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采訪焦作市府城遺址的動因，起于與焦作市中站區宣傳部長的一次閑談，他力薦《厚重河南》寫一寫府城遺址，他說府城遺址的發現，將焦作的歷史推進到了３６００年以前，府城遺址也因此被評為“１９９９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焦作這座以煤聞名的“新興”城市，居然會有這么長的文化歷史，著實令我刮目相看。

    當我徜徉在焦作市府城遺址的田間地頭，心中不禁充滿了慨嘆。殘存的城墻高高地聳立在麥田邊上，最高處居然超過了兩米，經過幾千年的風吹雨打，人挖鼠鉆，地面以上居然還有這么高的城址遺存，這在其他商代城址中是罕見的。壟溝里、麥田邊被農人用鋤頭刨出來的斷磚殘瓦隨處可見，陪同采訪的焦作市文物工作隊原隊長、副研究員楊貴金先生隨手拾起一塊陶片，對我說：“這就是泥質灰陶，上面的繩紋則是商代文化類型的標志之一。”
　　
    府城遺址位于焦作市西南郊距市中心約１０公里的府城村臺地之上。根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焦作市文物工作隊、日本京都大學的聯合考古發掘，證實焦作府城古城址至少是一處早商甚至有可能是先商時期的古城址，是我國目前經過科學發掘確認的為數不多的早商城址之一（全國第六座），對研究當時城市等級制度、商王朝與地方方國關系及其與五座早商城址（鄭州商城、偃師商城、山西垣曲商城、山西夏縣東下馮商城以及湖北黃陂盤龍商城）的聯系，研究夏商文化關系，研究中國城市的起源與發展等均有重大意義。同時，這一發現對研究夏商周斷代以及夏商周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研究的開展有著極大的促進作用。“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伯謙教授曾兩次親臨府城遺址考察，并認定“這是一座罕見的、保存完好的商代早期軍事重鎮”。它是繼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之后，河南省的又一重要發現。它的發掘，將焦作的歷史提前到了夏商之交，因此，我們可以自豪地說，焦作是一座至少有著３６００年歷史的文明城市。　
　　
    府城宮殿遺址留有先商文化的痕跡
　　
    在采訪焦作府城遺址的過程中，我首先想到的問題就是，這座城址的時代是如何確定的。焦作市文物工作對原隊長、副研究員楊貴金先生告訴我，如果只是確定一個遺址的年代，非常容易，只需要有相應年代的文化層及器物即可證實，但若想確定一個城址的建筑年代，就不再如此單純。城市、青銅與文字，作為文明的三大標志，在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城市的出現，更是文明的確證，因此，對城址遺存的時代推證更應慎重。
　　
    對于府城遺址而言，在城址發掘的過程中，楊貴金先生和他的同事們曾發掘到布局為三進院落的宮殿遺址，他認為這是中國最早的四合院，并且在商周城市中僅此一例。在發掘宮殿的過程中，發現有一個灰坑（實際上就是古人丟棄廢物的雜物坑）打破了宮殿遺址的一角。灰坑中的器物用考古類型學的方法分析，可以判定其為先商時期（即商人未取得政權以前的那段時間）的文物，如果是這樣，宮殿修建的年代應該早于灰坑，至少也應該與灰坑同時，因此判定，宮殿應該是先商的。
　　
    而在對城址的考察過程中發現，城墻的夯筑方法與宮殿的夯筑方法，不管是層位還是夯窩都一模一樣，因此可以判定宮殿與城墻應該是同一個時期建造的，故此城墻的修筑也應該是在先商時代。除此之外，在以集束木樁夯筑的城墻黃土內，夾雜著一些二里頭文化（夏文化）時期的陶片，這也可以證明，筑城的時間應該在商王朝建立以前，這些觀點得到了參與發掘的中日專家的贊同。
　　
    府城軍鎮夏商對峙的前沿陣地　　
　　
    從府城遺址來看，其形狀為正方形，每邊的長度大約為３００米，總面積約１０萬平方米。墻體最寬處達到２０多米。夏商之交，生產力是極其低下的，在那樣的情況下，為什么商人耗費如此巨大的精力，在這樣一個地方修建規模如此宏大的城市呢？
　　
    楊貴金先生給府城遺址定性說，這座早商城址是當時社會蓬勃發展的新興力量———商民族從太行山東麓南下，進軍伊洛平原，消滅沒落的夏桀王朝的軍事重鎮，拿解放戰爭作對比，這里就相當于解放戰爭時期的河北平山縣西柏坡。這樣的定性，得到了著名考古學專家安金槐研究員及河南省考古研究所所長楊育彬等人的肯定。
　　
    從根本上說，是焦作地區獨特的地理形勢，造就了夏商之際的軍事重鎮———也就是今天的府城遺址。沿著太行山麓，很明顯地分隔出了當年夏商的軍事分界線。在當時的焦作地區，分布著太行八關中的三關以及黃河上的一個渡口。三關分別是位于濟源的軹關、位于沁陽的太行關以及位于修武與輝縣交界處的白陘關，這三關可以說是華北平原進入山西高原的通道。一個渡口，則是黃河上的孟津渡口。據楊先生推斷，有可能在仰韶文化時期，孟津渡口就已經成為人們來往于黃河南北的一個重要渡口。后來的武王伐紂，據說也是“八百諸侯會盟津”后，武王渡河滅商，而孟津之名也因此而得。
　　
    據焦作市文物工作隊發掘所見，在焦作地區，存在著一種奇特的文化面貌：以沁河為界，在沁河以西，分布的主要是夏文化，而沁河以東，分布的主要是商文化，確切地說，應該是先商文化，也就是商人未取得政權以前所創造出的文化類型。
　　
    具體說來，在沁河以西的濟源、沁陽、溫縣一帶的文化遺存，是以二里頭夏文化為主，以先商文化為輔，在這些地方經常可以看到夏人常用的橄欖形罐、平底盤等常用的炊器；而在沁河以東的焦作、修武到新鄉的輝縣一帶的文化遺存，則是以先商文化為主，而以夏文化為輔，這些地方經常可以看到先商人常用的三足鬲等炊器，而像小牛角一樣的鬲足在這里的灰坑中比比皆是。
　　
    之所以專門提出炊器，是因為它在考古學中的意義十分重大，因為炊器作為人們的日常用具，與青銅器等對比，很容易被破壞，它的更新速度也比較快，所以它對文化的反映也比較敏感。考古學家總結了炊器對考古學的文化意義后指出，炊器具有如下特性：連續性、普遍性和敏感性。
　　
    根據這樣一種文化現象，楊貴金先生提出了“北上南下說”。也就是說，夏人的老家在伊洛平原，通過孟津進入沁河以西的沁陽、濟源，過軹關北上晉南，而新興的商部族則沿太行山東麓南下，至黃河下游，但這里水流變寬，渡河不易，因此商部族從河北平山至河南安陽、新鄉與夏人隔沁河對峙。在這樣的形勢下，府城成為商人進攻夏人的橋頭堡———一個極其重要的軍事重鎮。另外，府城并不只是一個單純的橋頭堡，在它的周圍還分布著許許多多的先商文化遺存，像焦作市月季酒店、李屯等數十個先商遺址，從今天的焦作到新鄉，如眾星捧月一樣拱衛著府城軍鎮，形成了對伊洛平原的扇形攻勢。
　　
    據考古專家推測，商人就是通過這座橋頭堡打下沁陽，過孟津渡口，攻進了位于伊洛平原的夏都（洛陽偃師二里頭遺址），最終又在夏遺址的旁邊建立了一個偃師商城。
　　
    當然，在對峙的情況下，夏王朝與商部族的勢力分布也不免犬牙交錯，而沁河兩岸的交流同樣也很頻繁，因此，在各自區域內出現一些敵對方的文化現象也屬正常，只是應該清楚到底哪種文化的發展在這一區域占了上風，這一區域就應該屬于哪一方的勢力范圍。
　　
    據楊貴金先生說，在府城遺址的東南，有一座學校，學校是由以前的湯帝廟改建的。湯帝廟供奉的就是商代第一個君主———成湯。廟內原有唐代的碑記，可惜現在只剩下一個柱基。站在府城遺址的北城墻內，向南可以看到不大的學校內幾間破舊的房舍。在這里供奉湯帝，恰如其分，從時代和性質上都與府城遺址相吻。有人曾做過調查統計，湯帝廟在安陽－新鄉－焦作－濟源－洛陽這一帶普遍都有，與考古發現的商代遺址相合，也與商湯進攻夏桀的攻擊路線大致相符，這不會只是一種巧合吧！
　　
    如果以后世宋遼兩國之間的對峙來看，可以更好地理解焦作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焦作市溫縣有七楊門，相傳是楊家將抗擊大遼入侵的營盤駐所。大宋王朝以太行山上的諸多關口，防御來自山西方面遼國軍兵的進攻，其立足點，正在今天的焦作一帶。
　　
    當然，這些都是理論上的推斷，因此，為謹慎起見，文物工作者就將府城遺址的時代定為夏商之交的早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