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哲學至宋代，發展為格物致知、學為圣人的“程朱理學”，朱指朱熹，程指“二程”，即程顥、程頤兄弟。作為兄長，程顥從小聰明好學，十五六歲時，師從道州（今湖南道縣）周敦頤，研經習道，發奮鉆研，一生不輟，“于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奧，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余蘊”，終成一代大儒，對中國政治思想和哲學思想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讓人驚異的是，程顥不僅僅是一位理學家，還是一位精通治道的地方官員；不僅僅是位思想家，更是一位實干家，他在州縣基層任職多年，心懷天下，政績卓然。
 
　　初出茅廬的斷案高手
 
　　程顥（1032—1085年），字伯淳，河南洛陽人。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程顥參加了當年的丁酉科考試，考取進士，隨即被任命為京兆府雩縣（今陜西戶縣）主簿，后又任江寧府上元縣（今江蘇南京市）主簿、晉城（今山西晉城市）縣令等職。
 
　　在宋代，主簿不僅掌管文書、考核、出納等事務性工作，有時還要負責獄訟官司。程顥剛剛上任，就碰上一件棘手的案子。
 
　　某鄉民租賃了自己兄長的房子居住，一住就是二十年，一天在宅基地附近勞作時，竟然挖出一壇“瘞錢”（陪葬的錢幣），真是喜從天降。但侄子卻說，這筆錢是他父親當年埋下的，要求物歸原主。天降橫財，哪能拱手相送？叔叔死活不答應。于是，侄子一紙訴狀，將叔叔告到縣衙。程顥看過狀子，問侄子，你父親埋這筆錢多久了？答曰四十年。又問，你叔叔租賃宅子多久了？答曰二十年。程顥安排小吏，從挖出的銅錢中挑出十千錢，讓侄子過目，然后大聲說：“如今官府所鑄造的錢，不過五六年就流通天下，而挖出的錢，是你父親未埋前數十年所鑄，皆為古錢，世間豈有選擇古錢作為‘瘞錢’埋藏于地下之理！”侄子聽后，大驚失色，只得承認自己的妄訴之實。
 
　　探索地方管理新方法
 
　　程顥調任澤州晉城縣令之時，剛剛三十出頭。別看他年紀輕輕，做事卻思路清晰，決策果斷，而且善于創新。他在晉城任職三年，其間所做，不單單是調解糾紛、依法治訟等按部就班的日常工作，他還把大量的精力，花在了探索地方管理的方法上。而這一點，是許多僅僅為積累資歷、應付“政務”、謀取升遷的地方官們難以望其項背的。
 
　　一是減輕農民負擔。當時，晉城老百姓交皇糧，要直接送往邊境，以備軍需。然而，晉城與邊境之間路途遙遠，到了催糧之時，家家戶戶送糧忙，長途跋涉，耗時費力。倘若直接到邊境附近購糧交納，恰逢交糧高峰期，糧價又太貴，往往購糧所費，遠遠超出實際負擔，老百姓怨聲載道。為此，程顥推行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動員一些富戶、商人，讓他們糧價便宜時購糧儲存于邊境，待交糧之時，再賣給晉城父老，規定只能略有盈利。這樣，富戶、商人有利可圖，而農民既無長途運輸的勞頓之苦，也無糧食緊俏時的漲價之憂，負擔大大減輕。
 
　　二是推行“伍保”之法。程顥按照村民居住遠近，編成“伍保”，要求“伍保”之間，“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強扶弱，富幫窮，互通有無，互相幫助。孤寡、殘疾、流浪者，都責成有能力的親戚、朋友、鄉親給予照顧，進行救助。于是，鄉里之間，奸偽無所容，疾病有所養，風俗大變。
 
　　三是大力興辦教育。“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程顥深深懂得其中的道理。他認為，“鄉必有校”，任職期間，他多方奔走，籌集資金，牽頭建立鄉校72所、社學數十所。他發揮自己的長處，為兒童選擇、修訂教材，連斷句之類的小事，都親力親為。晉城內外，好學之風，隨之而來，甚至出現了“驅兒市上買書讀，寧使田間禾不薅”的動人圖景。
 
　　程顥任晉城縣令期間，可謂管理有序、負擔減輕、事業興旺、一派繁榮。據《澤州府志》說：“（程顥）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野。”
 
　　御史不知上未食
 
　　熙寧二年（1069），宋神宗接受御史中丞呂公著的推薦，提拔程顥為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里行。
 
　　監察御史是言官，其職責是規勸皇帝、糾察百官。然而對于士大夫來說，糾察百官好說，但規勸皇帝卻是門“技術活”。不提吧，職責所在。提吧，皇帝臉上無光，萬一生點意見、來點態度，這帽子都說不定難保。所以，很多監察御史履職，或礙于情面，或擔心權威，或害怕打擊，往往形式重于內容，走走過場，不過讓皇帝表現一下納諫的姿態而已，至于納不納、納什么、怎么納，不予深究。
 
　　程顥任御史，卻執拗、較真，他常常像老師對待學生一樣，以誨人不倦的態度，絮絮叨叨地在宋神宗面前數落，不厭其煩。問題是他不厭其煩，那些侍從卻大厭其煩，有一天午餐時間都過了，程顥還在那里一二三地擺道理，宋神宗饑腸轆轆，又不好明言。侍從便正色對程顥說：“御史不知上未食乎？”皇帝還沒吃午飯呢！程顥這才依依不舍地退了出來。
 
　　天下事非一家私議
 
　　程顥在京任御史期間，恰逢宋神宗安排王安石在全國推行“熙寧變法”。“熙寧變法”一經鋪開，便立刻激起眾多士大夫的反對。
 
　　在北宋士大夫之間，即使是反對變法者，反對的程度和態度也不盡相同。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司馬光、翰林學士范鎮、御史中丞呂公著等人對新法明確表示反對，其中司馬光最為激烈，他曾對宋神宗說：“臣之于王安石，猶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時。”司馬光對王安石，真是勢同水火，不共戴天。而程顥作為反對者陣營中的一員，態度上卻溫柔敦厚多了。王安石作為朝中炙手可熱的人物，也對程顥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尊敬，盡管王比程還年長十一歲。王安石與大臣們討論變法事宜，大家思想上不通，王安石聲色俱厲，暴跳如雷，就要摘人家的官帽。恰巧程顥受命前來議事，聽后不慌不忙地勸王安石道：“天下事非一家私議，愿平氣以聽。”如果是其他人，王安石又要大發雷霆了，但見是程顥，所以“安石為之愧屈”。
 
　　程顥說話做事，有理有節，不動真氣，但他反對變法的態度卻是一貫的，絲毫沒有改變。他任御史期間，多次上書宋神宗，指出不可變法的理由。見勸說無效，便最后說了一句：“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意思是反對者太多，總有反對的理由，天下沒有反對者過多而能成功的改革，他以支持和反對改革人數的多寡來預測改革的成敗，這倒與當時其他士大夫以王安石的長相批評他、以王安石的品格貶低他有所不同，不過程顥這一反對的理由，最終也確實一語成讖。
 
　　變法的對錯、長短、好壞姑且不論，程顥在變法中的表現的確溫柔敦厚，頗見君子之風，無怪乎剛烈火爆如王安石者，都對他如此尊敬。
 
　　心系百姓的簽書判官
 
　　宋代地方一級的行政區劃包括州、府、軍、監四種，程顥去的鎮寧軍，便是其中之一。各地設有知州、通判作為正副長官，簽書判官是幕職官，職責是輔助長官處理政務。雖為一介幕府屬官，人微言輕，但在面對國家大事和百姓安危之時，程顥依然勇于挑重擔，敢作敢為。
 
　　當時，內臣程昉受命治理黃河，征用澶州廂兵八百人，夜以繼日地趕工。當時正值嚴冬，大雪不止，寒風刺骨，廂兵們饑寒交迫，不堪忍受，集體逃歸澶州。澶州的官員們趕緊磋商，是大開城門讓他們回來，還是堵在城外拒絕呢？因為程昉是皇帝派來的治河官，讓廂兵進來，無異于同程昉過不去、同治河過不去、同朝廷過不去，如同袒護逃犯一般，是要擔政治責任的。因此，拒開城門成了絕大多數人的意見。只有程顥說：“廂兵冒死逃歸，拒之門外，必然引發事變。不如開門放入，好生安撫。如果程昉怪罪，我來擔責。”征得大家的同意后，程顥趕到城門口，親自打開城門，與廂兵對話，約定三日后復役，才把他們放歸澶州城。三日后，體力和精神得到恢復的八百士卒，果然如期趕赴治河工地。
 
　　熙寧四年夏天，澶州連降暴雨，河水猛漲，黃河曹村段堤岸因不夠牢固而決堤，農田、村莊眼看就要淹沒。緊急情況之下，程顥臨危請命，對澶州知州劉渙說：“請讓我率人前去搶險，即使用身子去堵，也一定要把它堵住！”劉渙深為感動，立即把澶州城內的廂兵悉數調撥給程顥，還把將印鄭重交付于他。有同僚說水勢太急，人力去堵，不過是徒勞罷了。但程顥卻不為所動，迅速調配堵河物資，攜兵火速趕到決口之處，整隊訓話，激勵士卒，派精干而又素知水性的士卒，從堤兩邊泅水填堵，經過幾天幾夜的連續奮戰，決口終于被堵住。
 
 
　　在鎮寧軍之后，程顥還任過扶溝（今河南扶溝縣）知縣、奉議郎、宗正寺丞之類的小官，與一般士大夫不同的是，他縱然做小官也能做出很多成績，看他在那些縣、州所做的工作，真有一種“若烹小鮮”的自如，絲毫不失其大政治家的智慧、膽識和風范，這是值得許多仍在抱怨懷才不遇者好好學習的。
 
　　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程顥逝世，終年54歲。他逝世后，宰相文彥博為其題寫墓碑，送他“明道先生”四個大字。程頤在《明道先生墓表》中評價他：“使圣人之道煥然復明于世，蓋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作者：晏建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