次大移民，其中，有一批人被遷至會稽郡（治所在今江蘇蘇州市）。東漢末年，軍閥混戰，中原人民遭受到空前浩劫，為了求生存，許多人流亡到江南，徙居江蘇、浙江、安徽、湖北、四川、廣東及越南等地。

西晉時，長達16年的“八王之亂”和由匈奴族入侵形成的“永嘉之亂”，已使黃河流域居民遭受到沉重災難，加之大旱災、大蝗災和大瘟疫等，接連發生自然災害，逼得居民無法生存，于是，中原士族和民眾大批南遷，到長江流域尤其是江南去尋找出路。317年，司馬睿在建康（今江蘇南京）建立起偏安江左的東晉王朝，又有一批中原士族渡江避亂。兩晉時期南遷的中原人，主要分布于江蘇、浙江、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福建等省。《閩書》說：“永嘉二年，中原板蕩，衣冠始入閩者八族，所謂林、黃、陳、鄭、詹、丘、何、胡是也。”文中的“永嘉二年”，即308年；“板蕩”，出自《詩·大雅》中的《板》、《蕩》2篇名，因這兩篇詩皆詠周厲王的無道，所以后人便用“板蕩”作為政局混亂、社會動蕩不寧的代名詞：“衣冠”，因古代士以上之人戴冠，衣冠連稱，是古代士以上的服裝，所以“衣冠”引申為指士族、士紳；“閩”即今福建。《臺灣省通志·人民志·氏族篇》則說晉代從中原入閩者共13姓，即林、黃、張、劉、楊、鄭、邱、何、詹、梁、鐘、溫、巫。其實遠不止這13姓，主要是從洛陽出發遷往江南。《晉書》、《南史》等書的人物傳記中，對中原許多名人的南遷時間、南遷后的活動都有詳細記載。鑒于兩晉時期流亡到南方的人太多，東晉政府專門制定僑寄法，設立僑州、僑郡、僑縣，安置北方逃來的士族和民眾。僑州有司、豫、兗、徐、青、并等6州，僑郡、僑縣為數更是繁多。

唐朝初期，福建南部的泉州與廣東東部的潮州一帶，畬族酋長藍奉高、雷萬興等集結人馬，劫掠城鄉，為害百姓，即志書所云“蠻獠嘯亂”。唐高宗總章二年（669年），朝廷派歸德將軍、光州固始（今屬河南）人陳政任嶺南行軍總管，率府兵3600名、戰將123員，入閩平亂。由于長途跋涉，水土不服，士兵多病，初戰失利，陳政軍退守九龍山待援。朝廷又派陳政的哥哥陳敏、陳敷率領58姓軍校前往增援。陳政的母親魏氏，帶著陳政14歲的兒子陳元光隨軍前往。赴閩途中，陳敏、陳敷相繼病亡，他們的母親魏氏代他們率眾入閩。儀鳳二年（677年）四月，陳政病故，21歲的陳元光代父領軍，經過九年戰斗，平定了局勢，報請設置漳州郡。武則天垂拱二年（686年），朝廷詔準建置漳州于綏安，轄漳浦、懷恩二縣，任命陳元光為漳州刺史兼漳浦令，并準其自別駕以下官員可自辟置。當時的漳州一帶，地僻人稀，經濟文化都很落后，大部分地區基本荒蕪。陳元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發展農業生產，安定社會秩序，使漳州方圓數千里沒有發生戰事，群眾能過上安穩的日子，為南疆的開發和安定建立了豐功偉績，因而被后人尊為“開漳圣王”。隨陳氏父子戍閩的中原將士，兩次共64姓約7000人，幾乎全部在福建漳州安家落戶，參加軍墾，有的與當地婦女結婚，有的把家屬遷閩。據福建《云霄縣志》及《唐開漳龍湖宗譜》記載，中原遷閩的64姓是：陳、許、盧、戴、李、歐、馬、張、沈、黃、林、鄭、魏、朱、劉、徐、廖、湯、涂、吳、周、柳、陸、蘇、楊、詹、曾、蕭、胡、趙、蔡、葉、顏、柯、潘、錢、余、姚、韓、王、方、孫、何、莊、唐、鄒、丘、馮、江、石、郭、曹、高、鐘、汪、洪、章、宋、丁、羅、施、蔣、歐陽、司馬；軍眷有400余戶、40姓，其中除與上述64姓相重者外，尚有卜、龍、尹、韋、甘、邵、金、耿、謝、寧、弘、名、陰、麥、種、上官、司空、令狐等姓氏。

唐玄宗時，由安祿山、史思明發動的叛亂，前后歷時７年多，嚴重地破壞了生產，再次給中原人民帶來極為深重的災難，河南處于戰亂的中心地帶，受害尤烈，因之又有大批人移居南方，數量之多，無法勝計。這次南遷的河南人，有賢士大夫和農工商人，還有擁有先進絲織技術的手工工人以及其他人員；徙居地有江蘇、浙江、福建、湖北、湖南、云南等。

唐朝末年，土地高度集中，賦役繁重，階級矛盾異常尖銳，各地農民紛紛起義。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年），壽州人王緒在黃巢起義的影響下聚眾起義，攻克固始，固始人王審潮（一名潮）、審邽、審知兄弟三人參加義軍，王潮被任為軍正。后由于義軍為蔡州刺史秦宗權所敗，王緒被迫率眾由固始南下，經江西，攻入福建。王緒心胸狹窄，濫殺無辜，引起將士不滿。885年，義軍至漳州，王潮與諸將囚殺王緒，被推為將軍。王潮約束部下，“所過秋毫無犯”，886年攻入泉州，降唐，任泉州刺史；893年攻入福州，據有泉、汀五州之地，任福建觀察使；896年升為威武軍節度使；898年初死，由其弟王審知繼任威武軍節度使，盡有今福建之地。909年，王審知被后梁封為閩王。他提倡節儉，減輕賦役，與民休息，境內安寧；又收用唐流亡人士為輔佐，建立學校，開辟海港，招來外國商賈，獎勵通商，使福建的經濟、文化得到了很大的恢復和發展。在固始隨同王潮、王審知入閩的共有27姓約5000人，全部在福建定居，為開發和建設福建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據《臺灣省通志·人民志·氏族篇》記載，這27姓是：陳、張、李、王、吳、蔡、楊、鄭、謝、郭、曾、周、廖、莊、蘇、何、高、詹、沈、施、盧、孫、傅、馬、董、薛、韓。有關史書和譜牒里記有這27姓人入閩的事跡，還有其他姓氏入閩資料。此外，據《十國春秋》記載，唐末至五代十國時期，中原人認為今廣東、廣西及越南北部一帶距戰亂中心最遠，可以避難，所以有許多人徙居于此；還有唐代被貶謫到南方的一些官員的后代，以及在南方做官因戰亂而無法回歸的北方人，也都留居當地。除了兩廣及越南，還有遷入今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省者。

北宋末年，金軍攻破東京，北宋滅亡，史稱“靖康之變”。1127年5月，康王趙構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稱帝，南宋開始。此后，南宋政府南遷揚州，又逃到鎮江，最后定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從靖康之變至南宋定都后的一段時間，中原人主要是從河南開封一帶出發，多次大規模南遷，成批行動者持續約40年左右，上自皇帝，下至市民百姓，包括皇親國戚、達官貴人、文人學士，以及農、工、商等各行各業的人員，規模之大、數量之多、范圍之廣，都超過了以前各次遷徙，自然所包含的姓氏也難以勝計。此次南遷的中原人，以寓居浙江、江蘇者為最多，其次還有遷至上海、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廣東、廣西等地者。

在中原人歷代南遷中，發生在唐初與唐末的兩次固始向閩越大移民，在河南遷民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對閩、臺的影響尤為深遠，因而閩、臺許多姓氏的族譜里都有明確記載。由于陳氏父子、王氏兄弟及他們所率領的部眾，都是以軍人的身份入閩并為開發和建設福建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他們皆以“唐朝軍人”為榮；加之，唐代盛時，聲譽遠及海外，所以，他們的后裔移居臺灣以及東南亞和歐美各地后，便以“唐人”自稱，海外各國也因稱華人為“唐人”。既是“唐人”，大唐江山就是故土。久而久之，“大唐江山”簡化為“唐山”，于是成為港、澳、臺同胞和海外華僑對祖國或故鄉的一種習慣稱呼，并由此生發出一些帶有“唐人”的地名和關于“唐山”的一些故事。如海外華人的聚居地被命名為“唐人街”、“唐人町”，臺灣人稱大陸移民到臺灣開基為“唐山過臺灣”等。

    當然，從中原南遷的不一定都是客家人，但客家人卻是因為河南先民的多次南遷才形成的。無論是三次、五次、六次、九次大遷移，均起自中原，主要是今河南。因此，說客家人祖根在中原或河南，都是言之有據、確鑿無疑的。

如上所述，客家人系中原漢人南遷而形成，但并非所有南遷的中原漢人都是客家人，且南遷之初也沒有“客家”這個名稱。那么，客家民系是什么時間形成的，“客家”稱謂又是因何而產生的呢？這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的，因為這個在客家研究中被稱為“客家界說”的問題，眾說紛紜，并未統一的答案。

羅香林《客家源流考》說：“客家先民，其南徙，雖肇自東晉，然而形成特殊之系統，則在五代以后……客家一系，以僻處丘陵地帶，外緣較少，其語言變化，尚不若潮語廣州語等之劇烈。鄙意欲定客家界說，自時間言之，當以趙宋一代為起點。客家居地，雖至今尚無普遍調查，然依其遷移所居，大體言之，其操同一客語而與其鄰居不能相混者，則以福建西南部，江西東南部，廣東東北部，為基本住地，而更及于所再遷之各地，此就空間言之者也。”這里明確指出客家民系形成于宋代，其標志是有集中居住地（主要是閩西南、贛東南、粵東北），說客家話，“與其鄰居不相混”。他又說：“至于客家的名稱由來，則在五胡亂華中原人民展轉南遷的時候，已有‘給客制度’。《南齊書·州郡志》云：‘南袞州，鎮廣陵。時百姓遭難，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為客。元帝大興四年，詔以流民失籍，使條名上有司為給客制度。’可知客家的‘客’字，是沿襲晉元帝詔書所定的。其后到了唐宋，政府簿籍，乃有‘客戶’的專稱。而客家一詞，則為民間的通稱。‘客’的稱謂，雖說由來已早，然其民系的系統構成，則當如上述的在五代以后。”這是說客家的“客”字來源于東晉元帝時的“給客制度”，與唐宋時期政府簿籍中的“客戶”一詞也有關；民間在“客”后加“家”，通稱“客家”；先有“客家”稱謂，五代以后才形成客家民系。

王力先生《漢語音韻學》說：“客家是‘客’或‘外人’的意思，因此，客家就是外來的人。”

臺灣清華大學中國語言學系客座教授沙加爾博士《論客贛方言的關系》說：“所謂客家人，應該是‘客戶—主戶’這個相對的稱呼而來的。”

1987年出版的《民族辭典》對“客家”的解釋是：“漢語廣東方言稱為‘恰卡’（Hakka），‘客而家焉’或‘客戶’之意。”

陳美豪先生《思考與探索》（載于《客家民俗》1989年第一期）說：“由于客家人有強烈的祖先崇拜觀念，不忘自己的祖先是‘夏家人’，有理由認為就是‘客家人’這種稱謂的由來。”

陳修先生《“客家”稱謂新說》（載于《嘉應大學嘉應師專學報》1989年第三期）說：“所謂‘客家’就是‘河洛’二字之音變，而記錄語言者則‘依聲托事’，誤將‘河洛’以同音或近音字去代替寫成‘客家’。所謂‘客家人’，即‘河洛人’，亦即從河洛地區遷從而來的。”

劉佐泉先生《客家歷史與傳統文化》一書，在論述“客家”稱謂由來時說：“客”，“一是對主人而言的客人”，“二是指一些外來的地位比較低的人民”；唐宋時期政府編的戶籍上的“客戶”，指的“是沒有土地的租田生產的佃戶（佃客）”；“絕大多數客家先民都是佃客（佃農），或多住山區，所以直到長期定居，形成客家村乃至客家縣的時候，仍然比較貧困”；“家”是詞尾，“來自口語”。又說：“‘客家’之稱謂來由：一因客家先民大多數為‘佃客’之故；一是相對于‘廣府’、‘福佬’而言，先入為主，后進為客的‘客’。故‘客家’一詞便包涵兩層意思：一是經濟、階級地位而言的，一是入粵時間順序而言的（客家人入粵最遲）。概而言之，‘客家’者，后來遷入并多充當佃客的北方南下漢人之謂也。”關于客家話的形成與“客家”一詞的始出，該書說：“客家先民雖肇始于秦漢及東晉‘五胡亂華’之際，而客家方言的源頭卻在中唐‘安史之亂’流徙至江西居住時期、形成于趙宋。至于‘客家’這個名辭是十七世紀才出現的，以前的地方志沒有提到這個名辭。在后來的文獻中不僅出現‘客家’，而且常常是‘土客’并提。”關于客家民系的形成時間，該書說：“客家高度的種族集團（民系）自覺性的形成，乃至客家民系最后形成的標志是清嘉慶戊辰（十三年，1808年）客家學者徐旭曾先生所作的《豐湖雜記》。”即認為客家民系的形成不在秦、漢，也不在元、明，而是在清代。

綜上所述，客家的“客”字來源于東晉元帝時的“給客制度”，與唐宋時期政府簿籍中的“客戶”一詞也有關；民間在“客”后加“家”，逐漸才有了“客家”的稱謂。先有“客家”稱謂，到了17、18世紀才正式形成客家民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