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所謂中國士人情懷，是指中華民族在數(shù)千年的繁衍發(fā)展過程中，由士人或士人群體所秉持和堅守的特定的道德文化認知情感和在追求實現(xiàn)理想中所產(chǎn)生的集體記憶。中國士人情懷是一種被歷代主流意識形態(tài)普遍認同的價值意識。它是鐫刻在民族文化歷史長廊上的一道價值烙印，是士人階層高尚的、積極的、向上的、具有使命感和凝聚力的民族情感。其產(chǎn)生和發(fā)展具有久遠的歷史淵源和復雜的社會背景。士人情懷萌生并形成于士人文化充分發(fā)展的基礎之上。士人情懷是士人階層對其道德文化的弘揚，對其人生價值的感念，是士人追求道德境界的行為方式和士人道德本質的表現(xiàn)形式。它是理想主義士人文化的主要表現(xiàn)形式。

    本文來源：中國教育文摘網(wǎng)，作者：何宗海，原題：《中國士人情懷與傳統(tǒng)價值觀念》

    士人是存續(xù)于東方民族社會各個歷史時期的、深刻影響東方人類歷史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以及意識形態(tài)和價值觀念數(shù)千年的一個社會階層。中國古代的士人，大致相當于今天的具有傳統(tǒng)文化情結和政治抱負的知識分子。他們是介于統(tǒng)治者與平民之間的一種社會力量，“有統(tǒng)御平民之權利，亦有執(zhí)干戈以衛(wèi)社稷之義務”。一方面，他們是兩千多年來各個朝代國家和地方政權的主要組成部分，是人類進步和社會穩(wěn)定的中堅力量；另方面，他們是民族歷史文化重要的創(chuàng)造者和傳承者。盛行于中國社會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要篩選、要提煉的，就是這個群體中的精英。

    一、士人情懷及其歷史淵源

    所謂中國士人情懷，是指中華民族在數(shù)千年的繁衍發(fā)展過程中，由士人或士人群體所秉持和堅守的特定的道德文化認知情感和在追求實現(xiàn)理想中所產(chǎn)生的集體記憶。中國士人情懷是一種被歷代主流意識形態(tài)普遍認同的價值意識。它是鐫刻在民族文化歷史長廊上的一道價值烙印，是士人階層高尚的、積極的、向上的、具有使命感和凝聚力的民族情感。其產(chǎn)生和發(fā)展具有久遠的歷史淵源和復雜的社會背景。士人情懷萌生并形成于士人文化充分發(fā)展的基礎之上。士人情懷是士人階層對其道德文化的弘揚，對其人生價值的感念，是士人追求道德境界的行為方式和士人道德本質的表現(xiàn)形式。它是理想主義士人文化的主要表現(xiàn)形式。

    首先，來源于上古時期的士子們，在積極參與社會政治生活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鮮明的價值取向的對家國命運的憂思。有關士階層的產(chǎn)生、發(fā)展以及士文化繁衍形成的漫長歷史過程，歷代圣賢零零總總的論述和近現(xiàn)代專家學者豐碩的、較為系統(tǒng)的研究成果已見諸于書報網(wǎng)刊，為我們提供了豐盛的鑒別依據(jù)和研究史料。“士”的特征，各朝各代的表述側重點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的特征是：具有理想抱負、有學識、有才智、有謀略的男人或這樣的男人群體（個別時代也曾有個別女士子出現(xiàn)，但對本文所論述的士人情懷影響不大，故一概而論之）。“學以居位曰士”；“以才智用者謂之士”；“能治上官，謂之士”；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春秋以前，士作為一個等級，具有相對的穩(wěn)定性，“士之子恒為士”。在先秦時代，士人是一個不斷演變的社會政治文化群體。春秋戰(zhàn)國是一個社會政治急劇變革的歷史時期，官學下移，私學興起，導致士人群體命運發(fā)生質的變化。“士”不再是“有職之人”或“有爵之稱”，已淪為“四民”（即士、農、工、商）之首。士人階層的淪落，加速了當時“禮崩樂壞”局面的形成。士人意識在這個時期開始逐漸覺醒，他們在人類社會發(fā)展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被重新認知。各諸侯國爭相以官養(yǎng)士、以學養(yǎng)士，士的社會地位開始逐漸回升。著名的以官養(yǎng)士的范例有被秦國重用的李斯、韓非等，他們的治國理論和社會實踐對中國由諸國紛爭、征戰(zhàn)不斷走向封建大一統(tǒng)起到了領航作用，也奠定了堅實的思想文化基礎；著名的以學養(yǎng)士場所便是齊國的稷下學宮，在 150年間培育了大批有識之士，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局面的形成提供了民主的交流平臺，也由此開創(chuàng)了一代教育文明新風，荀子和孟子就養(yǎng)成于這里。一些有權勢者以養(yǎng)士籠絡人才，顯赫身世。戰(zhàn)國四公子（齊國的孟嘗君田文、趙國的平原君趙勝、魏國的信陵君魏無忌和楚國的春申君黃歇）各自養(yǎng)士皆達數(shù)千人。一方面，養(yǎng)士之風的悄然興起，把視尊嚴如性命的士人階層推向了寄生受辱的尷尬境地，《戰(zhàn)國策·齊策》記載的士人馮諼和他的“長鋏歌”的故事：“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長鋏歸來乎！出無車”；“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就真實地反映了士人階層此時的處境。另方面，宗法等級制度崩壞又直接地促進了士人階層的覺醒。一些具有強烈責任感的士人通過奔走游說，或直接參與政治、外交活動，對恢復當時的社會秩序發(fā)揮了重用作用。“策士在戰(zhàn)國時代也十分活躍，他們憑著自己對當時政治、軍事、外交形勢的獨到見解，游說于各國君大臣之間，趨利避害。在各種險惡詭秘的政治環(huán)境中，策士們發(fā)揮了游說技巧，從而促進了語言的表達能力，并創(chuàng)造出極富文采的《戰(zhàn)國策》。春秋戰(zhàn)國時期由于私人著述的發(fā)展，士人成了文化創(chuàng)造、傳承的主角，這對后世文化的繁榮，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春秋末期，在孔子及儒家文化的大力倡導下，禮樂制度逐步恢復，士人階層也隨著禮樂的恢復逐漸壯大，成為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所以有觀點認為，“孔子是道德文化類型的士的代表”。士人游說之風的興起，更提高了他們的社會知名度，為他們參與社會政治活動爭得了一席之地；入仕方式由傳統(tǒng)的官方選拔為主，變?yōu)楣偈恐�間平等的雙向選擇，有道是“此地不留爺，自有留爺處”。“這種主、客兩大因素的相互催發(fā)，時至戰(zhàn)國，士人心態(tài)發(fā)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一是克服厭學，埋頭苦讀以改變生存環(huán)境，朝為田舍郎暮為侯王相的仕途迷幻成為當時士人社會的流行風。二是傲睨人主，倡言士貴，以道自任，舍我其誰的自我意識彌漫士林。這種自我意識的高揚與自身價值的確認，正是士人文化趨于成熟的重要標志”。

    其次，來源于儒家學說形成后，歷代士子們在對自身形象的塑造和人生價值的自我實現(xiàn)中所秉持的以仁義為最高境界的民族氣節(jié)。自孔子出世之后兩千五百多年來，孔孟之道對中華民族傳統(tǒng)價值觀的形成產(chǎn)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是中國士人文化以及士人情懷形成的主要思想根源和道德價值認知根源。儒家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念是歷代士人情懷的思想基礎。孔子所提倡的君子理論，就是以士人為對象的理想化的道德人格設計。孔子所要求的這種正人君子，不僅是個人人格的典范，同時也為社會設計了較為完善的共同的道德規(guī)范模型。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9]。孔子的弟子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孔子的傳世弟子荀子記載的有關孔子與其弟子的對話，說得就是孔子心目中的士人君子形象：“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從某種意義上說來，中國士人情懷就是儒家學說里的君子情懷。

    第三，來源于士人階層中的精英們在其政治生涯受挫或家國蒙難時，對人間世態(tài)炎涼的體味，并由此而感悟自省得到的理性反思。無論是戰(zhàn)國時代的士大夫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還是宋代布衣草民陸游的“位卑未敢忘憂國”，以及清代學士顧炎武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延續(xù)至今。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愛國奉獻、奮不顧身，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始終是中國士人情懷揮之不去的理想情結。說到這個話題，令人不得不想起太史公司馬遷坎坷一生中矢志不渝的信念堅守。是司馬遷在完整準確地繼承和發(fā)揚以儒家價值觀念為其核心內容的中國士人文化的同時，將中國士人情懷歸結成為一種系統(tǒng)的價值觀念，成為了中國士人的道德規(guī)范和行為準則。宮刑受辱的生活經(jīng)歷不但沒能絲毫磨損他的意志，使他消沉下去，反而更堅定了他忍辱負重的決心和勇氣，磨煉了他自卑而不自賤、自強而不自大的堅韌品格。面對歷史，他是那樣的真誠；面對現(xiàn)實，他是那樣的超然；面對未來，他是那樣的清醒。他幽而發(fā)憤不為塵世紛擾，剛直不阿說盡人間真話——《報任安書》便是一份成就于2100年前的中國士人宣言。司馬遷是中國士人的杰出代表，也是最具士人情懷的光輝典范。中國士人文化以及士人情懷，自司馬遷之后，便成為主導中華民族傳統(tǒng)價值觀念的一條子午線，一個方向盤。今天，緬懷這位文化巨人功勛卓著的一生和他高風亮節(jié)的士人情懷，我們感悟到了這種人文精神和情懷對我們民族的過去、現(xiàn)在和將來的彌足珍貴！

    但也不可否認，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時期，一部分士人由于仕途受挫或個人命運多舛，產(chǎn)生的遁世情緒和狹隘的道義意識，并由此所形成的特定時期的士人文化，引發(fā)了士人情懷的內涵紊亂和理念分歧，比如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等，他們“棄經(jīng)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政治上采取與統(tǒng)治集團不合作的態(tài)度等，對中國士人情懷產(chǎn)生過某種消極影響。

    二、士人情懷及其文化內涵

    中國士人情懷是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要素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高尚的人文情結，在繼承和弘揚傳統(tǒng)文化的過程中得到不斷升華的同時，也在激勵和塑造著新的士人群體自身誕生成長，使這種特色獨具的價值存在方式和思維方式不斷地得到延伸，文化道德觀念不斷地得到完善。儒家道德文化理念奠定了中國士人文化的豐富內涵，士人情懷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或在不同的歷史環(huán)境、歷史事件中適時地、恰如其分地、淋漓盡致地弘揚了這種文化傳統(tǒng)，渲染了這種文化氣氛，從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社會價值認知體系。其內涵以及表現(xiàn)方式總是不能脫離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與民族使命感、自強不息的人生哲學、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境界和憂國憂民、忍辱負重、不計得失、為民請命的品格等這些傳統(tǒng)的道德追求。

    太史公在《報任安書》中將士人品德歸納為：智、仁、義、恥、德五個方面。一是善于加強自我修養(yǎng)，智慧聚于一身的人；二是樂于助人，以仁愛為出發(fā)點的人；三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正當取予、以義為據(jù)的人；四是懂得恥辱，勇于奉獻的人；五是品行端正的人。稱之為士人五品。這便是中國士人情懷具體的道德人格內涵和顯著的思想文化特征。太史公所言“善于加強自我修養(yǎng)，智慧聚于一身的人”，與君子理論強調的個人道德修養(yǎng)，如出一轍。孔子所認為的君子，其本意就是有道德的人，是“認知了根本道義和具備了完整仁德之人”。在孔子的設計中，君子不是先天造就的，而是成為君子的人經(jīng)過后天的努力實現(xiàn)的，其明顯的特征之一是“加強自我修養(yǎng)和智慧聚于一身”。孔子把道德的善歸結為一個字——仁，把“仁”作為人生的理想境界。君子理論認為：“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用今天的話說，君子最高的德行就是同別人一道行善。司馬遷所強調的“樂于助人，以仁愛為出發(fā)點的人”，也正是這種人；“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正當取予、以義為據(jù)的人”。君子理論認為，“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士皆知有恥，則國家永無恥矣”。也就是司馬遷在《報任安書》所強調的“懂得恥辱，勇于奉獻的人”。“義之所在，不傾于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橈，是士君子之勇也”。在儒家看來，時政黑暗、社會無道的根本原因，在于從政者的人格卑污。所以，孔子提出了道德性的君子論，以救時弊。士人道德所強調的品行端正的人，也正是君子理論所期望的有道之士，都是在加強自身修養(yǎng)。“行已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言必信，行必果”。并由此改善政治、治理國家。只要這樣的士君子與朝廷共同施行仁政，老百姓就會望風而靡隨之而動，天下由此而治。“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由來已久的“與天下同樂，與天下同憂”的價值追求，是中國士人情懷高遠的志向和優(yōu)良的傳統(tǒng)。以天下為己任，是中國士人與生俱來的天性。“四書”之一的《孟子》記載了這樣一段孟子與齊宣王的對話：齊宣王在他闊綽的行宮里接見孟子。宣王說：“賢人也有這樣的快樂嗎？”孟子回答：“有啊。如果人民的生活得不到快樂，就會抱怨他們的君主。因為不快活就對自己的君主說三道四，當然，說三道四是不對的，但作為君主，而不能與他的子民同樂，肯定也是不對的。以人民的快樂為快樂的君主，人民也會以他的快樂為快樂；以人民的憂愁為憂愁的君主，人民也會以他的憂愁為憂愁。能與天下同樂，與天下同憂，這樣的君主不能稱霸天下的，從來也沒有見過。”這是發(fā)生在距今2300多年前戰(zhàn)國時期的故事。1300年后的北宋時期，士大夫范仲淹在他的千古名作《岳陽樓記》里繼承了這種“與天下同樂，與天下同憂”的士人情懷，借今懷古，以物詠志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乎”。

    在中華文明的源頭，士人情懷既是一種修身的氣節(jié)，也是一種齊家的坐標，又是一種治國的境界，更是一種平天下向往。

    三、傳統(tǒng)價值觀中的中國士人情懷

    傳統(tǒng)價值觀是一個民族在其發(fā)展進化過程中，形成的對客觀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義、重要性的慣性的評價標準和看法。價值觀是人對自己行為取向的心理判斷，它以道德認知為基本準則，對人的言行進行著適時的調節(jié)。價值觀不僅影響個人的行為，還影響著群體行為和整個組織行為。中國士人情懷以及士人文化所體現(xiàn)、所秉承的價值觀念，總體上本質地反映了中華民族傳統(tǒng)價值觀念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內容，是民族傳統(tǒng)價值觀念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士人情懷“智、仁、義、恥、德”的品格要求與民族傳統(tǒng)價值觀“仁、義、禮、智、信”的核心內容是一脈相承的。“仁、義、禮、智、信”，被認為是中華民族傳統(tǒng)價值觀的核心。將“士人五品”與“價值核心”稍作對比，就不難發(fā)現(xiàn)，兩者之間的相似性和一致性，就會理解，“士人五品”實際上就是“價值核心”的翻版。傳統(tǒng)價值觀所提倡的愛國明志、持節(jié)重義、誠信厚仁、改過知恥、自強尚勇、好學審勢、貴和敦親、奉公正直、克勤克儉、求新務實等等。這些定格了價值標志，其實就是中國士人階層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用以自強不息甚至殺身成仁的見證，就是士人情懷在各種不同的歷史事件中頑強拼搏、舍身為民請命的回聲。

    有觀點認為，廢除科舉制后，“國家喪失了維系儒家意識形態(tài)和儒家價值體系的正統(tǒng)地位的根本手段。這就導致中國歷史上傳統(tǒng)文化資源與新時代的價值之間的最重大的一次文化斷裂”。在先秦時期，儒家倫理為中心的禮法名教，只是百家中的一家。自漢代之后的一段歷史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才使經(jīng)學變成了官方意識形態(tài)。不錯，科舉制是以儒家文化的核心價值為基礎而設計的選拔人才的制度體系，是這種制度體系選擇了儒家文化，科舉制的廢除和士人階層的解體，并不意味著儒家文化的斷裂。制度可以弘揚文化，但制度不可以滅失文化，因為文化是“積淀在血液中的鈣化成骨骼的思想”中國士人情懷作為中華文明悠久的歷史文化淵源，已和諧地融匯在民族傳統(tǒng)價值觀念的長河之中，并在其中不斷得到體現(xiàn)，起到正本清源和繼往開來的作用，被繼承，被弘揚。數(shù)千年來，中國士人文化傳統(tǒng)引領著中華文明前進的方向一路走來，生生不息，至今并不曾斷流。

    科舉制被廢除后，士人階層的瓦解與士人文化的淡化的確是一個值得認真反思的社會歷史問題。科舉制的廢除只是一種“社會凝聚機制的瓦解”，而不能視作為中國士人文化的斷裂。科舉制的廢除，從制度上動搖了儒家文化及其價值觀念對國家政治的巨大影響力，動搖了士人階層實現(xiàn)其人生理想的信念根基。把科舉制歸結為一種“儒家作為一種制度化的存在”方式，一種“制度化儒家的核心制度性設置”，的確是“高抬”了儒家、將科舉制模式與儒家文化內核混為一談的曲解。今天的我們，即不能把儒家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也不應當把儒家文化與科舉制度混為一談。儒家文化之所以被貼上封建主義的標簽與科舉制一同遭人詬病，是因為在那次辛亥革命前后，國人在剝離皇帝龍袍上的圖騰時，連繡制龍袍的絲綢也一同焚毀了。就像馬克思在論述費爾巴哈處理黑格爾關系時說過的一句話：在潑洗澡水時，連盆里的小孩也一同倒掉了。

    干春松先生在《科舉制的衰落和制度化儒家的解體》一文中認為：“科舉維系著儒家的文化價值和傳統(tǒng)的制度體系之間的平衡。因此說，以對于科舉的懷疑和廢除科舉為前導，由于對于儒家價值觀的信心的喪失，整個晚清的改革一個中心，一言以蔽之，就是對于傳統(tǒng)制度體系中儒家成分的否定，同樣也是對儒家的制度體系的否定”。權衡之下，筆者更傾向于贊同王明偉先生的觀點，“晚清士人在中西學戰(zhàn)失敗后，將改革科舉作為救亡的新出路。從社會學層面看，科舉制的廢除使得士失去了社會中心地位的制度保證，導致了自身的邊緣化和向近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轉變”。“士人們?yōu)橹\生便不得不到傳統(tǒng)制度之外去尋求更有利的生存方式。這樣做的人多了，便形成了不同于傳統(tǒng)的新士風，他們的價值觀念也就在這種生存方式的變化中，而漸漸發(fā)生了改變。”士人情懷的遺失和淡漠，士人價值體系轉變中的失范，同時也是中國現(xiàn)代官場失律失范的重要歷史文化根源。

    在現(xiàn)代，這種士人情懷所表現(xiàn)的價值觀念隨著社會歷史的發(fā)展和現(xiàn)實生活的變遷，無論是在實現(xiàn)方式上或是進取目標上，都發(fā)生了明顯的轉變。葛荃先生在《論中國傳統(tǒng)“士人精神”的現(xiàn)代轉換》一文中對這種轉變做了精準的分析。他認為，這種轉變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價值支點”的轉變。傳統(tǒng)的士人精神側重于對政治權力和政治責任的認同，而近現(xiàn)代士人精神則側重于對公眾利益和社會責任的認同。二是“人生目標”的轉變。傳統(tǒng)的士人關注社會、政治與民眾，目的在于檢驗自身的道德行為，他們的人生理想就是依照一個既定的傳統(tǒng)模式來規(guī)劃自己的一生。這些理想實現(xiàn)的場所是在社會，在政治，沐浴恩澤的是天下萬民，似乎與個人德行無甚關聯(lián)；近現(xiàn)代士人人生抱負的申張與政治理想的展現(xiàn)，則是側重于以內涵極其飽滿的道德情懷作為人格根基。三是“人格結構”的轉變。在人格結構上的變化是，絕對化的權威人格成分，士人人格內涵的所有道義規(guī)定都要求士人絕對服從權威和極度崇拜權威。士人人格形成的基本路徑是讀圣賢書，走圣化路，做圣人之徒。群體人格成分的泛化，決定了士人精神中的傳統(tǒng)性格和保守傾向。這種轉變也直接地影響著士人情懷的變化，在士人情懷的價值取向上得到了及時而明確的反映。但總體上，在價值取向方面，與中華民族傳統(tǒng)的價值觀念體系保持著高度的一致性；在文化內涵方面，呈現(xiàn)出繼承與創(chuàng)新并舉的延續(xù)性；在思想認識方面，基本擺脫了歷史賦予的寄生性和依賴性，具有鮮明的時代性特征的同時，具備了人格意義上獨立性。

    科舉制作為一種士人入仕的選拔制度，從隋唐開始，在中國延續(xù)了1300多年，而科舉制被廢除至今只有100年的歷史。這100年來，“原有的形成社會精英（即士人階層）的方式發(fā)生了斷裂”。就制度形式來考察，確實是個歷史事實。這對于清末以來中國士人階層的前途命運所產(chǎn)生震動和價值移位是必然的。廢除科舉制，一度對中國士人階層構成的精神空白和價值失落是可想而知的。由此，一個譽滿史冊的、生龍活虎的、上知天文下曉地理的、集智慧謀略和仁義道德于一身的士人群體，似乎在一夜之間蒸發(fā)了，消失了。他們去了哪里？

    也有人認為：科舉制被廢除后，“中國士人階層中斷了與主流社會之間的必然聯(lián)系，失去了向往已久的人生的歸宿”。比如王國維，比如陳寅恪等等。甚至至今，還有人因此而為他們感到惋惜。那么，中國士人真的就此絕望了嗎？他們真的就此消失了嗎？是否也像科舉制那樣，被一紙詔令取締了呢？或是像薩達姆·侯賽因的總統(tǒng)衛(wèi)隊，被強大的歐美盟軍在24小時之內瓦解了？

    不！科舉制廢除的歷史過程，應該看作是中國士人階層覺醒的一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只要人們稍稍對清末那段歷史進行研究就會發(fā)現(xiàn)，當初發(fā)起廢除科舉制并在其中起決定作用的因素，不是別人，恰恰是中國士人階層；領導民眾推翻封建清王朝的核心力量，不是別人，恰恰是中國士人階層。他們既是數(shù)千年中國封建社會的掘墓人，同時又是自己舊命運的掘墓人！近100年來，他們已悄然轉身，完成了一次鳳凰涅槃式的浴火重生；他們就此改變了自己數(shù)千年來“微臣”和“奴仆”的身份和地位，走上了中國的政治舞臺，成為了獨立執(zhí)掌中國前途命運的新興階層。在他們的身上，“既傳承了傳統(tǒng)士人以天下為己任的道義感，又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潮中得風氣之先，掌握了現(xiàn)代知識和文化的生產(chǎn)、傳播規(guī)律，并身體力行地從事于現(xiàn)代知識和文化的創(chuàng)造”。在沒有了皇帝的日子里，中國士人已操起了民族歷史的航舵，中國士人情懷已成為新時代的主流意識！

    但也應當看到，中國士人情懷在具有鮮明的政治理性和社會歷史性特點的同時，具有明顯的排斥經(jīng)濟性的傾向。這是我們今天大力發(fā)展市場經(jīng)濟的歷史條件下，在繼承傳統(tǒng)時應十分注意明辨的一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