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武縣也有宋塔,仍保存在古剎勝果寺內。據《修武縣志》記載:‘勝果寺在縣治南門內,宋紹圣中建……磚塔九層,殿宇寮舍共七十二間,蓋巋然名剎也。’據說可以登臨俯瞰全城風景。然而那時候并無此閑情逸致,故未前去一覽勝跡,以后也無緣再往。”
葉 民先生近乎全引道光版《修武縣志》上的這段文字,唯獨有意無意地以“……”——6個“點”兒,替換“丹川李退叟作記”7字。
因為寫圓融寺,圓融寺明代“白玉佛”收藏在修武縣博物館倉庫,而倉庫就在勝果寺,門前就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勝果寺宋塔,也曾有意無意地圍著該塔轉了3圈——塔坐落在1米多深的“坑”里,千年滄海桑田,修武縣城至少被“埋”了1米多!
至于“丹川退叟趙郡李洵記,侄群書丹……紹圣四年(1097年)五月十五日……立石”的《懷州修武縣十方勝果寺記》碑,似乎與圓融寺無關,懶得看——做記者的,寫字生存,有時難免“勢利”。
回到家里,查閱道光版《修武縣志》,葉 民先生引述的那段文字跳入眼中。因為“竹林吟叟”這些天老在腦海中揮之不去,也許有意無意間感到“丹川李退叟作記”有點兒意思。
再往下瞧,看到括號里有行楷體小字:“勝果寺碑、鐘樓記俱見金石”。
順手翻到《修武縣志·金石》,在《懷州修武縣十方勝果寺記》碑記上發現:“時歲在丁丑閏二月十五日,丹川退叟趙郡李洵記,侄群書丹……紹圣四年(1097年)五月十五日……立石”。
丹川退叟李洵碑記寫得大氣磅礴,無愧“河朔君子儒”。其“物不終否,受之以革。會邑宰江南李君瑞臣,善政之外,留心性宗,目擊頹□,□□并簡,命僧寶□住持,俾以興葺”,將儒與釋、官場與道場、邑宰與百姓間亂如團麻的關系,拿捏得臻于妙境而無拍馬之嫌,不是大儒,難書是記。
此外,記中談及李君瑞臣“善政之外,留心性宗”,記末以“縣慰束斌卿,主薄耿敦,天平節度推官知縣事李元規”收筆——縣慰、主薄在前,知縣在后,加之一個“留心”——這不能不讓人玩味北宋末年理學中興之際,宋儒與釋教的曼妙關系。
“李君瑞臣”就是“李元規”。
李元規是“國子博士”。《夢溪筆談》記載了布衣畢 的活字印刷等,也記載了“國子博士”李元規的天氣預測(李元規被視為世界上第一個進行天氣科學預測的學者,不經意間竟“活”在勝果寺碑記上):“江湖間唯畏大風。冬月風作有漸,船行可以為備;唯盛夏風起于顧盼間,往往罹難。曾聞江國賈人有一術,可免此患。大凡夏月風景,須作于午后。欲行船者,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云氣,便可行;至于巳時,即止。如此,無復與暴風遇矣。國子博士李元規云:‘生平游江湖,未嘗遇風,用此術’。”
“窯神碑”有江南提舉程筠,勝果寺碑記有江南李瑞臣。
這“叟”,因何與江南如此有緣?
“退叟”“吟叟”本一“叟”
李洵自稱“丹川退叟”,他當是位辭職歸田的官員。
考察《懷州修武縣十方勝果寺記》碑記,“丹川退叟”不怎么瞧得上釋教,他當是一位儒者。
考察當陽峪窯神碑,“竹林吟叟”被江南提舉程筠稱為“河朔君子儒”。
北宋名臣韓維(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以太子少傅致仕)有詩《寄致仕李洵大夫》,云:
買得田園便退身,世間今作自由人。
不爭路上風波靜,無相光中日月新。
紅葉委階非異物,碧峰當戶見全真。
知君未放狂心歇,興在陶公漉酒巾。
這個“李洵大夫”,與“丹川退叟趙郡李洵”為一人,當沒有什么問題——詩中不是亦云“買得田園便退身,世間今作自由人”嗎?
這個“李洵大夫”,與“竹林吟叟”為一人,也當沒有什么問題——詩中不是亦云“紅葉委階非異物,碧峰當戶見全真”嗎?
北宋末年,道教全真派雖然尚未興起,但把“全真”歸入隱者、道家的思想范疇,是沒有什么問題的。“竹林七賢”領袖嵇康《幽憤詩》云:“志在守樸,養素全真。”
在中國,知識分子進則奉儒,退則守道,也是龐然大象。
剛剛無奈辭職回家,難除“退”意。“丹川退叟”的雅號,也是有情緒在里面的;說白了,是言“退”不想“退”,總覺自己“退”得有些窩囊。從“知君未放狂心歇”看,“李洵大夫”是位不服輸的人,很倔強。
時間是一劑良藥。
當發現“紅葉委階非異物,碧峰當戶見全真”也很不錯時,當歲月把人熬得垂垂老矣時,再整天把“退”掛在嘴上、寫在碑上,似乎就不合時宜,甚至很難贏得尊重了。
輸的人,是總得服輸的。
韓維,生于1017年,死于1098年——因為難以查清《寄致仕李洵大夫》寫于何年,他的生死之年,對于將“丹川退叟”、“竹林吟叟”合為一“叟”——這“叟”,就是“李洵大夫”,顯得特別重要。
勝果寺碑“丹川退叟”作記,時在紹圣四年(1097年);窯神碑程筠作歌,時在崇寧四年(1105年)。
紹圣二年(1095年)韓維被定為元黨人再遭貶謫,3年之后病故——《寄致仕李洵大夫》寫得自在自然,是大浪淘沙后留下來的好詩;好詩不是無病呻吟,總是有感而發的。是故,該詩創作時間當可框定在1095年~1098年。
那時沒有電子郵件,一般而言“丹川退叟”讀到該詩,當在紹圣四年(1097年)前后。
“紅葉委階非異物,碧峰當戶見全真”——讀到這樣的詩句,不能不想起嵇康《幽憤詩》中的名句“志在守樸,養素全真”,不能不想起嵇康隱身“竹林”。
“竹林七賢”活動在修武境內,“碧峰當戶見全真”當是韓維匠心獨運之句。至于“興在陶公漉酒巾”,典故說的是陶淵明樂然濾酒,“陶公”是不是一語雙關,既道陶淵明,又言李洵“興在”陶務,那就只能去問韓維,抑或仰賴自我釋讀了。
是故,“丹川退叟”演化為“竹林吟叟”,倘若時間是一劑良藥的話,“碧峰當戶見全真”當是催化劑。
再者,“竹林吟叟”留存至今的唯一一首《百家巖》詩,就刻在云臺山百家巖的山石上;而云臺山百家巖,恰是“竹林七賢”隱居的中心區域。
是故,在1105年的窯神碑上,不再是“丹川退叟”,而是“竹林吟叟”了。
是故,將“丹川退叟”、“竹林吟叟”“合”為一“叟”,這“叟”是“李洵大夫”,是自在自然的。
有宋一代,“大夫”是對高級官員的尊稱。
至于李洵為什么與江南文人騷客過往甚密,從黃庭堅是他的“門生”上,自可管窺一斑——嘉八年(1063年),江西詩派的開山之祖黃庭堅(1045年~1105年)第一次參加州府舉行的鄉試。當時傳言他中了解元(第一名),同考們設宴相慶。飲酒間,忽有仆者闖入,云:這里有三人考中,黃庭堅與他人不在其內。于是,落第者黯然散去,黃庭堅置若罔聞,自飲其酒。酒罷,與考中者一同看榜,安然自在。
治平三年(1066年),黃庭堅再赴鄉試,“詩題為《野無遺賢》,主考李洵見其語‘渭水空藏月,傳巖深鎖煙’,拍案稱曰‘不特此詩文理冠場,他日有詩名滿天下’。擢為第一。次年春,于汴京參加禮部考試,舉三甲進士,自此登上仕途”。
1105年,黃庭堅六十而逝;1105年,當陽峪窯神碑立石。
從紹圣四年(1097年),也就是黃庭堅去世前8年,李洵就在勝果寺碑記上自稱“丹川退叟”,乃至他以高級官員致仕看,黃庭堅是李洵的“門生”,當是沒有問題的。倘若只從詩與碑,傳與說上探尋“丹川退叟”、“竹林吟叟”與李洵——盡管陳寅恪先生以詩證史獲譽頗高,但記者之言還是難免被學者歸入“瞎說”——再說,新聞紙上也不可能貼篇論文,可信程度也就難免低下了。
但是,找到了“丹川退叟”、“竹林吟叟”名曰“李洵”的線索,查詢歷史文獻上的李洵,也就是一個非常簡單、只要有時間就能翻閱故紙堆的小事了。
事是小事兒,搞新聞的,總是被時間趕著跑、總是難有時間翻查史籍。
只好借助互聯網,瞎搜亂索。網上史料難免錯訛,大體卻是可信的。
韓維《寄致仕李洵大夫》,“碧峰當戶見全真”隱喻“竹林”,指向修武,當是沒有問題的。
那么,歷史文獻中的李洵,到底是不是修武人、懷州人呢?
《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零七》云——
“紹圣(1094年~1098年)初,蔡確母明氏有狀訴邢恕云——梁燾嘗對懷州致仕人李洵言:‘若不誅確,則于徐邸(徐王官邸)安得穩便(似乎異志存焉——記者注)?’朝廷封其狀,不為施行。劉唐老、文及甫事作(事發),蔡渭告章曰:‘唐老等何足治,曷不治梁燾?’遂檢明氏狀進呈,于是并付蔡京、安究治。”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百九十四·元符元年(1098年)》云——
“……詔三省(通常指門下、中書、尚書三省;元元年,改為三省共同議事,奏請取旨,分省治事行下,習慣上被稱‘三省’)于都堂召問。先是,(三省言奏)蔡確母明氏言,梁燾嘗與懷州致仕官、朝散郎李洵言,朝廷若存蔡確,則于徐邸安得穩便。洵憤疾之(梁燾),具以告邢恕及洙(尚洙)。詔
令恕祥具以聞,仍召問洙及洵。洵辭疾不至。詔洵限指揮到日,畫時供析詣實(如實交代)……后十三日,三省言:據洵奏,與洙所供析(交代的事實),大意不殊,惟小有差互;再審洙,亦無異辭;慮洵以歲月久,記憶未真。詔以二狀,令洵審記因依,及有無往復語言,奏(三月十七日事)。洵尋以憂死,確母牒訴不已……(尚洙、李洵事,實錄先于紹圣四年八月十六日略見之;元符元年三月初三日、初四日、十一二日,凡三次備載,語意重復,今并入初三日。惟紹圣四年八月十六日,并元符元年五月四日,仍依實錄,存其首尾。按《王巖叟集》有奏乞李洵落致仕云:‘洵安恬以潔,端愿而文。守義不回,得古人之操,養心寡欲,有高士之風。退休已及七年,而今年未逾六十,閉門研經,愈久彌厲。’若如巖叟所薦,則洵安得與邢恕共為誣謗?實錄云:洵忿梁燾言,故以告恕及尚洙,恐是明氏增飾之辭。洵辭疾不至,又以憂死,亦可見其情狀也。邵伯溫云:嘗見王 、尚洙、李洵于邢恕所,皆妄人也。則固然矣,洙未可知,洵更當考。”
元符元年(1098年),李洵“尋以憂死”、“又以憂死”,何來崇寧四年(1105年)“竹林吟叟”是“丹川退叟”,是李洵?
其實,鬼才相信“守義不回,得古人之操,養心寡欲,有高士之風”的李洵,會因一個黨爭案,立馬“憂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