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中大儒馮從吾(1556—1627)，字仲好，號少墟，明代陜西長安(今西安市)人。萬歷十七年(1589)舉進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南京右都御史、工部尚書。馮從吾是關學大師，但他心儀洛學，窮其一生心究洛學，與洛學大儒孟云浦、呂維祺、張抱初、王以悟、李緝敬等交往甚厚，在洛陽川上書院、芝泉書院、正學書院、依仁書院等多個書院登壇講學，是豫西講會的中堅人物，對明清洛學的中興和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馮從吾結緣洛學，具有家學源淵。據《馮氏族譜》記載，其父名友，字益卿，別號兌泉。少時家貧但勤于攻讀，精通儒門典籍，熟讀二程著作，尤其崇尚理學，學宗陽明，頗有造詣。馮友不但自己崇尚理學，并且啟發馮從吾心向理學，親書王陽明詩句作為馮從吾的座右銘，令他堅定心志，為學、為人都以王陽明為榜樣。不幸的是，馮從吾童年時代就失去了雙親，后師從許孚遠，與王秦關等究良知之學，識力之卓犖，大為敬庵器重。萬歷十六年(1588)，馮從吾三十二歲舉于鄉。次年進士及第，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應館課，與焦漪園、涂鏡源、徐匡岳諸公立會講學。

    馮從吾之所以傾心于河洛之學，除了家學源淵之外，還得力于河洛大儒孟云浦的點化和影響。理學自北宋由洛陽程、邵奠基發端，其后南漸，至朱熹集其大成，明中葉由王陽明發展為心學。嗣后，洛學歸根，光大于新安孟云浦。(洛陽師院教授楊作龍語)。孟云浦，榜名化鯉，字叔龍，號云浦，新安人。萬歷庚辰進士，官至吏部文選司郎中。云浦先生是王學北傳的代表人物，他自明穆宗隆慶三年始，先后三次在京師聯會講學，從學者甚眾，在京城影響很大，被學者稱之為“后孟子”。馮從吾入京會試那年，云浦先生正在新安老家為母親守孝，在新安創川上書院，辦豫西講會，講良知之學，從學者云集。縣治狹小，除親友塾館及寺廟等寓不能容，至遠出郊外三五里道觀居之，昕夕講習不輟。間出游山水，三三兩兩，散聚林薄間。月夕日晡，歌聲清遠，響振溪谷，有春風沂水之趣。馮從吾來往京師，路過新安，見此情景，深為感動，慨嘆新安有古人之風。因之，對云浦先生十分仰慕，幾希一見。這年冬天，云浦先生服闋，從新安回到京城。他由考功司主事升稽勛員外郎，不久，又升考功司郎中。而馮從吾初在禮部任職，不久即任僉都御史。也就在這一時期，兩位大師在京城會面。馮從吾在《祭云浦孟先生文》中回憶二人初次見面的情景時說：“先生秀鐘伊洛，神降岳嵩。力承正學，大啟群蒙。往歲辛卯，幸挹高風，切劘砥礪，受益實鴻。越歲壬辰，余別先生之上谷，先生恐余之離索也，遺余曹尤二先生之語錄。余受而奉以周旋，庶幾不至于顛覆。”辛卯，指的是萬歷十九年。這一年，馮從吾在京城拜會了孟云浦，向云浦先生問學。馮從吾對孟云浦非常敬重，他說：“由是躑躅風塵，稍稍得力者，皆賴先生之教為之左右而后先也。”二位大師的會面，為王學北傳，寫下了濃重的一筆，也為馮從吾一生究河洛之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壬辰，即萬歷二十年。這一年正月，正當皇帝為生母仁圣皇太后過生日之時，突然接到了馮從吾的一份題為《請修朝政疏》的奏章，奏章歷數神宗“郊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多留中不發。”又說，“陛下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遜，輒斃杖下。”他還規勸神宗，“勿以天變為不足畏，勿以人言為不足恤，勿以目前宴樂為可恃，勿以將來危亂為可忽。”奏章上達，神宗大怒，立即傳旨廷杖。多虧趙志皋等人出面聯保，馮從吾才幸免于難。此后，馮從吾辭官回鄉。臨行之時，云浦先生為之送行，多方寬慰，并將洛學大儒曹月川和尤西川的語錄贈送給他。馮從吾離京回長安后，杜門謝客，與蕭茂才等在寶慶寺講學。“幸有先生教言在，儼若坐春風而誦讀。故雖閉戶三年，忘其為獨，寐寤宿也。”(馮從吾《祭云浦孟先生文》)

    歸鄉三年，馮從吾惟以讀書遣懷，“以心讀之，以身證之”，始而疑，進而思，與多士執經問難。他將自己所疑所思寫成讀書札記，名之曰《疑思錄》。三年后，馮少虛以御史補官，待先生整裝北上，云浦先生業已削籍回家。馮從吾經由新安之時，就而訪之。當時，云浦先生正與門人講《易》，著《讀易囈言》，日坐小齋披閱墳籍，等閑不出戶庭。縉紳宦游，道函關者造訪，一概謝辭。從吾來訪，守門人辭之甚堅，直到兩三日后才見到了云浦先生。二人把酒談天，論學移日，繼而持所著《疑思錄》手卷相正。馮從吾在《疑思錄做人說》中闡述了做人的道理，他說：“《大學》一書乃古人做人之法則。”格致誠正是講做人，平天下治國是講做官，也是講做人，做官做人不是兩事，“做秀才做個好秀才，做官做個好官，就是做人。”他提出“文人何如圣人”，抒發了自己希圣希賢的志向，并批評了圣人難為的思想，認定只要心懷抱負，腳踏實地認真去做，最終一定能實現內圣外王的理想。云浦先生一一讀之。將別，綴以數語：噫，丈于此學直抉扃鍵矣，復何言！無已，即以丈冊中最要一言請正之，可乎？丈曰：“做圣人易。斯言也，秦漢以來儒者不敢道，惟宋儒曾及之。識得此，其余問學始可得而講矣。今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以生物為心，則生生者人之心也。故圣人與天地合德。吾人與圣人同類，類同則心無不同。其卒不同者，非心之罪，人自喪之爾。蓋必其心如乾之大，生如坤之廣，生盎然出之，順遂不可遏，渾是惻隱之心，而后謂之真心。心真則圣矣。”又曰：“為學在仕途，視山中工夫為難。弟嘗驗過，門下學已得力，當不慮此，然長安道上容易混過，幸珍重焉。”臨行之時，云浦先生又錄數語于便面，叮嚀馮從吾于不忘。馮從吾非常感動，他將孟云浦引為知己。在《存古約言序》中，馮從吾說：“孟云浦先生，潛心理學，力追古道，與余莫逆。”其后書札往來，深相孚契。

    萬歷二十三年(1595)，馮從吾出任河南道監察御史，奉敕巡按直隸等處，督理長蘆、山東鹽課及河道。行部所至，不忘講學，“進諸生，講四書義，率出己意，反覆印證，期于剖微言，透宗旨，有前人所未發而末學所共迷者”(馮從吾.馮恭定全書)。馮從吾將講稿數則輯成《訂士編》。五月出任，十月罷免，任上僅五個月，正遇神宗皇帝以軍政事黜放兩京言官，馮從吾因前疏觸及皇帝過失，亦在削籍歸里之列，復還關中。比道經云浦先生之里，登先生之堂，先生已先期使使迎從吾先生于伊水之陽。從吾時以《訂士》諸稿就正于先生。云浦先生報書云：“細讀大教，仰見作圣之志，真切懇惓，非近世學者可闖其藩墻。山中寡陋，不知何緣得承鐫誨如斯，慶幸之極，無逆于衷。惟是未發之中，發而中節，乃圣學大關鍵。敢以請正。中字自堯舜拈出，即孔門一貫。所謂道心也，通天地，該古今，徹晝夜，生死無二界，無兩時。子思得家學真傳，乃曰：‘未發之中，發而中節之和。’此非有二境也。動靜者，所感之時也，發也。而本然之體，無分于動靜。故雖闃然熟睡，亦謂之發，以有夢也。即無夢，亦不得不謂之發，以此心活心也，活則常發，而卻曰未發，語本體也。本體常發，而惟中節，則不識不知，物各付物。門下所謂不容自己，無所為而為者是也，蓋本體原不曾發也。周元公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此一貫之旨，虞廷以來之真傳也。”(孟云浦《答馮少墟》)。云浦之教，使從吾先生大受啟發，他將云浦先生比作二程再世，以為云浦“遠接二程之傳，近契文成之旨。伊洛源淵，藉以常存；萬古人心，有所底止。”他感慨地說：云浦先生對《訂士》篇的批教，“若披荊棘而示之以周行”，“不翅于程頤將張載的《訂頑》更為《西銘》。” 《祭云浦孟先生文》)

    馮從吾十月罷歸，林居凡二十六年，“以學行其道”。他仿云浦講會，與王經軒、張舜典、蕭茂才諸君子講學于寶慶寺。“從游者日益眾，一時縉紳學士多執經問難，而農工商賈環視竊聽，有非寶慶禪寺所能容者，當道遂為辟今關中書院以聚眾講肄。”(馮從吾.馮恭定全書：卷十一)一時，“同志川至云集”，川、甘、豫、鄂等地學子紛紛負笈前來就讀，盛況空前，從學者多達五千余人。馮從吾亦聲名大震，被譽為“關西夫子”。為了提高講學效果，他擬出《關中士夫會約》十三條，約定會期及聚會的具體規定；并將云浦先生撰寫的《初學每日用功法》刻印出來，發給大家。馮從吾在《孟云浦教言跋》中寫道：“先生講學新安，而伊洛間庶幾復睹者二程之化。觀其示初學用功諸條，而先生之教之學，可窺一斑矣。頃者，先生寄示不佞，不佞受而讀之，欣然有當于心也。爰付梓人，用代韋弦之佩，并與同志者共焉。”

    別后不到一年，云浦先生就辭世了。訃音一至，從吾泣涕橫流。他說：“嗚呼！痛哉！始余別先生于函關也，見其神王氣充，竊意必享期頤之算，詎意握手之日，即為永訣之秋也！余所為先生悲者，在吾道之運厄而斯文之會否。同志者方有興起之意，則今悵悵乎其無所倚，豈直從吾一人抱鐘期之痛于無已也哉！”他在《與楊晉庵都諫》的信中慨嘆道：“憶吾三人鼎足談學，曾幾何時，頓有離合存亡之感。叔龍乎，叔龍乎，九原不可作矣。”

    汝上張維新，與云浦交好，肩從齒序，氣味相洽，歷三十余祀如一日。萬歷二十五年，張維新匍匐哭木前，向從燕邸，促席請益，云浦往矣，言猶泠泠耳根也。檢先生書簏，得其集。張維新以為“云浦上接孔門命脈，真得文成心印，假令后死表豎中外，道盛業隆，曷可涯涘，若藏舟于壑，惜哉！”于是以質關內馮從吾。馮孟夙稱莫逆，致其書曰：“云浦平生苦心，盡是矣。盍傳諸？”馮從吾乃約黃輝、逯中立、鄒元標、楊東明、鍾化民等昔時老友，及門人王以悟、崔儒秀、呂維祺、李緝敬、王鐸、屠象美等人，一起收錄和編纂了《孟云浦先生集》，因命副墨，用公同志。云浦著述其言詳略淺深不同，直證本心，為力行根柢，悉從文成良知，冥會推衍到此，洵由精以進于一者。集中藝文并勒，雖其一斑，亦皆意寄神行。凡慕云浦者，不獲睹其眉宇，儻手其遺編，以自淑艾，亦庶幾哉不至沉芬埋影，如所謂人琴而亡者。(張維新《刻孟云浦先生集序》)

    云浦死后，馮從吾的洛學情懷并未少釋，繼續與云浦門人交往，相與論學。萬歷三十三年，云浦門人張抱初選授隴西知縣。因不避權貴，遂被誣貶為陜西按察司檢校官。他怡然赴任，與馮從吾聯袂講學關中書院，究身心性命之理，剖人禽善利、舜跖之分，折析如鑑，從吾遵其說，為圖付梓。萬歷四十三年，云浦高弟呂維祺有乙卯之役，會從吾先生于關中書院。萬歷四十七年，張抱初辭官賦閑，“隱居東山，筑闇修堂，訓迪多士，而秦晉汝穎間學者云集，乃創正學會所。環視門墻，弟子數千。先生猶以學而不講為憂，西與王惺所(以悟)先生會講于甘棠書院，東與呂豫石(維祺)先生聯會于川上書院。侍御李緝敬請先生主韶陽會。”(據從吾門人、河南總兵郭光復《理學張抱初先生傳》)馮從吾及其門人張太宇、孫繩祖等，先后多次過澠見張抱初，商學于正學會所。天啟改元，馮從吾高弟張春、郭光復復與孟云浦之子孟一誡、弟子張抱初、呂維祺，在澠池結真率會，建景運堂，日課后學。馮從吾及其弟子與云浦門人聯會講學，對豫西講會的復興，對洛學的發展，推波助浪，功不可沒。

    天啟元年(1621)秋，馮從吾始應召赴京，擢左僉都御史，兩個月后任左副都御史。馮從吾到京后，與云浦摯友鄒元標、鐘文陸、高攀龍及門人李緝敬、曹真予數先生約會講學于城隍廟，“縉紳士庶環聽者，至廟院不能容。”天啟二年(1622)秋，又建首善書院于京城宣武門外。首善書院的講學活動再次轟動京師，前往聆聽者云集，興起者眾，足稱一時之盛。云浦高徒李緝敬將首善書院的講學語，匯輯成《都門語錄》。從吾先生在講學中，鼓勵士人以道自任，“一切事境不為撓屈”，挺起骨頭，在“內圣之學”中追求內在的超越。首善書院的轟動效應和馮從吾的疾惡如仇使閹黨集團如芒刺背，惶惶不安。閹黨兵部給事中朱童蒙上疏彈劾鄒元標與馮從吾，誣其清議朝政，“培植黨羽”。天啟二年(1622)九月，馮從吾上疏力辯，他在《疏》中說：“臣壯歲登朝，即與楊起元、孟化鯉、陶望齡輩立講學會，自臣告歸乃廢。京師講學，昔已有之，何至今日遂為詬厲？”(馮從吾.馮恭定全書：續集卷四)十月，馮從吾連上五疏，以夙病突發，日漸危急，不能供職為由，請告歸里。十一月，馮從吾由京歸陜，途經伊洛之間，見云浦學會復興，王惺所講于陜州、呂維祺講于新安、張抱初講于澠池，心里非常高興，“過其地，俱赴會大講。”(馮從吾.馮恭定全書：續集卷三)。

    據《呂明德先生年譜》記載，天啟二年，時任驗封司郎中的呂維祺先生在新安休閑。時值朝野排擠正學，先生乃毅然以倡明斯道為己任，創七賢書院，祀“伊洛七賢”，同時，修復云浦講會，與云浦眾弟子大會于川上書院，與李緝敬、吳鹿友建“伊洛大社”，觀者達萬人以上。十二月，馮從吾途經新安，與呂維祺相晤，會講于云浦川上書院，呂維祺將此次會講的語錄輯為《川上會紀》。是日，微風披拂，天寒欲雪。與會者除馮從吾、呂維祺外，還有從吾先生之門人孫繩祖、楊道興及其子馮嘉年、其孫馮湛若，呂維祺舍弟呂吉孺、呂維袺同諸生數十余人在會。馮從吾曰：“人多言不踰矩，是我每如此便了，惟圣人則從心所欲。此言不是離卻從心所欲，便用檢點，便有不到處，便有踰時。”呂維祺先生曰：“我每亦是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欠純耳。若不從心即皮膚上不踰，便假了。”吉孺、維袺問：“不遷怒，不貮過，便是學，抑其先有學乎？”馮少墟曰：“即此是學。”呂維祺曰：“‘‘二不’字，正是好學，離此安得另有學問？”會上還就“性相近習相遠”章及“致中和”等問題，作了深入探討。方夜篝燈團坐，諸生固問不已，問答數端，從吾先生見大而言之，親切有味，諸生望先生若鳳凰芝草，幾幸一見。

    天啟四年，權奸魏忠賢為籠絡人心，授馮從吾以南京右都御史、工部尚書等職召用，馮堅辭不就。馮從吾以講學抗爭，魏閹更加記恨。天啟五年(1625)秋，魏忠賢黨羽張訥上疏詆毀馮從吾，請廢天下講壇，先生被削籍。熹宗在魏忠賢操縱下，下令毀天下書院，大肆屠殺東林黨人。馮從吾的同鄉、吏部尚書王紹徽曾仿《水滸》故事，編東林黨108人為《點將錄》，獻給魏忠賢，馮從吾亦被列入其內。是時，魏忠賢的黨羽喬應甲巡撫陜西，為向其主子諂媚邀功，搗毀了關中書院。馮從吾為此痛之切膚，咯血病榻，含恨而卒，終年71歲。

    馮從吾死后，學者深為痛悼，集資在長安西門外修建了少墟書院，為他建祠、立碑、造像，以示敬仰。并刊印了他的文集以示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