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敘帖（局部） 懷素



祭侄文稿 顏真卿



 寒食帖（局部） 蘇軾



祭祀狩獵涂朱牛骨正面拓片局部



九成宮醴泉銘（局部） 唐代  歐陽詢



快雪時晴帖 王羲之



玄秘塔碑（局部）  柳公權



篆書論書軸 清代  何紹基



嶧山碑（局部） 秦代 李斯



劉墉書法 清代

    曾來德

    學習書法，可以提升國民的素質；寫好書法，可以寫出中華民族的審美。一部書法史和一部文化歷史共衰共榮，歷數千年而不變。書法興則國運興、文運興……

    這個題目有點大，不太好做文章。

    我們可以說，漢字書法的命運與中國文化的興衰有一定關系；也可以說，二者沒有什么關系。因為中國文化的內涵是無限豐富的，從詩書到禮樂，從倫理到政治，甚至建筑、園林、醫藥、兵法、祭祀、巫祝，無所不包。書法當然也在其中，但從歷史上看，它并非獨立的藝術門類。將其作為一門藝術來看待，是相當晚近的事，是近代藝術觀念自覺以后的結果。一方面，古人的書寫，包括那些創造了藝術頂峰的巨匠們的偉大作品，都不是為了“書法藝術”的創作，而是和對于“內容”的表達密切相關。書法在過去的大多數時間里，基本上都停留在“用”的層面。盡管在印刷術出現以前，書法可能承載了中國歷史文化的一些方面，包括從物質到精神，從心理到哲學。

    另一方面，正是書法的這種“用”的價值，這種無所不包的承載功能，使其在中國歷經千年而不衰，成為一種蘊含深厚人文信息和精神力量的獨特審美樣式，其無限深邃、奧妙、復雜的世界，反過來看就是一切中國藝術基本特征的絕好體現，甚至是中國文化的一個象征，具有崇高的文化地位。從古至今，漢字書法在中國精神文化的保存、傳播和發揚光大過程中的獨特作用無可替代。從地理上看，幅員遼闊的中華文明圈，方言隔膜，習俗迥異，卻由于“書同文”而相識相知、同心同理。反觀世界上那些沒有書寫傳統的古老文明，文字幾乎已經無人識得，導致了他們的文明中斷。而就中國的文化和文明而言，它的繼往開來，它的生生不息，它的發揚光大，在某種程度上仍有賴于書法藝術的傳承。

    今天我們遇到了機器時代和工業文明，包括數字化、電腦書寫，遇到了看上去高效強大但缺少生機的物質文化、城市文化。這使我們覺得哪里都好，但又似乎哪里都不對勁。我們穿梭旅行，住同樣的公寓和酒店，進出同樣的航站樓，吃一樣的快餐，人人都看即時發布的電影和新書，再過些年，我們還可能會講同樣的美式英語……我們成為一種沒有什么心智也可以活得不錯的“工具人”，腦子里只有一種工具理性。這是當今文明正在努力塑造并渴望出現的世界，一個新型“烏托邦”。如果地球上現有的戰亂、饑餓和貧困真的被消除了，那么我們這個文明的目標就達到了，這個文明也就圓滿自洽了，黑格爾很早以前所說的“歷史目的”，又或者是福山20年前所說的“歷史終結”，就都見分曉了。想想這樣的“歷史”的底牌，我們接下來該當如何作為？

    當代文化或文明的這種趨勢，實際上是非常令人憂慮的。自生民以來，自文化以來，自人文主義、人道主義以來，我們引以為傲的，難道僅僅是更加舒服地活著？像一個安安全全待在動物園里的動物一樣，吃睡無虞，然后生老病死？恐怕不是！人類生而與藝術相伴，就是因為有不斷塑造自身、提升自我的內在需求，人通過駕馭各種藝術形式而不斷求索的是豐富的心靈、高潔的品德和廣博的精神。

    所以，其實不僅僅是一個中國文化的興衰問題，我們今天要考慮的是整個地球文明的走向及意涵問題。

    文化的日益趨同，藝術作品的同質化，技術和資本的瘋狂再造能力，正讓我們越來越感受到自我的軟弱和破碎，甚至自我的再度解體。今天的兩種主宰性力量——市場和媒體，正在瓦解我們作為萬物之靈的意義感和存在感。我們存在，但仿佛并不存在；我們勞碌，但不再有幸福感。接下來，我們后人的精神和意識形態會不會是一種機械復制，只剩下一種芯片般、模塊化的心靈和人格呢？實在難說。這就是“命運”一詞會讓我們時常有所醒悟并且感到焦慮的原因吧。在此，我只能從書法的角度來談一談。

    書法凝聚中國文化精神

    經常有人說，書法是中國藝術的核心，是核心的核心。這樣說對不對呢？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因為這一近乎完美的藝術形式逾千年而活力不衰，它所具有的精神引領和指導作用，早已體現在了它偉大傳統性當中，無論從其哲理的深刻、審美的豐饒，還是人文精神的厚重來看，它都表征著中國古老文化的博大精深，是一種不可磨滅的偉大符號和標記。通觀中國歷史，書法在化育民族精神、培養道德人格和鑄造文明品格等方面，均發揮了不可取代的作用。上古時代先賢們所有的重要智慧，中古時代的全部經典，近古以來藝術家的奇境創造，絕大部分是通過書法形式才得以保存到今天的。在中國人癡迷書法、熱愛書法的無數個理由中，中國文化和中國精神棲息于書法這一獨特形式中，可能是最重要的理由。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表明，我們這個民族是一個有著偉大書寫歷史的民族，我們的歷史也是一部書寫的歷史。

    書法從根本上，通俗一點說就是中國人的一種文化習慣。由淺入深，從筆墨的體驗，到詩意的人生境界，再到宇宙精神，書法帶給我們的生命體驗是無限豐富的。以歷代詩文為例，在我們這個古老的詩的國度，詩歌可謂一切藝術的靈魂，而最早的詩歌，往往都以書法為載體，書寫讓詩文的藝術境界和人生境界得以體現和提高。相應地，對詩的內容和境界的領略，也要在對書法的鑒賞中才能更好地實現——我們今天所說的“閱讀”，是后來的事情。所以，詩、書結合，書、文一體的藝術思維方式，很早就是中國古代文人的自覺追求和基本素養。蘇東坡說過，“詩不能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皆詩之余。”“溢而為書”，這并不是對書法的貶低，而是充分的尊重。詩言志，書亦言志。書家愛寫詩，是因為其內心有詩意；反過來看，詩的節奏和韻律、情思和境界、人生感悟和宇宙精神，也導致書家筆墨、體式、書寫節奏的變化，并最終體現為書法的高妙境界。所以人們會說，詩不同，書亦不同。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古代書法家所書寫的詩文內容，一般都是自己創造而非別人的作品，他們本身就是出色的詩人和文學家。所以，“兼文墨”歷來都被公認為是中國書法家藝術造詣的一種體現。從王羲之、歐陽詢、張旭、懷素到蘇軾、黃庭堅，中國歷史上的這些大書法家，每一位也都是優秀的詩人、文學家、學問家，少有例外。無論《自敘帖》中本身的文采，還是《蘭亭序》中的精神氣質，其實都不單純是書法功力和技巧的問題，而是與書法家的精神境界、文化品格、生命情懷緊密相連的。所以說，書法的昌盛是與文化的昌盛相聯系的，書法承載文化的創造，文化確保書法的綿延，二者相輔相成。

    書寫是一種獨特生活方式

    春秋以降，中國士人（或我們今天稱之為知識分子的群體）是中國文化得以傳承的主要力量。中國士人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體現于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中的是深厚的濟世情懷。這種從個人到天下的修為次第，又決定了任何一個卑微的奉獻者都只能從他手中的毛筆開始。把字寫好，主動接受中國式審美是求道的第一步。正是在這種成就了士人獨特地位的書寫歷程，讓我們看到了漢字書法的重要地位，這是非常有趣也值得深思的，它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可資鏡鑒。

    其一，從士人不同的人生道路來觀察。所謂書與文，既指書法與文字，也指書法與文學、學問。因而，可以說書法是有準入門檻的。中國古代文人，自幼童起，就是既學書寫，又學詩文。書法是文人的基本素養，詩文才能帶動了書法藝術境界的升華。可以說，在古代正是書法和文人的結合，才形成了書法的藝術化。所謂文人，不是說是為了成為一個文人，按照儒家的“修齊治平”，指明了人生路線，其意義所飽含的家國之夢、天下情懷，是要由個體的文化素質、精神品格來保證的，文品和人品密切相關，最終是人品決定了一個人可否成為棟梁之材。我們看歷史上的文人，春風得意者畢竟是少數，失意、不得志者卻大有人在。那些時運不佳、懷才不遇，卻能通過書法藝術歸于達觀的文人，比比皆是。這兩種人生雖有著完全不同的生命體驗、命運歸宿，卻都能通過書法找到自我，成就藝術。這是不是書法藝術的奇妙之處？大家都知道像李斯、蔡邕、虞世南這樣的官員，像米芾這樣的平生不得意者，還有不齒于世間名利的和尚懷素，都能從一種獨特的方面呈現出詩才與書法的巨大成就。這類例子讓我們看到，在中國，書法藝術與人生的“進”“退”關系很大，似乎完全具有超越其他生命體驗方式——如宗教的救贖功用。所以，當年蔡元培先生主張“以美育代宗教”，其實并非權宜之計，而是和他對我們歷史文化的透徹理解有關。還有一點，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道兩家，與書法的關系也很值得觀察。這兩種完全不同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對中國書法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從觀念上看，一個講求“用”，一個講求“無用”；從審美來看，一個強調良善和仁義，一個主張歸真和無為。就藝術的純粹性而言，道家的境界無疑更高，讓我們看到一種自由無羈的精神境界，看到一種無功利性的藝術品質。但是，從社會人倫的化育、道德風教的傳播等事實來看，書法的神奇作用又是無處不在的。所以，儒、道兩家的觀念，在書法美學中都有深厚的體現，如寧靜、中和、節制、氣韻、氣象等等。

    其二，從書法家個體的內在素養來觀察。中國書法歷來講書品與人品的統一，而且更注重以人品論書品。歷史上的書法經典，都是人品修養和文化修養相交融的結果，我們都熟知“書道即人道”的說法，結合書家的品格節操評判其藝術成就，在中國是人所共知的標準。極端的例子是岳飛和秦檜。岳飛據說有真跡流傳于世，像《吊古戰場文》之類，其實很難考證，但我們愿意認可，就是因為其書法背后的人格。秦檜的字也不一般，據說我們使用的宋體，就是出自他的書體，但叫做宋體而不是秦體。歷史上其他一些人的書體卻以人命名，比如顏真卿和“顏體”、柳公權和“柳體”，原因就在于我們有一個書道與人格并重的評價標準。我們甚至可以認為，中國歷代社會精英的培育和文化的傳承也與此有關，這是我們中華文明的一個古老特質。

    其三，書法可以頤養身心，讓人延年益壽。歷代書家長壽者眾，如歐陽詢85歲，虞世南89歲，楊凝式82歲，賀知章86歲，柳公權88歲，陸游86歲，文徵明90歲，黃宗羲86歲，董其昌82歲，傅山86歲，朱耷82歲，劉墉86歲，吳昌碩84歲，齊白石95歲，于右任87歲，章士釗92歲，沈尹默89歲，劉海粟99歲，張宗祥84歲，郭沫若90歲，沙孟海94歲，林散之92歲，孫墨佛100歲，舒同93歲，蘇局仙110歲，董壽平94歲，趙樸初93歲，啟功94歲等等。而一項更有意思的統計，是我國歷代能查出生卒年代的皇帝共209人，其中年齡超過80歲的僅4人，他們是梁武帝蕭衍86歲，唐代女皇武則天82歲，宋高宗趙構81歲，清乾隆89歲，而這四位皇帝都雅好書法，并且有經典之作傳世。書法乃最好的養生之道，可謂不虛。

    今日社會，正如老子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所謂修身，首要養其心。科技的高速發展，人已漸被物所累，過分追求視聽享受、美食美味刺激，人之眼、耳、鼻、舌、身、意，感觸已很遲鈍。我們常常是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人之快樂感幸福感大不如前，何也？正是我們的心已不純凈，太躁動，太多的欲望已讓我們逐漸喪失了一顆平靜純粹的心。而學習書法，可以養性、養心，讓我們找回逐漸迷失的本心。書法作品要臻至高格調，就必須有一顆赤子之心。由此書法可以養心，滌煩襟、破孤悶、釋燥心、迎靜氣，讓人之身心獲得平和舒緩，愉快健康。

    虞世南云：“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于妙。心神不正，書則欹斜；志氣不和，字則顛仆。其道同魯廟之器，虛則欹，滿則覆，中則正。正則沖和之謂也，然字雖有質，跡本無為，稟陰陽而動靜，體萬物以成形，達性通變，其常不主。故知書道玄妙，必資神遇，不可以力求也。”書法之道，首在養氣，氣和方契于妙，一味蠻干、力求都有悖于學書之道。書法家在書寫過程中，為了創作一幅佳作，必絕慮凝神，屏住呼吸，讓氣歸于自然，隨線條節律而變化。一幅優秀書法之作，猶如優美的旋律，氣息也得以舒暢，像在完成一種氣的運動，其實就是在做氣功，或謂藝術氣功，讓腦、體合一，通過自身意念、呼吸和姿勢，實現人體精、氣、神的自我調節和完善，從而達到休養身心之功效。

    從漢字書法的上述特點和“命運”軌跡來看，書法與中國文化的興衰問題其實也就基本清楚了。我們說，中國文化尤其是傳統文化，它的核心實際上在于其精神價值。精神價值的失落，精神文化傳統在歷史長河中起伏、興衰的情況是毫無疑問發生過的，而且還會發生。但消亡則絕無可能！這一點我堅信不疑，即便是在新的一代人都已不書寫漢字或者不愿意書寫漢字的情況下。這方面，筆者認為，只要我們重視書法，或者是那些重視自我教育、自我修養的中國人沒有丟棄書法，我們的文明就是有希望的。因為書法的創作活動，哪怕是普通的練習活動，其實都意味著一種教育，意味著一種人文意義上的優雅生活。在全球化時代，在生活方式都愈發千篇一律的情況下，書法可以輕而易舉讓我們回歸到自己的民族精神，保持自己的精神個性、文化驕傲和價值優越感，使得我們在一個物質化、商業化的海洋里會確保有自己的“諾亞方舟”。

    中國式人文教育需重視書法

    對中國人而言，書法藝術提供給我們的生命體驗方式和人生價值訴求是多樣的，這種體驗方式和價值訴求最終又和我們的生命之道、宇宙之道大有關系。從根本來看，漢字書法、漢字的書寫本身就是中國式人文教育的最早解決方案，也可以說是最后的解決方案。書法是對中國文化、思想以及人文價值觀念的絕佳隱喻，也是一個民族精神歷史的藏身之地，這么說一點也不為過。

    先說書法之法。書法，即書寫有“法”，宏觀地說，是法度，是對一切傳統精髓的遵循，是方法論和規律性，是中國歷代書法巨匠們創造并積累起來的原理和法則。書法的“法”字，本身就有效法前人、尊重先賢之法的明確意指；具體說，書法中更是有許多狹義的方法，大致包括了筆法、結體和章法。筆法中有執筆法，像擫、押、鉤、揭、抵、拒、導、送；還有運筆法，例如永字八法：點、橫、豎、勾、仰橫、撇、斜撇、捺。所謂結體，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間架結構”，是為了讓形體各異、態勢不同、筆畫不等的文字，因點畫的連貫穿插而呈現出生動的姿態。像歐陽詢的《三十六法》、黃自元的《九十二法》等，包括了排疊、避就、頂戴、穿插、向背、相讓、救應、附麗、回抱等等。而章法，我們通常稱布局，指的是一篇作品的“置陣布勢”。眾所周知，王羲之在《題衛夫人〈筆陣圖〉后》中，有關于章法的精彩論述。他把一幅書法作品比作一個戰場，有將軍、刀槍、陣型，講的是字與字、行與行之間的關系。所有這些書法之“法”，對于一個重視書寫的自我教育和修養的人來說，是必須遵守的東西。一個人拿起毛筆準備書寫時，如果他心里想的是書法，那就意味著要向這些千古不易的方法致敬，如果對這些“法”沒有敬畏之心，那就只是寫字而非書法創作了。

    在法度之內、方法之間，一個人通過不斷讀帖、背帖等臨摹過程，通過對歷代大師們作品的精研苦學，技巧在潛移默化中提高，最后脫胎換骨，終得書道。這正是我們所熟知的一個中國書法家的必由之路。為達到這一步，古人往往要付出鐵硯磨穿、退筆成冢的巨大代價。我想，在今天恐怕也如此。然而，正是這樣近于苦行的修習，在這樣一種對戒律的尊重呵護中，我們的氣質會得到培育，我們的修為會得到增進，我們會漸漸地意識到偉大傳統的清晰脈絡，我們用書寫來承載的那些浩瀚“內容”會內化于心、外化于行，我們身上的歷史文化的基因就會被激活。終有一天，我們會走出匠人技藝的層次而躍升到藝術表達的自由境界，最后由書及人，達致中國文化修養的高尚境界。

    再說書法與傳統文化、精神哲學的關聯。如前所述，遠古的書寫活動，都主要在“用”的層面，書法、漢字好像只是一種載體，人們更重視書法中的詩詞、文學內容，最多是將書法形式和書寫內容一并看待。但我們知道，漢字這個“載體”非一般意義的載體，它具有母體的性質，它承載的是整個中國文化甚至文明的信息，包括豐富的歷史傳統和高級的精神哲學。更重要的是，就書法這一獨特藝術的發展本身而言，它也如同其他藝術樣式一樣，包含了一整套中國的藝術思想。當我們長期涵泳其間，不自覺就會受到感染熏陶，可以說，中國人的人文素養、人文精神，中國人對“道”的理解，對天地正氣、宇宙精神的把握，是可以從把握毛筆開始的。讀歷代書論即可知道，這些藝術思想、精神哲學是貫穿始終的。

    我們會發現，書法這種看似簡單的漢字筆畫和線條，處處與中國的一些哲學概念有聯系，比如“形”“神”“氣”“韻”“理”“法”，在書法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像對字形與神采的考慮，對氣韻生動的追求等。在中國古代哲學中，形與神是指實體與精神的關系，哲人們探討的是形與神如何寄寓、可否分離，神對形有無依賴，以及形與神的同一性等問題，這是我們中國思想的最幽深奧妙之處。反映在書法審美實踐中，就是通過求諸“形”而尋找“神”，達到物我統一、物我如一的境界。換言之，以“神”為質，以“形”為用。“神”寄寓于“形”，是一種內在的精神，是本質性的東西，“形無神不活，神無形不存”。書法家就是要通過不斷地書寫去認識和感知才行。當然，古代書法家把握形神關系時，有的以形為質，以神為用，形神統一；有的以神為質，重神輕形，各有側重，不一而足。歸根結底，這是中國哲學上的形神論在書法藝術實踐中的表現。再如“氣韻生動”中的“氣”與“韻”，這又是哲學概念。中國書法重視“氣”與“韻”，是因為中國書法的審美本質更注重主體內在精神。在書法中，“氣”指的是氣格、氣骨、氣象，是一種精神性的東西，在書寫中主要表現在從創作沖動、章法布局到落墨整個過程，是形而上的。人們評價一幅完美的作品，認為體現出了“氣韻生動”，這個“氣”，指的就是精神本質，和前面所說的“神”是同一個意思。“韻”，是“風韻”“韻度”。“氣”和“韻”都是內在的、精神性的。“氣韻生動”是說書法家的書寫，生動表現出了詩文或文字本身的“精神風韻”。我們不妨說，在書法中，“韻”既是一種審美境界，又是一種藝術方法，是中國書法審美本質所要求達到的藝術境界。它和“意”“理”一樣，也是重要的美學范疇。書法藝術中的這一哲學境界和哲學高度，最終決定了書寫者藝術體驗、生命體驗的無限豐富。

    如此，我們就可以知道，中國的書法是怎樣關乎著中國文化的命運，而一個個體書寫者的書法造詣，又是怎樣關乎他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在中國古代，沒有專業的書法家，只有文人，而文人往往是各項修養齊備的，他們一生中都在廣泛涉獵，上下求索，文學、繪畫、歷史、哲學、天文、地理，無不精通，甚至還要文武兼備，能夠治國理政。今天看，這難道不正是人的全面發展的思想體現嗎？所以說，當經濟發展突飛猛進，工業文明、技術文明、消費主義和媒介的泛濫正悄然修改我們的生活目標，甚至瘋狂地涂改我們的生命意義，讓我們感到失意、茫然、信心低落時，我們其實可以從古老文化、從中國的偉大傳統中尋求幫助。天人合一的生命精神，天下為公的價值理想，自強不息的君子風度，現在仍然具有美教化、厚人倫的巨大功效，而具體的門徑和道路，我可以告訴大家，就存在于古老漢字的一筆一畫當中。

    因此，我的結論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人文精神的復興，中國未來社會中堅力量和精英人群的培育，中國文化精神的世界弘揚和國際傳播，都是完全可以從書法這門具體的藝術活動開始的。

    （作者系中國國家畫院副院長、院委、書法篆刻院執行院長，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教育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