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③《景蘇園帖》拓本(上右二)、《安素軒石刻》拓本(上右一)、《功甫帖》墨跡本(下右二)、《安素軒石刻》拓本與“墨跡本”疊影(下右一)

　　■ “墨跡本”中“蘇”字末筆收尾透露了鉤摹者對刻石特有手法的不解

　　書家在自然書寫過程中，由于筆之新舊、大小、筆毫軟硬，用筆的輕重、緩急、起伏以及墨量等因素的瞬息變化，在紙絹上往往出現諸如飛白、枯筆、鋒毫聚散等豐富的筆情墨趣、節奏韻律。這對以刀代筆、把石當紙的刻工而言，恰恰是最大的難點，這也是衡量刻工水平高下的重要標準。事實上，也是需要重點指出的，“拓本”中有一處十分明顯的散毫處，即“蘇”字末筆收尾【圖③】，應該視為體現了母本墨跡的原貌的。具有豐富嫻熟經驗的刻工，往往有意識地虛化筆畫輪廓，以避免過于分明，通過控制下刀的力度、速度，以及刀線的疏密、虛實、粗細、輕重等變化，力圖接近原跡的筆墨形態。即使是一些較好的翻刻者，對于同行的這一手法，往往也是心領神會，比如翻刻自《安素軒石刻》的《景蘇園帖》，體現了盡量忠實于墨跡原作的刻帖準則。而“墨跡本”中則依廓填死，這一方面佐證了非據墨跡原作鉤摹的性質，也泄露了作偽者于刻石特征的理解膚淺。

　　另外，“拓本”中“別”字右側立刀，右上輪廓邊緣顯得不太分明，狀若飛白、枯毫。這并非母本墨跡原貌，那么只有兩種可能，一是刻工刻得不夠深，二是拓工拓包掩入所致。對于有書寫經驗的翻刻者，或可避免依樣畫葫蘆，如《景蘇園帖》。而“墨跡本”作偽者顯然注意到了此處較為明顯的斜角狀凹棱，仍然依樣摹寫，無形中放棄了筆畫應有的完整性與形態美，自然造成了令人費解的點畫形態。也顯示了作偽者于石刻拓本知識的片面理解。

　　■ “墨跡本”中“議”字長撇等泄露了作偽者摹寫時的參以己意與漫不經心

　　從“墨跡本”看，該帖鉤摹者于書法用筆的理解比較有限，對于蘇氏書法的特性掌握更欠嫻熟，因此無法將“拓本”中筆畫里所蘊含的復雜筆意表現出來。如“拓本”中“奉議”之“奉”字捺筆，一波三折；“別”字立刀，凝勁渾融；“功”字彎勾，飽滿而有張力；“議”字長撇，上顧下盼，左呼右應；“軾”字勾挑，勢如彍弩。這些用筆特征，恰是蘇書受顏真卿影響的體現，這是蘇氏書法重要的性格特質。而“墨跡本”中“奉”字捺筆，起筆過直，且撇、捺間的筆形近乎三角，氣脈阻滯；“功”字彎勾，笨重呆滯；“議”字長撇，僵直枯梗，與下一筆的筆勢更近乎直角，局促逼仄。這暴露了作偽者摹寫時按照自己的書寫習慣，木已成舟，倘再修整，余地顯然不大；即便彌補，往往越描越亂，如“軾”字勾邊緣，形神俱失。取勢行筆缺乏貫通協同承應，正是“墨跡本”最大的軟肋所在，也遠離了坡仙書寫區區九字書札時應有的一氣呵成與氣脈貫通，蘇書特有的沉著痛快、凝重渾厚的筆性與氣質更無從談起。出現這些明顯病筆，將之按在蘇氏書法名下，實在難以令人置信。

　　書法呈現筆墨與紙張的關系，石刻則附加了刀、石關系；刻工有高下；拓本之好壞，與其母本是否原作墨跡有關，而拓工、裝裱技術的高低亦與之相聯。總之，諸多不確定因素的疊加造成了石刻及其拓本自身的局限與特征，既難以達到自然書寫的渾然天成，又無法還原原跡的廬山真面目。比如《景蘇園帖》，雖然較忠實于《安素軒石刻》，但畢竟屬于翻刻，故又“下一等”，即石刻味更濃，離蘇字筆意又隔一層，尚無法與“下真一等”、從原作鉤摹的鮑刻頡頏。即便如此，與“墨跡本”相比，仍綽綽有余，且在保存原作的筆畫形態、用筆特征方面，比后者忠實可靠多了。至于“墨跡本”雖與《景蘇園帖》一樣鉤摹自鮑氏“拓本”，但加以摹寫過程中擅自發揮，摻入個人書寫習慣，且時而顯得漫不經心，其書離開蘇氏的書藝特質和水準，更居“下下一等”也就不足為怪了。

　　由此，可以初步判斷，以雙鉤輪廓為基礎的“墨跡本”，廓填時分別采用了鉤填、摹寫、雜以己意等多種手法，也就造成了與“拓本”間若即若離的令人費解之現象。需指出的是，即便相同的依樣畫葫蘆，“墨跡本”作偽者的“雙鉤廓填”技巧，與忠實于《詒晉齋摹古帖》的《劉錫敕》鉤摹本相較，差距十分明顯，用上引元人陳方“用墨不精，如小兒描朱耳”之評來形容，似乎也是頗為恰當的。

　　(二) 《功甫帖》墨跡本

　　鑒藏情況的辨析

　　因《功甫帖》墨跡本鉤摹于晚清，故有關該跡的鑒藏、著錄等相關史實的破綻與矛盾之處甚多，概析如下：

　　■ 《功甫帖》墨跡本并非安岐舊藏

　　蘇軾《功甫帖》原跡最早見于安岐《墨緣匯觀》，為安氏家藏十余件蘇書之一。乾隆間系江德量家藏，后入鮑漱芳奚囊，珍藏于安素軒之中。鮑氏上石刻帖《安素軒石刻》之際，將“安儀周家珍藏”印一并摹刻，表明原跡為安氏舊藏，《景蘇園帖》翻刻本也忠實客觀地反映了該跡的傳承與鑒藏史實。

　　安岐之著錄一貫嚴謹詳細，對重要藏家如項元汴之鑒藏印，甚至明末藏家張孝思(現所見其最早活動時間為萬歷二十二年[1594]，見張氏題徐賁《蜀山圖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物館藏)、清代曹溶(1613－1685)等收藏信息，都不會輕易略而不輯，而現所見安氏《墨緣匯觀》所著錄的安氏家藏《功甫帖》，不見項氏收藏訊息。

　　“墨跡本”另頁中，鈐有“子京”、“項叔子”、“槜李項氏士家寶玩”三印，為明代書畫大收藏家項元汴(1525－1590)所用。按照項氏的收藏習慣，不可能不在“墨跡本”本幅鈐印。關于這三方印的謬誤及真偽考辨，單國霖先生另有專文討論。

　　由此可見，今見另頁鈐有制造項元汴舊藏假象的“墨跡本”，與鮑氏家藏并據以刻帖的那件安岐舊藏毫無關系，這暴露了作偽者并不真正了解《功甫帖》原作的遞藏傳承歷史。而本幅出現鈐有“安儀周家珍藏”印之情形，與《劉錫敕》偽本中作偽者疏于翻檢古籍妄添安氏“無恙”印、制造安氏舊藏假象之性質幾無二致。鑒藏史實的抵牾，同樣是坊間分工作偽易犯的紕漏之一。

　　■ 《功甫帖》墨跡本中騎縫印的破綻

　　鮑氏刻本照原跡刻上了尚剩的“世家”半印，其后的翻刻本《景蘇園帖》亦是如此，都忠實地保留了印跡在流傳過程中曾因多次改裱而裁切的原始特征，但在“墨跡本”中看到此印未見裁切痕跡，與右上端“某某圖籍”騎縫印不同，離原紙邊緣尚有距離。這個破綻透露了重要的信息：作偽者顯然并不明白原印應為四字方印，而非二字長方形印，因而為該印外輪廓努力接近“拓本”所刻印記以忠實于“拓本”，由此可排除鈐蓋時印泥不勻的可能，可以斷定此印系從“拓本”中翻刻。“某某世家”，猶如“某某之裔”、“某某圖籍”、“某某圖書”等，都是唐宋時代此類文人印記的固定辭例，如“睢陽世家”、“宮保世家”、“忠孝世家”、“箕子之裔”、“三槐之裔”、“紫陽之裔”、“九齡圖籍”、“孫氏圖籍”、“黃氏淮東書院圖籍”、“秋壑圖書”、“淮陰鮑氏考藏”等，分別表示用印者的門第、里籍、家風、名號等寓意。作為定語的“某某”，即印主或印主的自謂，是該類印記的用印主旨，否則便失去印記的意義。這一細節泄露了作偽者離開原跡時代已經頗為遙遠，對于當時的文人用印習尚與文化背景已經十分茫然，誤以為二字長方印記而摹刻鈐上，補足“配件”【圖④】。

　　圖④ 《景蘇園帖》拓本（左一）、《安素軒石刻》拓本（左二）；《功甫帖》墨跡本（右一）、《安素軒石刻》拓本與墨跡本疊影（右二） 　作者供圖

　　■ 《功甫帖》墨跡本的著錄、鑒題辨誤

　　“墨跡本”亦非如李佐賢所言原為永瑆家藏且刻入《詒晉齋摹古帖》。事實上，《詒晉齋摹古帖》中并無該帖，更無李氏指出的米芾《道祖帖》(該帖當時珍藏于鮑漱芳“安素軒”)之史實。

　　“墨跡本”中，除許漢卿收藏印為其自鈐外，包括上析“安儀周家珍藏”印，以及“世家”半印、三枚項元汴印在內，以及張镠(字黃美，明末清初揚州裱畫師，為梁清標所賞，遼寧省博物館珍藏傳李成《茂林遠岫圖卷》中尚有其題署)、江德量諸印的出現，其手法與情形，當與《劉錫敕》偽本中出現的安岐“無恙”印、江德量用印之性質無異，應同屬妄加或偽造，此乃作偽者之慣用伎倆。

　　“墨跡本”中款署“翁方綱”的題跋，內容出自翁氏《復初齋文集》，文字略異，然筆法生硬滯澀，貌合神離，筆者亦頗疑如《劉錫敕》偽本中江德量偽跋一樣，摹寫自某刻帖。其出處待查，亦冀有識者指出。關于翁氏書法、印章的真偽鑒別，單國霖先生亦另文剖析。

　　綜上所析，“墨跡本”之制作時間，可定為鮑漱芳《安素軒石刻》后、李佐賢《書畫鑒影》前，即約道光四年(1824)至同治十年(1871)之間。

　　【結語】

　　通過上文對《功甫帖》墨跡本與《劉錫敕》偽本鉤摹性質的研究，亦可獲悉李佐賢所見《蘇米翰札合冊》中四札之兩大來源：米芾《道祖帖》(現藏上海博物館)為鮑氏舊藏，《功甫帖》墨跡本鉤摹自鮑氏《安素軒石刻》，鮑氏家藏蘇軾《功甫帖》墨跡原件不知尚存于世否？米芾《章侯帖》(現藏上海博物館)為永瑆舊藏，而《劉錫敕》偽本鉤摹自《詒晉齋摹古帖》，永瑆家藏蘇軾《劉錫敕》墨跡原件亦不知所終。

　　刻帖成風的晚清，坊間射利之徒的作偽亦如影隨形、愈加猖獗。饒有意味的是，本文所析《劉錫敕》、《功甫帖》兩件鉤摹偽本，不正是前引“十萬卷樓主人”王端履(1814年進士)所言“近來市賈所售墨跡，多從法帖中雙鉤”之實證么！更從一個側面折射了晚清商賈為追逐利益而無技不施的狡獪。

　　【附：本文在研究、查找資料以及撰寫過程中，得到了本館同仁以及業內相關同行專家的幫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謝！】

　　本報因篇幅原因，刪去了鐘銀蘭和凌利中研究報告首段“《劉錫敕》偽本與《詒晉齋摹古帖》”。全文、所有配圖、注釋請見“中國文物信息網”和《中國文物報》，或關注新民網和“新民演藝”微信。（原標題：蘇軾《功甫帖》辨析成果公布：從法帖中雙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