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是漢代的主流文化，帝王尊儒選官，士人明經入仕，官吏援經治事，公私之學校教育亦以經學為核心內容。自漢武帝“獨尊儒術”，經學漸次移風易俗，蔓延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漢人的衣食住行、婚姻家庭、喪葬祭祀等無一不受到經學之浸染規范。如漢代盛行之復仇風氣即是受到《春秋》學義理之鼓蕩，河南南陽出土有東漢畫像石《講經》，圖刻大師講經，弟子七人恭聽，有笞者操箠以鎮學規，此為當時生活之真實寫照。而兩漢史籍中傳主十歲前即習經通經的記載屢見不鮮，亦可證明經學影響社會民眾習尚之深廣。《詩經》名列五經，它對于漢代民俗文化產生的影響，也很值得作為專題進行探討。
　　
    由于朝廷的提倡與利祿的勸誘，漢代普通民眾之中流行研讀《詩經》的風習，兩漢《詩經》學者多有出身貧寒之人，如習齊詩之匡衡家貧，庸作以供資用；習魯詩之李咸，家貧母老，躬耕稼以奉養；治韓詩之尹勤，《東觀漢記》言其“身牧豕，事親至孝，無有交游，門生荊棘”。足見《詩經》學在下層民眾中流傳廣泛。而通經入仕為顯宦，因經發泰而顯親，自然也就成了民眾的口碑，史籍之中多次引及關涉經學社會效應之民間謠諺，如“遺子黃金滿籝，不如一經”（《漢書·書賢傳》）、“說經鏗鏗揚子行”（《后漢書·楊政傳》）、“論難僠僠祁圣元”、“問事不休賈長頭”（《后漢書·賈逵傳》）、“關西孔子楊伯起”（《后漢書·楊震傳》）、“五經縱橫周宣光”（《后漢書·周舉》）、“解經不窮戴侍中”（《后漢書·戴憑傳》）“五經紛綸井大春”（《后漢書·井丹傳》）、“殿中無雙丁孝公”（《后漢書·丁鴻傳》）、“五經無雙許叔重”（《后漢書·許慎傳》）等，此類謠諺多見于《后漢書·儒林列傳》。與《詩》學相關的有如下幾則：
　　
    1、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漢書·匡衡傳》、《西京雜記》）。
　　
    2、五經復興魯叔陵（《后漢書·魯平傳》、《太平御覽》卷615引《東觀漢記》）。
　　
    3、關東說《詩》陳君期（《太平御覽》卷615引《東觀漢紀》P204）。
　　
    4、德行恂恂召伯春（《后漢書·召馴傳》P2573）。
　　
    這僅是就其《詩》學派別史書有明確記載的《詩經》學者而言，未計入兼通群經而不能詳明其《詩》派者，如許慎、周宣光等都是博覽書傳。第4則民謠是稱贊后漢韓詩學者召馴的道德志義的，第2則是贊美魯詩學者魯丕的學問，魯丕字叔陵，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居官不廢教，門生就學百余人，因故受到關東民眾的敬仰。第3則是贊頌后漢韓詩學者陳囂的。第1則見于《漢書·匡衡傳》、《西京雜記》卷二，贊揚匡衡《詩》學精絕。句中“鼎”字，歷來有二解，一云方義，應劭、服虔持此說，一以為匡衡小名，《西京雜記》、張晏持是說。《漢書·匡衡傳》注釋詳明，“服虔曰：“鼎猶言當也，若言匡且來也。’應劭曰：‘鼎，方也。’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師古曰：‘服、應二說是也。’”兩說并立，材料有限，未知孰是。這些謠諺或出于同行學者之口而流布于民眾之間，或是民眾口頭誦說，家喻戶曉，達成了廣泛的社會輿論，社會影響十分顯著，內中充分反映了民眾對儒家經師的敬仰之情，也于不經意中流露出了民眾的價值取向。一般說來，民間謠諺對社會現象的反應最為及時而尖銳，能夠集中表達民意。漢代民間流傳的上述贊語無疑表明了民眾對于經學價值的認可，揭示了漢代經學鼎盛的社會基礎。
　　
    漢人重《詩》，崇敬《詩經》學者，一時成為共識。《急就篇》中言及儒家經典，想到“宦學諷詩孝經論，春秋尚書律令文，治禮掌故砥礪身，智能通達多見聞”，顏師古注首句云：“宦，仕也。言欲仕學者，必當先諷讀《詩》及《孝經》、《論語》也。” 文中之“詩”字專指《詩經》一書。《急就篇》是西漢元帝時史游所作，為教育兒童識字寫字之教材，自漢至唐流傳極廣。書中所記兒童之教育可與東漢崔寔《四民月令》相參照。崔氏模仿《禮記》之《月令》，論述士、農、工、商四民一年之節日儀式而成《四民月令》一書，其中“正月”下云，“農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大學，學五經；師法求備，勿讀書傳。研凍釋，命幼童入小學，學書篇章。”后人輯佚所得原有注文，不知出于何人之手，“學書篇章”下有注，云“謂六甲、九九、《急就》、《三蒼》之屬” ，崔氏所言與《漢書·食貨志》“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一致。崔氏另于“七月”下之七日言“曝經書及衣裳” ，于“十一月”下云“研冰凍，命幼童讀《孝經》、《論語》、《篇章》、《小學》” 。足見經書已融入民眾之日常生活，而幼童習《急就篇》必然會連鎖重視《詩經》，從而提升《詩經》之社會地位。《急就篇》之性質雖為啟蒙讀物，但其讀者群不僅限于幼童，是書之殘簡于歷史考古中時有發現，居延漢簡有其簡8支，流沙墜簡有其簡6支，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漢晉西陲木簡亦存其文，而邊地所存《急就篇》簡牘乃是戍邊士卒習字所書，足見其書應用之普遍，對于《詩》學的發展亦應會產生相當之影響。
　　
    正因啟蒙教育即重視經學，社會上才會相應出現為數不菲的年齒尚幼便以通經顯名的童子郎，如《后漢書·左周黃列傳》言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左）雄并奏拜童子郎”，而像后漢范升九歲即通《論語》、《孝經》的早慧者史籍中也數見不鮮。一般說來，學童習字之后，即授讀一般經書，主要是學習《孝經》、《論語》，有的還學習《尚書》或《春秋》，而《詩經》盡管其道德教育功能相對較弱，但作為韻文，三百篇瑯瑯上口，易于成誦，從而也受到啟蒙教育的青睞。東方朔上書自述”十六學《詩》《書》”,后漢馬嚴之子馬續“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治《詩》”，鄧禹更早，“年十三，能誦《詩》”。周燮年十歲即通《詩》《易》《論語》，馮衍則更是九歲即能誦《詩》。據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山東發現的一座漢靈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古墓中銘文對早夭男童逢盛的哀悼，碑銘言”至于垂髦，智惠聰哲。過庭受試，退誦《詩》《禮》”，著意指出男童精熟《詩經》及禮儀準則，繼又言“才亞后橐,當為師楷”，極力贊譽其博學聰智。 而孟孝琚“十二隨官，受韓詩，兼通《孝經》二卷”，亦見諸其碑銘。幼童、少年接受的教育是當時社會價值取向的晴雨表，他們遵從成人的設計，被教導、被塑造，成人社會之尊尚于中自然不難考見。職是之故，出土漢代碑文中才屢屢以“敦《詩》《悅》禮”稱譽墓主，幾成套語，如東漢《趙寬碑》言趙寬“既敦《詩》、《書》，說志《禮》、《樂》”，《耿勛碑》記耿氏“敦詩說禮”，《西狹頌》云李翕“敦《詩》悅《禮》”，耿、李二人位居太守，趙氏則為三老，居官品位有高下而贊語類似，足見此語使用范圍之廣泛，尤其是趙寬任三老，三老乃秦漢間所置之鄉官，掌教化，乃舉民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者除之，對其文化素養并未提出要求，碑文言其“敦《詩》《書》”，顯然反映了在朝廷政治影響下民眾所形成并普遍認可的人才觀念。　　漢世宮觀取名有出于《詩經》的，《三輔黃圖》云未央宮有凌室，“藏冰之所也”，其名源于《詩經·豳風·七月》“納于凌陰”一語；《西京雜記》卷一有“魚藻宮”，乃漢高祖寵姬戚夫人為其子趙王如意之居室所起的名字，“魚藻”乃《詩經·小雅》之篇名。戚姬以此名室乃有誡子之意。《太平御覽》卷一百三十五“皇親部”記載云：“應劭《漢官》曰：皇后稱椒房，《詩》云‘椒聊之實，蔓衍盈升’，美其繁興，以椒涂室，亦取溫暖，除惡氣也，猶天子赤泥殿上曰丹墀。”民間宗族祠堂四壁布列先賢懿行事跡圖畫，亦有與《詩經》相關涉者，僅見一例，東漢建和元年（147）建成之武氏祠堂繪列畫像近二百幅，其中右石室有畫像題字為：“顏淑獨處，飄風暴雨，婦人乞宿，升堂入戶，燃蒸自燭，懼見意疑，未明蒸盡，摍苲續之。顏淑握火，乞宿歸。”顏淑獨處事傳世漢代典籍中唯《詩經·小雅·巷伯》毛傳載錄，于中可見漢世社會風俗之一斑。
　　
    民間建筑，史所罕載。但與之相類，漢世民眾多有取名于《詩》者。姓名承載著時代文化的信息，隱寓著民眾現世的追求與期望，秦進才先生曾對兩漢姓名現象進行探研，論及漢人姓名與政治變遷、改朝換代、時代思潮、地名等之關聯，從中窺見到漢人取名的歷史文化意味。 自漢武尊儒，習經漸成風習，孔孟流布人口，漢人取名源出儒家經典者頗多，如趙典，字仲經，乃以經典相應；諒輔字漢儒，名、字相合意謂任儒輔政；后漢會稽學者韓說，字叔儒，“說”通“悅”，“叔”為排行字，也從正面肯定了儒家的社會價值；而孔霸，字次儒，取于《孟子·梁惠王上》，則是標意尊儒，贊和儒家鼓吹之仁義王道，鄙視霸道，列霸業為儒道之下；而考古發現之東漢墓葬另有墓主名姚孝經者。 漢人因《詩》得名的亦不在少數，名字中帶“詩”字的即有姜詩、杜詩、任詩、文詩、虞詩、張詩、馮詩。馮詩曾任越騎校尉，僅見于《后漢書·宦者列傳》；張詩見于東漢《開母廟石闕銘》，其職為“戶曹史”，銘文未記其字；虞詩為漢沖帝母虞美人之父，其字亦無傳；任詩見于東漢《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文末題名，云“下辨道長廣漢汁邡任詩字幼起”,名字意謂興起于《詩》；文詩見于東漢《都鄉孝子嚴舉碑》之碑陰題名，云”弟子文詩字憲伯”,名字相連意為以《詩》為憲,表明《詩》的社會影響之巨大、地位之崇高；姜詩，《華陽國志》卷十中載其字為“士游”，名、字相合，典出《論語·述而》“游于藝”一語，只是將六藝具體限定在《詩》之一藝上。而杜詩字君公，則意指習《詩》明經可位列公卿，正好反映了漢時選官制度的內容。兩漢民眾從《詩經》具體篇章中選字為名的更是所在多有。
　　
    李南，字孝山，名字相合為“南山”，顯系得名《詩經》屢言之“南山”一語；
　　
    王允，字子師，取于《詩·周頌·酌》“載用場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羊陟，字嗣祖，取于《詩·周頌·閔予小子》“念茲皇祖，陟降庭止”；
　　
    張溫，字伯慎，取于《詩·邶風·燕燕》“終溫且惠，淑慎其人”；
　　
    摯恂，字季直，取于《詩·鄭風·羔裘》“羔裘如濡，洵直且侯”一語，洵、恂二字相通，《韓詩外傳》卷二引《詩》即作“恂直且侯”。
　　
    東漢《孟孝琚碑》記載墓主隨父赴任武陽，從師受《詩》，后改名為瓊，字孝琚，瓊與琚同義，取名源自《詩經·衛風·木瓜》“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孝為飾字。而《尹宙碑》言尹宙字周南，亦與《詩經》相關聯。
　　
    包括《詩經》在內的經學在漢代民間風行既如是，漢代民間文學也必不可免地受到熏染，行文中不時摻雜相關詞句與詩旨，曹魏時期邯鄲淳所撰《笑林》收錄了許多笑話，多源于民間，為下層民眾之集體創作。《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引有一則，文云：
　　
    某人謁見邑宰，問左右曰：“令何所好？”或語曰：“好《公羊傳》。”后入見，令問：“君讀何書？”答曰：“唯業《公羊傳》。”試問：“誰殺陳佗者？”甲良久對曰：“平生實不殺陳佗。”令察謬誤，因復戲之曰：“君不殺陳佗，請是誰殺？”于是大怖，徒跣走出，人問其故，乃大語曰：“見明府，便以死事相訪，后直不敢復來，遇赦當出耳。”
　　
    此文嘲諷無知者之附庸風雅，但它以《公羊傳》為素材之本身便表明《公羊傳》為普通民眾所習知，否則自然無法達致幽默效果。一般說，民間作品總是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流傳之后才會被筆之于書。這則笑話產生的背景應當可以認定為漢代社會。在漢代民間文學作品中，我們也經常可以看到《詩經》的影子。如漢末樂府民歌《孔雀東南飛》中說主人公劉蘭芝“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而最早見諸劉向《列女傳》卷五《魯秋潔婦》的秋胡故事，起初僅言秋胡娶妻五日而仕宦于陳，五年乃歸，而敦煌所見《秋胡變文》則大大增衍故事情節，豐富了個中細節，尤其不能忽略的是，文中敘述秋胡出外游學，隨身攜帶了十種書籍，“并是《孝經》《論語》《尚書》《左傳》《公羊》《谷梁》》《毛詩》《禮記》《莊子》《文選》，便即登程” ，此文雖出于唐人之手，而其文中所言學習之經典應當說也部分反映了漢代社會教育的真實，或是由漢代民間口頭傳說衍變層累而來也未可知。如果說這兩則材料晚出，畢竟不是漢人的作品，不能真切地反映漢代民間文學面貌，那么考古發現的漢代文物恰可彌補這個缺憾。1993年2月至4月間，連云港市東海縣溫泉鎮尹灣村西南2號漢墓中出土有大量簡牘，其中有一篇大體完整的《神烏傅（賦）》，乃是創作于西漢時代（約為西漢后期）的一篇佚賦，全文凡二十簡，以擬人手法講述烏與盜鳥爭巢相斗故事。裘錫圭先生對此文進行了深入的研討，論定其風格與傳世的大量屬于上層文人學士的漢賦有異，在題材、內容和寫作技巧諸層面都接近于民間文學。 最值得注意的是，《神烏傅（賦）》文中融會《詩經》《論語》《孝經》等儒家經典中的語言摻入“鳥語”之中，如文謂“《詩》云：云云青繩，止于桿。幾自君子，毋信讒言”，出自《小雅·青蠅》一詩。這種情形“充分反映出其作者是儒學已確立其獨尊地位的時代的一個知識分子”，“作者是一個層次較低的知識分子，而且是在民間口頭文學的強烈影響下創作此賦的” 。民間文學集中反映民間文化的內涵，漢代民間文學的內質是與其時經學彌漫全社會的情形相一致的。
　　
    《詩》學對于漢代的民俗節日也產生有一定的影響。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上巳節，上巳節是農歷三月三在水濱浴洗以驅除災禍的宗教儀式節日。其歷史淵源可上溯至于先秦時期，《周禮·春官·女巫》云“女巫掌歲時以祓除釁浴”，應劭《風俗通義》卷八《祀典》引《周禮》此文，釋云：“禊者，潔也。春者，蠢也，蠢蠢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析也。療生疾之時，故于水上釁潔之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大體圍繞原文進行訓釋。這種儀式隱含著水崇拜，但禮節較為簡單，經文也未指明固定的日期，而漢代《詩經》學者發覆《鄭風·溱洧》意旨，遂使上巳節漸趨定型。《太平御覽》卷30引《韓詩·溱洧》云“溱與洧，方洹洹兮”，注文云“洹洹，盛貌也。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至盛也”，卷八八六引《韓詩外傳》云：“溱與洧，說人也。鄭國之俗，二（當為“三”之誤字）月上巳之日，于兩水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故詩人愿與所說者俱往觀也。”《初學記》卷四亦引《韓詩章句》云“鄭俗上巳溱洧兩水之上秉蘭祓除”，《溱洧》詩中并未詳細介紹詩文創作的背景，韓詩學者根據漢時的生活習俗，以今擬古認定其詩敘寫上巳節男女從游場景，一語定讞，遂使上巳節成為先秦時鄭國所獨有之習俗。其說亦僅始見于漢世典籍，而韓詩后學鄭玄注《周禮》云“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魏晉六朝人言及上巳節均援漢代及其后世儀典為例，《漢書·外戚傳上·孝武衛皇后》記載“帝祓霸上”，孟康注云“祓，除也。于霸水上自祓除，今三月上巳祓禊也”。《太平御覽》卷30引《漢書·禮儀志》語云“三月上巳日，官人并禊飲于東流水”，繼又引云“三月上巳，官民皆潔于東流水上，自洗濯祓除去宿垢，為大潔。潔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記出，始潔之也”。《晉書·禮志下》亦云：“漢儀，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于東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甚至唐代李賢等注《后漢書·袁紹劉表傳》也說：“《歷法》：‘三月建辰，己卯退除，可以拂除災也。’《韓詩》曰：‘溱與洧，方洹洹兮。’薛君注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故詩人愿與所說者俱往也。’”也是據《韓詩》與漢世習俗為說。孔穎達疏解《周禮》也未增加新史料，云“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諸家均未提供新的資料與信息，也無一語言及先秦上巳節之相關文字記載。上巳節乃因漢代韓詩學派倡揚而趨固定且盛行于世，這種觀點是可以成立的。
　　
    《詩經》學奠基于兩漢，其時流派并立，學者眾多，影響民眾生活殊為廣泛，漢世民間習俗、教育、文學乃至取名無一不受到其澤概，可以說，《詩經》學已經完全融入了漢世民眾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