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顥（1032年—1085年），字伯淳，河南洛陽人，北宋著名的哲學家、教育家、理學奠基人。出生于官宦世家，自幼深受家學熏陶，勤奮好學，知識淵博。25歲時考中進士，歷任官鄠縣主簿、上元縣主簿、澤州晉城縣令、太子中允、監(jiān)察御史等職。程顥在晉城任職三年，世人多以其重教興學，創(chuàng)辦“程顥書院”而熟悉，殊不知，他還是一位勤政廉潔、名聲極佳的好官。他秉持儒家“仁者愛人、以民為本”的政治思想，心懷蒼生，視民如傷，把儒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付諸于郡縣治理實踐，深得百姓愛戴。

    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33歲的程顥任晉城縣令，這是他第一次出任地方長官，也是他一生主政地方的唯一經(jīng)歷。正是在這里，他開始有了施展才華，實現(xiàn)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想抱負的機會和舞臺。

    “立朝經(jīng)濟善初終，理學真詮百世功。小試牛刀晉城邑，弦歌流衍溯遺風。”陳廷敬之孫陳名儉這首七言絕句，高度概括和評價了程顥對晉城文化教育發(fā)展的巨大貢獻和深刻影響。

    趙匡胤建立宋朝百年之后，晉城逐步從戰(zhàn)亂中恢復了元氣，經(jīng)濟日漸繁榮，程顥來晉城時，正值鼎盛發(fā)達時期，一個縣所納商稅占澤州府各縣總稅的2/3，居山西前列。但文化卻極其落后，人們重武輕文，不喜儒術(shù)，上百年間，竟然無一人能在科舉中脫穎而出。針對這種現(xiàn)狀，程顥上任伊始，就把興教辦學作為其施政理念，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進。一是鄉(xiāng)鄉(xiāng)建校，使“諸鄉(xiāng)有校”。三年內(nèi)，建起了72所鄉(xiāng)校和數(shù)十所社學。二是擇優(yōu)錄取，因材施教。針對生員的分布及文化程度的高低，鄉(xiāng)校、社學及重點學校分別錄取，擇其優(yōu)異，為置學舍糧具，聚而教之。三是重視教師隊伍建設(shè)。對教師進行嚴格的考核，“教者不善，則為易置”，對不稱職者，及時進行撤換。四是親自示范，言傳身教。繁忙的公務(wù)之余，親自登臺授課，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五是營造重視教育的濃厚社會氛圍。程顥“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還經(jīng)常進行督促檢查，“朝夕督厲，誘進學者”。

    經(jīng)過他堅持不懈的努力和潛移默化的影響，全縣上下，從官到民，形成了崇學重教的良好社會風尚，促進了晉城教育事業(yè)蓬勃發(fā)展，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人才。元豐年間，時任河東提點刑獄兼提舉義勇保甲的黃廉，詩曰：“河東人物氣勁豪，澤州學者如牛毛。”“邇來習俗益遷善，家家門戶爭相高。驅(qū)兒市上買書讀，寧使田間禾不薅。”程顥進行文化思想啟蒙，倡導崇文重儒的風氣更是影響了晉城數(shù)百年，從金元到明清，歷代造就了李俊民、郝經(jīng)、賈魯、王國光、陳廷敬等一大批政治、經(jīng)濟、文化人才。

    除了重教興學外，程顥作為一位理學宗師、政治活動家，十分注重修身養(yǎng)性、廉潔自律，把“以民為本”“以政為德”等思想貫穿于施政的各個方面，在晉城期間，關(guān)心人民疾苦，采取了減輕百姓賦稅的措施，留下許多佳話。比如，當時宋朝政府有一種科買制度，也就是每年都給地方下達有征購任務(wù)。每當征購任務(wù)一來，必然物價飛漲。這時，老百姓必須用高價買進，再以低價賣給官府，百姓苦不堪言。為緩和這種情況，程顥揣度朝廷征購所需數(shù)量，讓富裕人家預先儲備當年上面所需之物，到征收時再讓其合理定價賣出。這樣富家可取得一倍左右的利息，而鄉(xiāng)民的負擔也比過去減輕一半以上。又如，晉城縣所收糧賦，每年照例要送至邊疆，但是道路遙遠，運輸不便。如若在近處買進，則價格昂貴。為解決這一問題，程顥選擇了一些信得過的大戶，令其預先在邊地郡縣采購糧食，這樣就大大節(jié)省了運費，減輕了百姓的負擔。程顥注重濟貧幫困，遇到災荒時節(jié)，他把縣金庫里的錢暫借給困難戶，使群眾自救，渡過難關(guān)。當上面負責督察的官員過問時，就告訴人家說：“這些錢縣令已派了用場，但不是進了自己口袋，請你不要追究”。他還按照各戶家產(chǎn)的多寡，合理調(diào)整差役制度，實現(xiàn)了合理負擔。

    程顥在晉城的德政故事還有很多。他重視對民眾的日常教化，“民有事至邑者，必告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加強社會管理，“度鄉(xiāng)村遠近為伍保”。勸導鄰里之間互相幫助，“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使“奸偽無所容”，杜絕了社會治安中的不穩(wěn)定因素。對鰥寡孤獨、殘疾之人，亦給予關(guān)懷，“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xiāng)黨，使無所失”。甚至對過路之人，生病之人，亦多過問，使“行旅出于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yǎng)”。

    程顥在廉政方面，對自己要求非常嚴格，曾做詩云：“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他把“視民如傷”作為座右銘，并常常對照檢查，自嘆“常愧對此四字”。正因為他能夠自覺堅持嚴于律己，人品正，官品正，他的屬下都能夠守法奉公。

    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程顥在晉城任職期滿，調(diào)往京城開封任職。聽到他要走的消息以后，成千上萬的老百姓，扶老攜幼，前來送行。“民哭聲振野，沿街設(shè)香案、擺貢品，夾道相送，牽衣頓足者不計其數(shù)。”后人在城中建起明道先生祠，以“觀先生之容，誦先生之書，行先生之行”。后經(jīng)演變，留下了今天的“程顥書院”。

    古人云：“郡縣治，天下安”。由于程顥按照仁政原則，施行恰當?shù)氖┱�措施，不僅當時惠及百姓，深受擁戴，而且對后世影響深遠，成為歷代效法的榜樣。程顥去世二百多年后，有個叫熊禾的人寫下《與程縣尹》一詩，表達對程顥的尊崇：

    我思程伯子，試令晉城邑。

    豈弟父母人，一念誠懇惻。

    存心民必濟，正己吏自格。

    雖然一邑小，允矣天下式。□晉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