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覃懷的商城遺址出土文物中早就發現，遠在3000多年前的甲骨卜辭中就出現了“孝”字。這說明在殷商時代，焦作人就已有了孝的觀念。這種觀念首先來源于血緣親情，這是人類最基本的自然感情。對于父母的生育培養，作為子女，孝親還報養育之恩，當屬人類的本質屬性，即古今人類普遍共存的一種社會現象。
 

    正是基于人們對父母的孝敬恭順感情，被古覃懷的統治者和文人發現“孝親”在家庭團結穩固，社會秩序安定中的決定性意義，進而發展成了孝道思想，并將孝道演變成為一個充滿政治內容的道德范疇，封建統治者的思想可以毫不費力地順著孝道的脈絡灌輸到人們中的頭腦中，春秋時期，古覃懷的思想家、理論家、教育家卜子夏（今焦作市溫縣卜楊門村人）集這種思想之大成，發表學說，教化民眾，完成了對孝道的創立，并在古覃懷廣為傳播，為焦作的忠孝文化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注重孝道是焦作人民由來已久的道德傳統，這個道德傳統從孝的自然現象轉化為人的孝的念頭，再由孝的念頭發展為孝的觀念，孝的觀念經過思想家、理論家的歸納、升華、創立了孝道。封建統治者利用孝道，把孝父母擴展為忠天子、愛國家，推行以孝治天下，因此出現了上至統治者下至平民百姓的廣泛孝行，隨著對孝行的表彰、傳播與教化，自然而然地就產生了忠孝文化。封建忠孝文化發展、變革到今天，就成了現代忠孝文化，不管形式與說法如何變化，內涵仍然還是孝父母、愛國家。焦作的忠孝文化就這樣走過了3000多年的發展歷程，在今天依然放射著璀璨的光芒。
 

    西漢統治者積極倡導“以孝治天下”，設有“孝悌力行”一科，實行察舉孝廉制度。凡孝行昭著者，由各級舉薦，朝廷授予官職榮譽。正如《孝經緯》中所說：“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忠孝成了當時社會上的強大風氣，人人以忠孝為榮。在這種強烈氛圍中，在焦作產生了許多著名的孝子，賣身葬父的董永（今焦作市武陟縣小董村人）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劉秀南陽起兵反王莽，屢戰屢敗，逃到懷縣（今焦作）這個忠孝之鄉后，得到了懷川忠義百姓的廣泛支持，站穩了腳跟，就在當地（今武陟縣大虹橋鄉土城村一帶）建立了戰時大本營，稱之為懷都。劉秀以此為轉折點，依靠懷川忠義百姓的全力支持，攻占了洛陽，當上了皇帝。劉秀登基當了皇帝后，讓天下人誦《孝經》。《孝經》把孝親與忠君聯系起來作為人的立身之本。因此，所謂孝，就是從狹義的“孝父母”擴展到廣義的《忠天子》。在家為孝子，在世為良民，在國為忠臣。盡孝是盡忠的前提，盡職是盡孝的發展，盡忠是盡孝的結果，忠孝兩全自然是最完美的道德境界。如果一個人在家基于血緣感情，接受了孝順父母的家庭教育，那么進入社會，就會產生對官長、對君主的絕對服從的政治倫理要求，完成一個自然人到一個社會人的順利過渡。在家孝父母，在世就自然服從官長，為官就必然忠于君主。將孝于父母長輩的家庭宗親倫理情感轉化成忠于國家朝廷的政治道德觀念，由家到國完成了情感轉移，把各種可能出現的異端思想消弭于無形，這就是忠孝文化的精髓所在。
 

    東漢建武三年（公元27年）農歷十一月初十日，光武帝劉秀在懷都（今焦作市武陟縣大虹橋鄉土城村）的懷宮中下旨封董永為天下孝子之典范，頒令全國民眾仿效，以孝來治理天下。在歷史上著名的“二十四孝”中，除了舜之外，名氣最大的也只有董永一人。“董永”兩個字，已經不再是一個簡單的人名，他已成了孝的化身，矗立在中國人的心中。可以說，為了廣泛推行和強化孝道，于是自然而然產生了忠孝文化，忠孝文化中需要有典型人物。在平民百姓看來，董永是窮苦農民的代表。在統治者看來，董永是忠誠的典型，各種因素結合產生了共同合力，能為統治者和百姓們共同接受，所以這個典型人物便圈定了董永。
 

    董永是一個以孝行著稱天下，雖舉過孝廉，得到過全國性的榮譽，卻沒有做過官的普通百姓。朝廷、官方出于統治人民的需要，把他作為忠孝文化的典型人物來加以拔高、塑造與神化，最終把他塑造成了孝的化身。民間百姓把董永當成處在社會最底層的貧苦農民的代表，集中反映了勞動人民悲慘生活的真實寫照，所以他的故事最能引起勞苦大眾的強烈思想共鳴，具有不可扼殺的強大生命力，因此能夠在廣大勞動人民中間永不磨滅、代代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