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生而孤獨,生而不自由。權位、才華、性情,其實都解決不了孤獨與自由的問題,這是阮籍歷經一生后得出的結論。
今天的人們無法理解,在魏晉時代的中國,為什么會有這樣一群人中翹楚,帥氣、博學、豪放,這些男性魅力因素都集中于這些常在竹林中飲酒、詩情瑰麗的君子身上。他們應時代而生,卻又因時代而徘徊轉側,留下讓后人只能想象的魏晉風度。
阮籍的父親阮瑀是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在阮籍3歲時病逝。阮瑀曾在曹操把持的朝中做官,與曹操的兩個兒子曹丕、曹植都有著良好的關系。阮瑀死后,曹丕悲憫阮籍母子孤弱的命運,愴然寫下《寡婦賦》。盡管少年失怙,阮籍卻夙懷大志。他的青少年時代正逢曹魏鼎盛時期,文帝曹丕、明帝曹叡相繼在位,政權鞏固,精神奮發。阮籍交游于宗室名流之間,既濡染了建安風骨之豪壯,也沾染了宗室戚屬之浮華;而奮發進取的時代精神,更強烈地召喚著這個容貌俊杰、志氣宏放的少年。
阮籍很小就展示出超過常人的文才,同時也顯露出異于常人的性情。他從不喜形于色,看上去恬靜、沉默、謹慎,不了解阮籍的人會誤以為此人城府很深。16歲那年,阮籍與叔叔一起來到山東兗州,兗州刺史王昶仰慕他的文才,特意安排出一天時間與他見面。對于權貴的青睞,阮籍無動于衷,一整天沒說一句話,搞得堂堂刺史愧嘆不已,說他小小年紀“不可測也”。
有一年,他登臨山西雁門關下的廣武城,遙望楚漢相爭的古戰場,但見烽火臺孤兀無匹,將士墓磊磊若丘,冷風吹過,嗖嗖如刀,他不由得撫膺而嘆息:“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阮籍這句話成了千古之謎,到底是說楚漢相爭時期“無英雄”,還是指他阮籍身處的時代里無名之輩反成了豪杰,恐怕只有阮籍本人才知道了,今人已無從考證。
然而,隨著年齡的增長、時局的變幻,阮籍的沖天之志漸漸消歇了。曹魏國運衰敗,以至走到了末路,司馬氏家族勢力利用時機日益增長,魏晉易代已成為必然之勢。司馬氏與曹氏的激烈權爭把不少人送上了枉死臺,以至于史書有“名士少有全者”的說法。司馬氏父子奉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反抗者危機四伏、人頭落地、血濺山河,畏縮者退避山林、沉溺詩酒。時代風氣徹底變了。
因為阮籍的名聲太響亮,曹魏集團和司馬氏集團競相拉攏他。正始三年(公元242年),司馬氏集團的太尉蔣濟請他出仕,他先勉強答應,可馬上又給蔣濟寫了一封信,說自己沒有任何本事,只有一身陋習,健康狀況也不好,當不了官。蔣濟派人去接阮籍,卻發現阮籍跑掉了,蔣濟暴跳如雷。
不想當官的阮籍,心里裝著滿滿的儒者夢,他寫下《樂論》,稱“刑教禮樂一體”,主張以禮樂教化天下,又寫《通易論》,提出“易”與天地同道的整體觀,從天人關系角度為其政治主張設立哲學依據。可是沒過多久,阮籍受玄學思想的影響,寫出《通老論》,由儒入玄。從“通易”到“通老”,阮籍自我轉折。
二
在家人的一再勸說下,阮籍不得不去應官。正始五年(公元244年)的尚書郎之任,讓阮籍和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有了直接交流,使他參與了他們的玄學清談活動。他還與年僅15歲的王戎成為忘年交,日后,風姿秀徹的王戎成為“竹林七賢”中年紀最小的一位,應該得益于阮籍兄長的文思熏染。阮籍意識到政局不穩,大亂在即,做尚書郎時間不長,就告病辭職。正始九年(公元248年),曹魏宗室的大將軍曹爽動員阮籍出任參軍,這是許多人寤寐以求的官位。對于曹爽的邀請,他沒有出仕,雖然信函措辭謙恭,神氣卻拒人于千里之外,他不愿成為曹氏與司馬氏虎狼相爭的祭品,在政治高壓與歷史大勢面前,阮籍與曹魏集團之間的界線劃分得非常清楚,這正是阮籍的明哲保身和謹慎世故之處。
事實證明他及時地引退保身是對的。正始十年(公元249年)的正月,司馬懿趁曹爽陪幼帝離開都城洛陽、前往高平陵掃墓之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起兵政變,誅殺曹爽,從此曹魏軍權、政權落入司馬氏手中。司馬懿憑借自身的政治才能、家族的力量以及朝廷大臣的支持,通過高平陵政變,建立起霸府,控制曹魏政權。高平陵政變之后,司馬氏集團血腥屠殺,掃除一切奪權障礙,使一批聲名卓著的天下名士日夜惶恐,憂慮生命安全。阮籍在《詠懷詩》(其三)中說:“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曹魏時代過來的士大夫,但凡有點良知,都深知感恩,再怎么著,傀儡皇帝齊王曹芳也還是皇帝;再怎么著,曹爽與司馬懿一樣,都是顧命大臣,但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發生了這樣的浩劫。魏晉易代之際各個政治集團、家族利益間的錯綜復雜的關系,是很難以簡單的是非、忠奸、善惡來說清楚的。他們又該何去何從?
嘉平元年(公元249年),40歲的阮籍被逼出任司馬懿的從事中郎;司馬懿死后,繼任司馬師從事中郎;司馬師死后,又成了司馬昭從事中郎。看來,司馬氏父子三人拿著一條鐵鏈,把阮籍死死地拴在了身邊。阮籍在司馬氏霸府中的實際職能是“參謀議”,司馬氏霸府在當時具有特殊功用,相當于朝代更替中的過渡政府形態。阮籍被迫處在血腥的旋渦中,眼見了陰謀毒計、血流成河,其悲郁絕望之感直如沸水煎心。“一日復一日,一夕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胸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萬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都說阮籍詩文晦澀難懂,這首《詠懷詩》(三十三)卻明白如畫,一目了然。
后來,阮籍在《詠懷詩》(四十二)中寫道:“王業須良輔,建功俟英雄。元凱康哉美,多士頌聲隆。陰陽有舛錯,日月不當融。天時有否泰,人事多盈沖。園綺遯南岳,伯陽隱西戎。保身念道真,寵耀焉足崇。人誰不善始,尠能克厥終。休哉上世士,萬載垂清風。”詩中的“王業”、“建功”云云,已消融于遠天里的輕煙,而所謂“天時”、“人事”與“陰陽”、“盈沖”,是隱指時代已由盛變衰,天下已由治而亂。
在這種情形下,名士們便逃隱到山陽的竹林幽谷中,“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魏晉之際,玄學盛行,名士先生們拔俗高蹈,談玄論道,遨游于五岳之上,嬉戲于神仙之間,寄哀樂于幻象,寓真意于流云。正始末年(公元249年)以后,隨著濟世熱情的消失,名士們的行為也越來越怪僻、放浪。他們的縱酒、佯狂、服藥、清談、搽粉、裸奔,都不過是為了逃避迫在眉睫的政治選擇而作出的姿態。“竹林七賢”的任性放誕,張揚狂悖,特立獨行,古怪出格,就成了安身立命的“保護膜”與“迷彩服”,而博覽群書、尤好老莊的阮籍,更成為兩晉名士放達人生模式的先鋒。山陽位于洛陽與鄴中間,從洛陽到山陽,有便利的交通和居住的傳舍,為名士的游樂、狩獵和學術交流提供了條件。這里既無物質匱乏,又無文化寂寞,因此也就成了名士們的隱居勝地。在洛陽當局眼里,這里則是一個政治敏感地區。隨著這個竹林群體的形成和交游,阮籍的名聲逐步上揚,且由于他所具有的不尋常的家世,阮籍逐漸受到了全國的注意,竹林成就了阮籍的風流,而風流阮籍又使得竹林垂芳名于千載之下。
司馬氏集團篡得曹魏政權之后,便把屠刀從政敵的亡魂那兒轉向了不合作的名士頭上,一時殺得“天下名士減半”。竹林亦非安全的政治避風港,司馬氏收拾完曹氏余黨之后,很快便將目光移向了竹林這群隱士身上,他們需要用名士的合作來掩飾遭人詬病、大逆不道的篡權行為。阮籍又成了被司馬氏政權拉去當禮賢花瓶的首選。這回他再也不敢抗命了。因為,他的頭上就是閃著寒光的利刃。
阮籍不是那種脊梁式的直臣,他只是一個相當軟弱的士大夫。“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是他不得不與政治強人們虛與委蛇、敷衍應酬的初衷。他的痛苦在于,他是司馬氏父子親自圈定的人物,退隱會被視為異端,辭官更會惹來殺身之禍。他既是司馬氏父子的座上客,又是司馬氏政權的階下囚。他在思想上追求自由,追求山林野趣,行動上卻不能超過當權者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他必須在刀尖上舞蹈,在油鍋邊沿行走。這種自由精神與黑暗牢籠的沖突,清高氣節與卑劣腥穢的對立,如履薄冰與狂放無忌的交融,時時刻刻撕裂著他的靈魂。
三
那一年,司馬昭輔政,躊躇滿志。46歲的阮籍向司馬昭請示說,自己曾經旅游東平,樂其風土,主動要求請調山東西南的東平。阮籍此舉的本意是為了躲避司馬氏和曹魏政權的斗爭,司馬昭以為他想為自己效力了,高高興興地任命阮籍為東平太守。阮籍騎了一頭毛驢來到官衙,先把圍墻拆掉,然后便整日喝酒。東平一帶本來土地荒涼、民俗惡敝,阮籍卻在此地登臨山水,悠游忘返,自得其樂。他作于此時的《東平賦》抒發了自己孤獨、苦悶、哀愁的憤懣情感,表達了隱逸避世、全身遠害的愿望。這等玄妙人物,怎堪為官場宮闕所羈絆?
可只過了十幾天好日子,司馬昭又將阮籍調回到身邊,將他牢牢攥在手心。司馬昭一心想試探他對司馬家族的忠誠,就追問他的政見主張。阮籍假裝聽不懂,堅決不談工作、不談政治,他時常仗著酒色蓋臉,裝瘋賣傻,裝神弄鬼。即使在司馬昭的宴會上,別人緊張得連大氣兒都不敢出,“阮籍在座,箕踞嘯歌,酣放自若”,又唱又跳,大喊大笑,玩世不恭,瘋瘋癲癲,像個不懂世事的孩童,更像個有悖常理的精神病人。在嚴酷的形勢逼迫下,阮籍先生應對司馬氏騷擾的“技藝”,幾達爐火純青。得意之時,他忽忘形骸,搖頭擺尾,世人謂為“癡”,與傻子無異;低落之時,他暴飲暴食,無所顧忌,行狀乖張而怪異,引得世人紛紛撇嘴。有人以禮教的名義規勸阮籍正經一點,他翻著白眼說:“禮這玩意,哪里是為我這樣的人所設?”
阮籍聽說步兵校尉的廚房里美酒很多,也聽說步兵校尉兵營的伙夫善于釀酒,就主動請任要求去當這個毛頭小官。這完全是搪塞之語,真正原因是為了脫離司馬昭授予他的從事中郎職務,始終與司馬氏保持極佳的距離。到步兵校尉任上之后,他不思政務,與另一位“竹林七賢”成員劉伶終日酣飲,以至于街上流言四起,說他倆醉死在廚房里了。阮籍的豪飲是出了名的,當時恐怕只有劉伶在他之上。“阮步兵”這個稱謂由此得名。
有一天深夜,阮籍酒已醒,躺在榻上,憶往事重重,久不能眠,于是起身打開房門,月光灑進來,照滿了整個小屋,微風吹拂著他的衣襟,不知明天的月色會不會還這樣好。他嘆了一口氣,把琴抱過來,盤坐在地上的月光里,隨手撫動,琴聲幽幽地從指間傳出,在琴弦上流動。風吹進來,琴聲隨風飄出,繞在空氣里,傳來幾聲鳥叫,“難道它們也有傷心處?”此情此景,寫在《詠懷詩》中,便是:“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一縷琴音,一壺濁酒,讓他在這樣一個離亂動蕩的世界里得以安身立命。在如此的一個危亡、衰亂的年代,他能夠希求、盼望些什么呢?
阮籍雖然任職步兵校尉,但還常去司馬昭的將軍府,以維持同大將軍若即若離的關系。將軍府的大宴他是必定要參加的,并且一定要表現得相當不拘禮節。有時,他兩腿外伸呈八字形而坐,旁若無人地吹起自己拿手的口哨。有時,他自個兒提罐豪飲,醉態十足,并且口若懸河地大講特講逍遙無為、成仙得道的玄言妙語,也不顧旁人是否厭煩他。就這樣,阮籍在步兵校尉的位置上一直逍遙了七八年之久。
阮籍的《詠懷詩》八十二首,號稱中國古代最長的組詩,為中國文學史留下了一個千古難解之謎。詩中沒有一件事,也沒有一個人物,全部是一個孤獨者內心的痛苦表白,一個失眠者的朦朧囈語,一個流浪者的尋覓與徘徊,一個放誕者的嘯傲與踟躕。對生命的憂慮,對社會的諷嘆,以及對仙境的向往,構成了詠懷組詩的基調。其實,阮籍的《詠懷詩》是循著中國古典詩歌創作的發展邏輯而生長的,它既繼承了前代詩歌創作的精華,也是后輩學習的圭臬之一。阮詩的“遙深”,是那個時代文學與哲學思潮發展的必然產物,是他在詩歌中實踐魏晉玄學“得意忘言”之文學觀的體現。阮籍將“意”視為寫詩作文的最高境界,這使得八十二首《詠懷詩》具有很強的哲理性,充滿啟迪作用。從這個思路出發去理解,阮詩也許就會不那么“難以猜測”了。
詩中反復感慨的“無常”和“有常”,是對宇宙人生悲劇命題的思考。一切都是無常的,青春、生命、友誼、名譽、富貴、國運等,一切都不是長久不變的,都是可能隨時失去的。身處那樣一個艱難危亂的時代,他的“憂生之嗟”對人生無常的思考就更加深刻。《詠懷詩》的核心內容是帶有哲理性的對人生問題的思考,并且集中于個人的內在意志與外部力量相沖突、生命從根本上無法獲得自由這樣一個命題上。
四
阮籍的嘯聲數百步之外都能聽到。有一天蘇門山里忽然來了一位真人,樵夫們都在議論這件事。阮籍也去觀看,見這個人盤腿坐在巖石旁邊,阮籍就爬上山湊過去,雙腿伸直坐在他對面。阮籍說起古代的事情,上至黃帝、炎帝的清靜無為之道,下到夏、商、周三代圣君的仁政,并拿這些事情向他請教,這個人只是昂著頭不予理睬。阮籍又談起儒家的入世學說以及道家的棲神導氣的方法,以此來觀察他,這個人還是和剛才一樣,凝神不動。阮籍于是對著他長嘯。過了很長時間,這個人才說:“你再來。”阮籍再一次長嘯。后來阮籍沒了興致就下山了,走到半山腰,聽到上面傳來悠長的聲音,像是有幾個樂隊在演奏,山谷中都發出回音。他回頭一看,正是剛才那個人在長嘯。這位真人,成了他《大人先生傳》的創作靈感。在回來的路上,阮籍一直若有所思。當晚,他早早便關上了自己步兵校尉府的大門,也不喝酒,伏案沉思默想了一會兒,提筆疾書,寫成流傳至今的《大人先生傳》。
阮籍在《大人先生傳》中塑造的“大人先生”,寄寓著他的人格理想,表現出濃厚的道家思想,可看出他對于“至德之世”的無限向往。大人先生追求的理想社會順應自然,純真樸實。大人先生“以萬里為一步,以千歲為一朝。行不赴而居不處,求乎大道而無所寓……乃與造物同體,天地并生,逍遙浮世,與道俱成……”這位飄搖于天地之外的“大人先生”,將那些拘泥于名教、自以為是的勢利小人譏為“虱”,予以辛辣的嘲笑與痛斥。
“太初何如?無后無先。莫究其極,誰識其根”,這就是阮籍痛苦與迷茫的形而上根源。然而,沉靜下來,“大人先生”便開始冥想他的理想世界:沒有君臣之別,沒有強弱之分,大家都能順其自然,盡其天年。阮籍理想的“至德之世”中的審美人格表現為無限自由、精神超脫、飄然世外、游心虛無、齊物逍遙的特征。這是一篇發揮莊子自由、逍遙思想的名文。阮籍把自己的精神追求和人生理想寄托在“大人先生”的身上,通過“大人先生”同君子、隱者和采薪者三人之間的對話,充分表達了他的“齊萬物”、“泯生死”的精神境界,為自己的靈魂找到了一塊獨立于人世的棲息之地。
時代和人生重新塑造了他,竹林名士朋友們影響了他,阮籍的玄學由老學轉向莊學,是與正始玄學不同的另一種玄學思想流派。《達莊論》和《大人先生傳》是阮籍最重要的兩篇哲學著作。就思想傾向看,不僅與他早些年的《樂論》、《通易論》所提倡的儒家價值不同,而且也與后來的《通老論》中調和儒道關系、倡導儒道合流的觀念迥異。在《達莊論》和《大人先生傳》這兩篇著作中,阮籍對仁義禮法這一套倫理規范和君臣之分、尊卑之別這一套等級制度,采取了完全貶斥和否定的激烈態度,試圖通過“齊物”的方式而超越一切差別,擺脫現實的一切羈絆,追求一種主觀精神上的絕對自由或逍遙,表現出一種濃重的莊學精神。
由于阮籍的名氣實在太大,司馬昭不惜屈尊紆貴,想與阮籍結為兒女親家,那位無緣成為乘龍快婿的人就是后來的晉武帝,中國歷史上響當當的司馬炎。司馬昭的意圖很明顯,就是想借婚姻籠絡阮籍,與士人搞政治聯盟,正好又借此改良一下司馬氏家族的血統。阮籍青云之士,豈肯委身于司馬氏而陷入險惡的政治斗爭中。但如果公然違命,又會招來殺身之禍。就在束手無策之時,他突然摸到了屋角一堆積滿灰塵的酒壇。整整兩個月,阮籍喝得爛醉如泥,五臟六腑翻江倒海,司馬昭派去說媒的人竟然沒有機會開口,沒法和他對話。阮籍是故意的,司馬昭雖然心知肚明,卻又不好發作,這樁婚事只好告吹。酒保全了阮籍的女兒,保全了阮氏家族,也保全了自己的名節和明月之心。
平心而論,司馬昭是有其人性的多面性和復雜性的,他并不像歷史教科書和文史研究者們定論的那樣,完全就是兇狠殘暴的梟雄和竊國者。至少對阮籍,他是賞識加敬重的。司馬師、司馬昭兄弟一度對玄學活動積極參與,表現出由衷的興趣。由于阮籍具有深厚的儒道修養,他的主要著述《達莊論》、《通老論》、《通易論》影響極大,阮籍已成為魏晉時代思想文化的無冕之王,也讓對清談頗感興趣的司馬氏兄弟對他產生了敬畏之心,因此,當阮籍入司馬氏霸府之后,司馬氏兄弟簡直就成了阮籍的“粉絲”,由于對玄學的同樣志趣和對阮籍名望的崇拜,司馬氏和阮籍之間的關系其實非常融洽和默契。尤其是司馬昭,他對阮籍幾乎一見如故,當他后來提出結為兒女親家的建議時,盡管阮籍沒有應允,但是并不影響他和司馬昭的關系。
阮籍也很清楚司馬昭對自己的態度,內示威而外懷恩,小節上可以對自己讓步寬容,關系到政權利益的原則問題絕不含糊。所以,司馬昭對阮籍仍不放心,又派遣鐘會出馬監視。鐘會是個小人,是司馬昭的一只鷹犬。鐘會想加害阮籍,幾次假惺惺地向他請教時政之得失。阮籍早看破了他的歹毒心腸,每次他來時,阮籍都醉眼迷離、語無倫次,可就是沒一句話涉及時政,不給鐘會留下一絲縫隙。他以慎言避禍,成功地在自己嘴上貼了封條,達到了“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的境界,使嵇康先生羨慕不已。阮籍抱著酒壇躺在地上,像是醉了又像是睡了,鐘會尋不到下手的機會,只好悻悻而去。
阮籍酒中有大智,醉中呈現似醉的清醒和若愚的智慧。薄帷上落滿寒冷的月光,衣襟上拂過明澈的清風,在琴聲的催化之下,阮籍覺得自己已經超脫了司馬氏和曹魏之間那張交織著欲望和野心的剪不斷理還亂的網,沒有重量的靈魂從頭頂飄蕩出來,與造化萬物融為了一體。
五
聽到母親去世的消息時,阮籍正在下棋。朋友說:“你家遭遇喪事,快回去吧!”他置若罔聞地搖了搖頭:“下完此局。”棋終于下完了,悲痛的他“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按照古代禮法和當時的盡孝方式,阮籍必須服喪3年,其間只能素食,還得禁欲。不僅如此,還得在母親的墓旁搭個茅棚,守墓3年。對活著的人而言,這完全是一種形式上的折騰。阮籍的言行從不愿意循規蹈矩,“居喪無禮”就是一個方面,他的行徑驚世駭俗。在母親下葬那一天,他居然叫家人蒸了一頭小豬,然后一口氣吃了下去,接著又喝了兩斗酒。酒足飯飽,才到母親靈前放聲痛哭。哭一聲,吐一口血,直哭得死去活來,昏倒在地。由于悲哀過度,他身體極度虛弱,骨瘦如柴,連走路都需要拐杖了。
阮籍無視禮法,我行我素。在為母親服喪期間,他參加晉文王司馬昭的宴會,依然飲酒作樂。司隸校尉何曾當時也在座,借機對阮籍發難,當眾對司馬昭說:“您正在以孝治天下,而阮籍的母親剛剛去世。他以重孝之身,居然還出席您的宴會,飲酒吃肉,實在太不像話了。我看應該把他流放到偏遠的地方,以正風俗教化。”司馬昭幫他說話:“阮籍的母親去世后,他已經悲傷憔悴得不成樣子了。你不能分擔他的憂愁也就罷了,為什么還要說出這樣無情的話呢?何況服喪期間悲傷過度,為了不傷害身體,飲一些酒吃一點兒肉,本來就符合喪禮的規矩。”由此足見司馬昭對阮籍的理解、寬容和愛護。
阮籍生性至孝,卻不守禮制。他3歲喪父,寡母孤弱,與母親相依為命,他對母親的感情可想而知。他在以自己的生命顯示一種阮籍式的孝道,以自己的行動和那些衛道的君子們抗爭。連當時權傾朝野的司馬昭也不得不承認,對于母親的死,阮籍不是不悲痛,而是大悲痛。一種常人無法企及的、發自內心深處的、沒有一點偽裝的、真正的悲痛。
嵇康的哥哥嵇喜是個追名逐利的官吏,他聽說阮母去世,就前來吊唁。阮籍看見他,立即以白眼相向,黑眼珠都被埋到眼皮里了。他以自己特有的行為藝術宣示,他不愿讓這樣的小人來打擾自己的母親。世人都說,阮籍善使“青白眼”,其實阮籍的眼睛深不見底、水波不興,人間罕見阮籍的青眼。難得的一次,就是嵇康挾琴帶酒來吊唁阮母,這一道青眼也成就了他們終生的友誼。
喪母后不久,阮籍到司馬昭的大將軍府,碰巧有位官員向司馬昭報告說,民間老百姓中有人殺了自己的母親,阮籍當眾便說道:“這殺父親還說得過去,要是殺了母親就太過分了。”一向拘謹的阮籍如此口出狂言,實在大逆不道。霎時間,文武群臣臉色大變,議論紛紛。司馬昭見狀也厲聲斥責:“我司馬父子一直以孝治天下。殺父者罪不可赦,阮中郎你這樣說是何居心啊?”看到司馬昭動怒,阮籍從容地回答:“不然。我聽說禽獸只認得它的母親,不認得它的父親。人殺了父親如同禽獸,而殺了母親,就比禽獸都不如了。”
阮籍的回答讓司馬昭竟一時語塞起來,其他的部屬更是面面相覷、支支吾吾。這阮籍實際上是在譏諷司馬氏一伙。古代禮制是把父親與國君等同看待的,而司馬氏將曹操的孫子輩們殺的殺、廢的廢,這與禽獸有何區別?又有何資格奢談以孝治天下?不過是欺世盜名罷了。滿屋子衛道士們被阮籍戲弄一番,氣得皺眉瞪眼。司馬昭盡管心里窩火,可阮籍已經喝得大醉,開始胡言亂語起來,只好不計較了。
任性不羈、率性而為的阮籍向來蔑視禮教,不拘禮法。而阮籍平日行為之怪異,更為衛道士們所側目。
阮籍好酒,他家旁邊就是酒店,女主人年輕漂亮。阮籍常和王戎去喝酒,喝醉了就若無其事地躺在女主人身上睡著了,根本不避嫌。酒店老板起初懷疑他揩老婆的油,經多方偵察,發現阮籍并無淫意。
魏晉時期,男女授受不親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可是阮籍全不放在眼里。一次,他嫂子要回娘家,阮籍不僅為嫂子餞行,還特地送她上路。面對旁人的閑話、非議,阮籍還是那句老話:“禮法難道是為我輩設的嗎?”
有一次,一位才色兼備的兵家女子還沒出嫁就早夭了,阮籍與她的家人素不相識,聽說這件事后,竟不顧世人議論,徑自到早亡女孩的家中憑吊,在靈前大哭一場,盡哀而還。這眼淚,不是為親情而流,不是為冤家而流,只是為了獻給一個美好而消逝的生命。這場痛哭坦蕩隨意,這眼淚非親非故,既荒唐,又高貴,只為青春,只為美麗,只為一個美好生命的速逝。何等率真,何等自然,何等自由!自然與自由是個體人格的最高價值,也是魏晉風度的人格魅力所在。作為名士的代表人物,阮籍的狂狷氣象在亂世之中被壓制,對自由的渴望終于借酒和淚釋放出來,更具有一種悲劇性的力量,那個死寂的時代也因此蕩氣回腸。死生亦大矣,死生之外無大事,對生命存在的焦慮本是人類最深層的本能意識,阮籍對此有著比常人更為敏銳而強烈的感覺,“人生若塵露,天道邈悠悠”。
某日,阮籍與本家子弟共飲,以大甕盛酒,大醉滔滔,有群豬來飲,須臾之間,人豬同醉。
六
以上“事跡”,均見于《世說新語?任誕》與《晉書?阮籍傳》。《晉書》評論說,此類行為,“其外坦蕩而內淳至”。這一論斷,真乃人性之至論。其狂放行為掩飾下的內心之淳至,是一種拔俗出塵、瑰麗若霞的“超越形質之美”。在《清思賦》中,阮籍將精神遨游與虛幻之美熔為一爐,表達了他對超越形質之美的無限向往。
追求“超越形質之美”的阮籍,面對著黑暗現實的包圍,一生注定痛苦深重。他只有沉溺酒海,以求得心靈的解脫。可是,酒只能讓人麻醉一時,酒醒時分的孤獨最難將息。阮籍以放誕縱酒為朝隱的同時,內心流著傷痛的血。他的愛與絕望,靈魂深處的蒼涼與深沉,在那個花間飛血的時代如此絢麗,于是自殘式的狂飲每每化作窮途之哭。
阮籍有一個癖好,時常獨自一人漫無目的地驅車而駕。他那輛孤獨的馬車,在如蓋的蒼穹下,在沉默的曠野上,在荒僻的小道上,搖搖晃晃地逶迤前行,載著一個憂郁而微醉的駕馭者,他手中并沒有韁繩,而是滿盈欲灑的酒杯。他不知去何處,也不知有何處可去,一個人在顛蕩的車身中,酒語喧盈。最后,車輪終于停了,路到了盡頭,無處可去。于是,這位駕馭者,傲然獨得,放聲嚎哭。阮籍就這樣在“傲然獨得,縱酒昏酣”中度過了自己倜儻放蕩、沉郁痛苦的殘生,有著許多辛酸,也有著許多真情真性,一切在醉酒中流淌,在宿命中獨立和超脫。
阮籍的窮途之哭,哭出了士人的千般痛苦和萬般無奈,哭盡了歷史的困惑和時代的悲涼。其痛苦在于:想歸隱不能,想和光同塵不能,想盡孝不能,想保持內心淳正亦不能。他才高,比興借喻,縱論古今;他氣傲,不諂媚,不阿諛,危言危行。然而,魏晉的烽煙湮沒了他的才、他的識。
阮籍的這一聲窮途之哭,哀哀嚎嚎,在歷史的天空里,已經回蕩了許多許多年了。這是他作為一個清醒的知識分子,面對無情的環境壓迫和無盡的心靈折磨,所能發出的最強烈也最軟弱的抗議。
我們似乎看見,阮籍哭完了,像個孩子似的抽泣著,拿衣袖擦干眼淚,慢慢爬上他的馬車,慢慢回城里去了。因為,司馬昭和他那幫錦衣玉食的嘍啰們還在等著他哩。
七
從正始十年(公元249年)高平陵之變曹爽集團被滅門,到嘉平六年(公元254年)夏侯玄、李豐等被誅,齊王曹芳被廢;從正元元年(公元254年)司馬師立高貴鄉公為名義上的君王,平息毋丘儉、文欽的所謂“叛亂”,到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司馬昭殺高貴鄉公改立少帝曹奐,其間一共11年,阮籍就在這樣一種毫無安全感的人際關系中走過了他的知天命之年。“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胸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萬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一日復一朝,一昏復一晨。容色改平常,精神自飄淪。臨觴多哀楚,思我故時人。對酒不能言,凄愴懷酸辛。愿耕東皋陽,誰與守其真。愁苦在一時,高行傷微身。曲直何所為,龍蛇為我鄰”。《詠懷詩》中這兩首非常相似的篇章,很能夠說明他中年以后充滿焦慮和憂懼的心態。他所“怯言”之心跡,總是埋得很深,因而他所用典故之意旨,“百代之下,難以猜測”。
權臣謀取政權,完成“禪讓”的典禮,事先總要經過一道封王、加九錫的手續,表示他功烈輝煌,可以繼承前朝基業而無愧。魏元帝曹奐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司馬昭進位相國,封晉公,加九錫,完成了“禪讓”前的準備,稱帝之心不再掩飾。主子示意,奴才們緊跟。司馬昭的黨羽鄭沖等決定聯名勸進,順勢促成司馬昭當皇帝,并推舉阮籍來寫勸進表文。阮籍故伎重演,一連幾天喝得爛醉如泥,可鄭沖揪住他不放,幾次催逼,派人來取。阮籍無可奈何,趁著酒興揮筆,草草寫成,寫的時候雙手顫抖。這就是引起后人詬病的《為鄭沖勸晉王箋》。老鄭一見,喜出望外,大加贊賞,稱之為“神筆”。這哪里是文章寫得好啊,分明是鄭沖利用阮籍的才華拍司馬昭的馬屁,司馬昭則利用阮籍的名聲來誆騙天下。
這個阮籍終于臣服了,這是他一生的恥辱。有的后世論者,據此認為他賣身投靠了司馬氏,宋人葉夢得甚至刻薄地說,阮籍寫《為鄭沖勸晉王箋》,充分暴露了他自己不過是個“裈中虱”而已,建議將他杖斃于嵇康之前。唉,天才一落筆,便成千古恨啊。
表文被遞上去以后,阮籍就后悔了。他知道,這一次的失足,已經成為他終身用酒、用汗、用血、用生命也洗不掉的污點。跟司馬氏斗了一輩子,最后還是失敗了。他恨人性的黑暗,他更恨自己的軟弱。
與嵇康一樣,阮籍自視極高,他認定自己是一只高蹈九垓的鳳凰:“清朝飲醴泉,日夕棲山岡。高鳴徹九州,延頸望八荒。”這是一只多么高潔無瑕、顧盼自雄的神鳥啊。然而,司馬昭的天羅地網,緊緊纏住了神鳥的翅膀,將其變成了一只隨波上下的鳧鷺,《詠懷詩》(四十一)中寫道:“天網彌四野,六翮掩不舒。隨波紛綸客,泛泛若浮鳧。”與嵇康的徹底棄世不同,做官的阮籍一直不涉是非、明哲保身,或者閉門讀書,或者登山臨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緘口不言,但最終還是被政治“坑”了。他的一生活得窩囊,而且極累。
這年秋天,年僅39歲的嵇康被殺。臨刑之前,洛陽太學的三千學子聞訊,聯名上書請愿,要求司馬昭赦免嵇康,并吁請他到太學任教。如此聲勢浩大的救援行動使司馬昭深感恐懼,下令急速行刑。臨刑之際,太學師生們洶涌前來,流著淚為嵇康送最后一程。天上烏云翻滾,刑場哭聲動地。嵇康神情怡然,仰頭看看天空中的太陽,揮手辭別眾人,爾后索琴,徐徐彈奏《廣陵散》。隨著他捻動、跳動、顫動的手指,一曲仙樂幽幽響起,又戛然而終。他擲琴高崗上,發出了最后一聲長嘆:“《廣陵散》于今絕矣!”
驚聞噩耗,阮籍不免再次號啕痛哭了一場。而此時,他的《勸進箋》正被司馬昭廣泛利用,在城鄉到處張貼,傳揚天下,為其登基稱帝制造輿論。阮籍想到摯友嵇康一身傲骨,面對屠刀不肯低頭,血灑刑場。與寧折不彎的嵇康相比,他確實缺少一種犧牲精神,雖然他也有與嵇康相似的骨氣、傲氣與逸氣,但卻沒有嵇康的堅持。他本想游戲人生,但卻被人生游戲了。
企圖以隱忍茍活來換取對方的寬宥,結果只是一場春夢。幾個月后,也就是這一年的冬天,阮籍在無限的悔恨和憂郁中身染病疴,離世時僅53歲。阮籍的仕逢之旅,或者說與政治的結緣,造就了一個一生受政治羈絆的文人。他的雋才,他的傲然,他的不羈,他的軟弱,導引著他在無序的黑暗中搖搖晃晃地走來,又搖搖晃晃地離去。
八
阮之偷生與嵇之壯死,殊途同歸。嵇康和阮籍,魏晉之際的這兩大天才,至此完全凋零。他們是徹底幸福地睡去了,而且再也不用醒來了。
需要補充的是,盡管司馬昭篡位心切,卻沒過多久就死掉了,他的遺志只有靠他的兒子司馬炎來完成了。司馬炎在洛陽登祭壇,拜天地,接受魏元帝曹奐禪讓,正式登基稱帝,以晉代魏,建立西晉王朝,成為中原大地名副其實的主宰。這與當初魏文帝曹丕接受漢獻帝禪讓登基稱帝、建立曹魏王朝,僅僅相隔了46年。歷史如此驚人地相似,令無數后來者默然無語。
曹魏政權和司馬政權,不能說誰比誰更合法,更不能說誰比誰更正義。阮籍深深地看到了這個歷史的吊詭,以及吊詭中的宿命與虛無,他八十二首《詠懷詩》的悲從中來,正是來自于此。但是作為肉身和有限的人,他不得不先后與曹魏政權和司馬政權發生利益的糾葛、情感的牽連,違心地做人做官,自由和獨立根本無從實現,“大人先生”、“至德之世”的圓滿境界更是無法抵達。因此,阮籍深重的悲劇感不是緣自生存的悲劇乃至政治的悲情,而是緣自一個知識分子對歷史合法性的深重質疑而產生的強烈幻滅感和荒誕感,是哲學上的不自由的痛苦、形而上的絕對孤獨。
阮籍《詠懷詩》(十二)抒寫自己在一個無人的世界里尋覓親友而不得,實際表現了阮籍對人生本質孤獨、欲求撫慰而終不可得的認識。“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輝光。悅懌若九春,磬折似秋霜。流盻發姿媚,言笑吐芬芳。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愿為雙飛鳥,比翼共翱翔。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
阮籍是在用一種假想的、美好的愛說明一個道理:其實沒有愛,曠野沉默著。人,生而孤獨,生而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