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瘞鶴銘》拓本

　　約莫1962年前后，以買名帖好帖為驕傲的孟憲章買了一本《瘞鶴銘》拓本。三年后，1965年的一天，孟憲章又發現了另一本《瘞鶴銘》的老拓本。孟憲章花了8塊錢買下了這本《瘞鶴銘》，這足以算是當時的奢侈品消費了。買下書后他又閑逛至西城一家名叫“夢雅堂”的書鋪(今地處琉璃廠)，書鋪經理注意到他手上的《瘞鶴銘》拓本，于是上前主動與孟憲章攀談，一番寒暄后對他說：“您手上這個拓本我愿出20塊買。您愿意轉讓給我嗎？”對于家庭狀況并不富裕的孟憲章來說，出手闊綽的經理能讓他賺上不小的一筆錢。但是孟憲章幾乎想都沒想就一口回絕了。

　　兩本《瘞鶴銘》拿到手里，孟憲章也曾猶疑，為什么兩個拓本好像不一樣。一晃數十載過去，一天閑時品卷的孟憲章無意中發現了兩冊拓本的大不同——字形、間架無一相同之處。

　　《瘞鶴銘》在中國書法史上有“大字之祖”之稱。《瘞鶴銘》石刻署名為“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正書。”這是一篇哀悼家鶴的紀念文章，“瘞”即埋葬，內容雖不足道，但書法藝術成就極高。北宋黃庭堅認為“大字無過《瘞鶴銘》”“其勝乃不可貌”。宋曹士冕則推崇其“筆法之妙，書家冠冕”。《瘞鶴銘》之所以被推崇，是因為它是南朝時代書法氣韻的代表，特別是篆書的中鋒用筆的滲入，加上風雨剝蝕的效果，增強了線條的雄健凝重及深沉的韻味。此刻拓本久傳，名震海內。

　　孟憲章手中的兩冊《瘞鶴銘》拓本，一本拓于清初，一本拓于明以前。為什么同一內容的碑刻，其拓本卻有兩個版本呢？是一真一假還是別有蹊蹺？

　　《瘞鶴銘》究竟是何人所書，這一點歷來就有爭議。宋人黃長睿考證其為梁代陶弘景所書。陶宏景隸書、行書均佳，當時他已歸隱于道教圣地鎮江茅山華陽洞，所以有人認為這是他的書跡。另一說是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所書，還有人認為是唐代王瓚、顧況所作，但均無確據。由于《瘞鶴銘》書法絕妙，所以被人鐫刻在焦山后山的巖石上，后因被雷轟崩而墜江中，直到宋代淳熙年間(1174年—1189年)石碑才露出水面。人們將其從江中撈起，仍豎立在原處。不料數十年后，石碑又墜入江中。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鎮江知府陳鵬年募工再度從江中撈出，粘合為一，可惜僅存殘字九十三個，后移置焦山觀音庵保存。經歷代專家考證，《瘞鶴銘》原文應在160字至180字左右。現今仍有《重立瘞鶴銘碑記》，碑記文中說到：“蓋茲銘在焦山著稱，殆千有余年，沒于江者又七百年。”敘述了這段經過。

　　孟憲章曾將兩冊拓本交給好友啟功看。啟功看后詢問孟老的看法，孟老認為焦山連云港一帶很可能并非僅存一塊“瘞鶴銘”，“也乃石經石”究竟是哪塊瘞鶴銘上的碎石，不得而知。可能凡“瘞鶴銘”均刻有相同內容文字，出水版本未必是唯一版本，也未必是最早版本。啟功對于這一推斷甚為認可。但《瘞鶴銘》出處究竟云何，始終莫衷一是。

　　其實《瘞鶴銘》殘石的打撈工作并沒有停歇，在1997年和2008年，鎮江博物館和焦山聯合考古隊進行了兩次較大規模的考古打撈，先后又發現了約7個字，這幾個字被考古學家、歷史學家稱為字字國寶。

　　歷史給我們留下了很多未解之謎，古人的思想和情操一直為今人所揣度。“千形萬象竟還空，映水藏山片復重”，也正因能說清楚的事實在不多，這些名碑名帖才帶著其渾厚濃郁的神秘氣息穿越時代的局限躍然而至，令人無限著迷。無論它出自于哪里，無論作者是名士還是窮儒，《瘞鶴銘》的文化價值是不容小覷的，它既是成熟的楷書，又是研究楷書發展過程中篆、隸筆勢遺蹤的重要實物資料，是研究書法藝術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