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①《景蘇園帖》中《功甫帖》拓本(翻刻自《安素軒石刻》(左)、《安素軒石刻》中《功甫帖》拓本(中)、《功甫帖》墨跡本(右)(圖中所標黑線表示原紙右邊緣)本版圖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編者按】

　　有關蘇富比拍品蘇軾《功甫帖》真偽的爭議成為了2013年歲末的文化焦點。媒體競相引述上海博物館觀點，或刊載各類學術爭鳴，卻始終未窺全豹。

　　在2014年新年首日，上海博物館書畫部三位研究館員公開發表了共同研究成果。本報第一時間輯錄了這兩份備受矚目的“學術研究報告”，為連日來的爭議提供完整的參考依據，也供關注此事的讀者繼續探討。

　　“雙鉤廓填”之法，一般而言，系覆透明薄紙于書畫原作之上，先以墨線勾描輪廓，再以紙絹于稿本上鉤摹，墨線勾好后，再染墨敷色。以書法為例，具體而言，即以細線雙鉤輪廓于紙絹上，可深可淡，再填墨；或用影摹手法，將雙鉤稿本墊于紙絹之下，在紙絹上或摹寫、或鉤摹結合。上述手法，均以原作雙鉤輪廓為依據，故稱“雙鉤廓填”，作品謂“摹本”或“鉤摹本”等。

　　“摹本”最初主要用于復制古代名家原作，旨在保護原跡，以及易于傳播流行、臨摹學習等功用。此法盛于唐宋，并以精妙著稱于史。如宋濂(1310－1381)稱：“摹書至難，必鉤勒而后填墨，最鮮得形神兩全者，必唐人妙筆，始為無愧如此。”(題虞世南《摹蘭亭序卷》，故宮博物院藏)王穉登(1535－1613)亦曰：“宋人雙鉤最精，出米南宮(米芾)所臨，往往亂真。”(題《快雪時晴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由于文物散佚的原因，古代法書名畫尤其是唐以前墨跡，原作大都無存，故即便為唐宋摹本，往往可視為重要文物，甚至是國寶，如著名的唐摹王氏一門《萬歲通天帖》(遼寧省博物館)、唐馮承素摹王羲之《蘭亭序》(故宮藏)、唐摹王羲之《上虞帖》(上海博物館藏)等。其中被視為國寶的唐宋摹本，一般皆具有以下特點，一是摹自真跡原作，二是善書名家親為。如陳方所言：“鉤填摹揭之法，盛宋時，惟米南宮、薛紹彭能之。蓋深得筆意者，然后可以造化，否則用墨不精，如小兒學描朱耳。”(題陸繼善《行書唐摹蘭亭序冊》，臺北故宮博物院藏)，以及沈荃(1624－1684)“加以善書之家，鉤填精妙，幾欲亂真”(同上)、董其昌(1555－1636)“下真一等”(題《萬歲通天帖》)等精辟之論。

　　明清以降，“雙鉤廓填”更被作為坊間制造書法贗品、欺世牟利的主要手段之一。對此，嘉慶間蕭山文人王端履于其《重論文齋筆錄》中曾就晚清鉤摹作偽現象一針見血地予以揭橥：“近來市賈所售墨跡，多從法帖中雙鉤。”“從法帖中雙鉤”，實屬與上析唐宋依據原作鉤填之性質同中有異的另類手法。茲以上海博物館所藏蘇軾《劉錫敕》偽本、以及今年于紐約所見的《功甫帖》墨跡為個中實例典型試作剖析。在此需要說明的是，對于兩帖鉤摹本制作的具體時間，目前可能存在不同看法，筆者的深入研究也在持續進行，本文擬將其中一種看法的階段性成果發表如下，以祈教于方家。

圖②《道祖帖》墨跡(左)、《安素軒石刻》拓本(右)

　　《功甫帖》墨跡本

　　與《安素軒石刻》

　　對《劉錫敕》偽本之研究，十分有助于對《功甫帖》墨跡的鑒別，二者且可相佐互證。這兩件百余年前就在一起、民國時又同為許漢卿舊藏的墨跡，其鉤摹性質竟如出一轍。

　　《功甫帖》墨跡，紙本，縱27.9厘米，橫9.5厘米，書“蘇軾謹奉別功甫奉議”九字。原與《劉錫敕》偽本以及米芾真跡合冊，亦屬李佐賢《書畫鑒影》中《蘇米翰札合冊》之一，至民國三十一年(1942)，包括米芾《道祖帖》《章侯帖》等在內的《蘇米翰札合冊》中各札，亦為許漢卿同時購得。

　　許漢卿舊藏《功甫帖》墨跡現改為軸，據本軸許氏自跋，知應為其于1954年重裱所為。重裝時，其情形與手法猶如《劉錫敕》偽本，許氏也另行增添了其從英和后裔處所獲的翁方綱《鉤摹功甫帖》油箋本，以及款署“翁方綱”題跋，連同許氏本人題署，共計四頁，合裱成一軸。

　　(一) 《功甫帖》墨跡本

　　鉤摹自《安素軒石刻》

　　蘇軾《功甫帖》被模勒上石，最早見于徽籍儒商鮑漱芳(約1763－1807)輯刻的《安素軒石刻》(上海博物館藏)。該石刻共計十七卷，系鮑氏自嘉慶元年(1796)從其家藏古代法書原跡中，輯選唐宋明五十件，自嘉慶四年(1799)至道光四年(1824)，分別由揚州篆刻家黨錫齡、鮑氏二子治亭、約亭陸續精心鉤摹上石。鮑氏家藏，多有名跡，如唐人《郁單越經》、李邕《出師表》、現藏上海博物館的蘇軾《楷書祭黃幾道文卷》以及現藏故宮博物院的蘇軾《行書春中帖》(亦名《與德孺運使書》)等名品赫然在列。而李佐賢《書畫鑒影》中著錄、后為許漢卿如獲至寶的米芾《道祖帖》、《章侯帖》兩件名品均來自于鮑氏“安素軒”舊藏，且二帖皆經鮑氏輯選刻入《安素軒石刻》。需指出的是，鮑氏所藏，其間亦不免摻入少量贗品，評者如石韞玉(1756－1837)、張伯英皆有專門指出，如“蓋嗜古而疏于賞鑒者”。然而，對鮑氏“唐帖臨本及前人石刻本不復捃入，重墨寶也”之精神，以及帖中所收大量名品真跡之事實，則無不給予充分肯定，如“悉依墨跡，不參以石，其他所刻猶多，則不列入此編。鮑氏徽之鹽商，寄居揚州，刻石均在維揚，洪楊劫后，石遂散佚，今全帙罕有矣”(張伯英語)。此帖之價值，可見一斑。光緒十八年(1892)，成都楊壽昌出資，星悟楊守敬(1839－1915)輯選古代法帖，劉寶臣手摹上石刻成《景蘇園帖》(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其中蘇軾《功甫帖》系從《安素軒石刻》中翻刻而來【圖①】。

　　《安素軒石刻》(上海博物館藏)共收蘇軾書作六件，其中有兩件張伯英指出為偽，其余《功甫帖》《楷書祭黃幾道文卷》《與德孺運使書》及《與質翁朝散書》等四件皆真，歷來不持異議。這四件原作墨跡中，除《功甫帖》不見傳世外，另三件現分別珍藏于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等處。

　　如前所述，古代摹本之佳者，皆“幾欲亂真”。然而，鉤摹者即便為“深得筆意”之名家如虞世南(558－638)、馮承素、米芾等，鉤摹再精，亦只能“下真一等”。誠如故宮博物院藏董其昌題蘇軾《新歲展慶帖卷》曰：“東坡真跡，余所見無慮數十卷，皆宋人雙鉤廓填。坡書本濃，既經填墨，益不免墨豬之論。”換言之，凡摹本，其豐韻神采與母本相較總是見拙，尤其是在古代技術條件下。石刻拓本與墨跡母本之間的關系亦然【圖②】。以此檢視《功甫帖》墨跡與《安素軒石刻》中所收《功甫帖》拓本，其間關系是十分明確的，即現在這件《功甫帖》墨跡(以下簡稱“墨跡本”)不是鮑氏據以模勒上石的家藏原作，而是鉤摹自《安素軒石刻》之“拓本”(縱32厘米，橫8.5厘米，以下簡稱“拓本”)。現舉證簡析如下：

　　■ “墨跡本”所呈現的書藝與蘇書公認的傳世墨跡差距甚遠

　　人們對于蘇書的完整認識，是建立在傳世可信的墨跡和早期刻帖善本基礎上的。所見“墨跡本”失缺了蘇書穩健渾厚特質，尤其是出現了種種非自然書寫的特征，與蘇氏書藝差距甚遠。蘇書的風格特征無論書法界還是書法藝術界，都是具有共識的，在這一層面上的對話，目前所討論的“墨跡本”與傳世蘇氏墨跡體系所具有的個性特質之間的差異，以及由此可以作出的判斷，在此已毋庸贅述。為了比較簡明地揭示問題，同時也是本文論題的旨歸，因此，我們直接將“墨跡本”與筆者認定的母本作一些具體對比。

　　■ “拓本”之書藝遠勝于“墨跡本”，更接近蘇字書法特征

　　“拓本”較好地體現了蘇字逆入平出、無往不收、以藏鋒與中鋒為主的用筆特點，因此線條更顯飽滿圓厚、蘊藉豐腴，且起收、使轉、起伏等運筆過程交待更為明晰，其于顏書取法的習性亦一脈相承。如“奉議”中“奉”字捺筆的一波三折，“甫”字、“奉別”中“奉”字的懸針，“議”字豎勾，“功”字彎勾等。試看“墨跡本”，如兩“奉”字共計十橫的起止，“謹”字言旁、“軾”字勾挑、“議”字長撇等，“甫”字左豎等，顯得單薄枯梗，用筆以偏鋒為主，失卻蘇書凝重飽滿、沉著穩健特質，運筆的起止及提按使轉處，多含糊不清、交待不明，反映出摹寫者不知所措的作偽心態。“墨跡”本所顯示的用筆風格屬性，亦遠不及后世承學蘇氏家法的名家如歐陽玄(1283－1357)、牟應龍(1247－1324)、吳寬(1436－1504)等，其實這已頗可說明問題。

　　■ “墨跡本”出現了石刻“拓本”特有的形態

　　因“墨跡本”顯示出缺乏自然書寫的種種特征，故墨韻神采、節奏韻律等皆黯然失色。撇開“墨跡本”中如“蘇”、“別”等字外輪廓有明顯廓填痕跡外，“拓本”中非人工自然書寫而莫名產生的石花、斑點、圭角、棱角狀，以及石刻中不甚自然的牽絲、飛白、散毫、枯筆等運筆與筆觸，出現在“墨跡本”中。其蛛絲馬跡甚多，茲舉如下：

　　(1)“墨跡本”中缺乏渾然天成的牽絲來源于“拓本”

　　比如“拓本”中“蘇”字中“魚”撇與橫撇間的牽絲，刻石者還是注意到了原跡中用筆的豐富變化保存了筆斷意連之書寫形勢；而“墨跡本”中，狀若枯枝，且行筆多處缺失承轉呼應，尤其是不見用筆動作的左撇，顯得單薄而孤立。另如“議”、“奉”、“甫”、“別”等字的牽絲，雖有一些粗細的變化，但其形態呈顯了石刻味，透露了從法帖中摹寫的特性。

　　(2)“墨跡本”中的莫名筆觸來自石刻“拓本”

　　“拓本”中的石斑、石花、石裂——原本屬石刻自身局限與特點的細節，反而在“墨跡本”中出現，如“議”字右撇長出的圓角、勾底的小裂口，以及“軾”字的勾、“奉別”之“奉”字長撇起筆處的形態失常等。甚至加以夸張，越描越亂，出現了正常書寫一筆難以完成的線條狀態，充分暴露了作偽者摹寫的作坊行家特點。

　　(3)“墨跡本”中的不明墨斑源于“拓本”

　　“拓本”中“謹”字最后兩橫間的不明棱凹，“墨跡本”則處理成上下相連的墨斑，當為填墨者不明就里的結果，造成了兩橫間行筆的失去書寫理路，線條枯梗僵直，缺乏骨肉停勻的質感與豐富而勁健的形態。由此可以看出摹寫者的書法技巧，遠不及刻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