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作為中國古代的一種重要文獻形式，因其突出的史料價值與藝術價值而受到中外文物收藏者與文博機構的珍視。正因此故，自近代以來，伴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中國古代石刻同其他文物一同流出國境。正如羅振玉所言：“嘗聞我關津稅吏言：古物之由中州運往商埠者，歲價恒數百萬，而金石刻為大端。”（羅振玉《海外貞珉錄·序》）其中，日本是最早攫掠中國古代石刻資料的國家之一。

一

    中國古代石刻流散日本始于清朝后期，至民國時期達到高潮，其流散途徑主要有以下四種：

    第一，殖民擴張與侵略戰爭中的文物劫掠。自甲午中日戰爭一直到20世紀40年代，伴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對華的殖民擴張與侵略戰爭，包括古代石刻在內的中國歷史文物慘遭劫掠。如遼寧海城縣三覺寺石獅1對，“高丈數尺，甲午之役即被日軍掠去”（《戰時文物損失登記分類目錄（古物類））》，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又如原存旅順黃金山的唐開元二年《唐鴻臚卿崔忻題名刻石》，1910年被日軍駐旅順海軍司令富岡定恭掠往日本，并作為最重要的戰利品獻給大正天皇，此碑至今依然藏于日本皇宮內。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軍掠奪、摧殘中國文物進入有計劃和有組織的階段，日軍師團一級一般專門配備“文物搜集員”，對散落各處的古代石刻進行搜索和甄別，確定有一定價值后即被劫掠回日本，此類罪惡活動一直持續到日本戰敗投降。

    第二，以“游歷探險”“考古調查”為名的盜搶。這其中以大谷光瑞最具代表性。1902年至1914年間，大谷光瑞曾先后三次深入中國西北內陸從事文物盜掘活動，在高昌故址盜得墓志、題記12方：《延昌四年徐寧周妻張氏墓表》《延昌廿年郭恩子妻解氏墓表》《延昌廿二年賈買茍妻索氏墓表》《延昌廿六年賈買茍墓表》《延昌廿九年郭恩子墓表》《延昌卅二年崇慶墓表》《延昌卅八年殘墓表》《延昌四十年鞠孝嵩妻張氏墓表》《延壽十一年侯慶伯墓表》《儀鳳□年侯君夫人張氏墓志》《龍朔二年張君夫人毛氏墓志》以及《延和九年鞠孝嵩墓表》，這在羅振玉《西陲石刻后錄》《海外貞珉錄》等書中均有著錄。此外，大谷氏還在濟木薩北四十里盜得《白鶴觀殘碑》，從河北盜走唐貞觀八年《房山刻經殘石》及西夏《居雍關刻經殘字》等。

    第三，日中奸商頑民勾結販運。日本的一些不法之徒與中國奸商頑民相互勾結，制造了無數次石刻盜賣事件。如光緒十九年，早崎氏游歷陜西，發現寶慶寺佛殿磚壁以及塔上所嵌精美絕倫的唐武后光宅寺七寶臺佛教造像后，艷羨不已，立意攫取，遂勾結主管人士，最終在光緒二十八年將最為精美的25件盜購入手，其中4件輾轉流入美國，余21件存于日本，且有9件永久陳列在東京國立博物館的東洋館內。又如日人江藤濤雄，為廣泛搜羅中國古代文物，勾結西安古玩巨商閻甘園為其效勞，從閻氏手中購買到大量佛教造像、瓦當等珍貴文物。關于此，近人張扶萬在《在山草堂日記·民國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云：“閻甘園家中觀所藏石銅佛像，（閻）言六朝銅像，東洋人極重，高者可售萬元，女像發髻工者尤貴。”

    第四，通過“合法”購買。近代以來，中國各地文物買賣十分繁盛，對于市肆中的古代石刻，日人十分覬覦，通過“合法”途徑予以大肆購買。如北魏正光三年《馮邕妻元氏墓志并蓋》，“1926年在河南洛陽出土，為經營碑帖買賣的郭玉堂氏所得。不久，郭氏就以重價售于日本”（王壯弘：《歷代碑刻外流考》）。又如北魏正光四年《齊郡王祐妃常氏季繁墓志》，清宣統二年于河南洛陽出土，后為毗陵董康所得，董氏在民國年間將三志售于日本人大倉喜八郎（劉正成：《中國書法鑒賞大辭典》）。此類事例不計其數，茲不再贅舉。

二

    流日石刻主要有以下三個特點：

    其一，從刻立年代上看，流日石刻自秦漢至明清，而魏晉南北朝與隋唐時期最多。表明日本學者也存在著貴遠賤近的傳統，更為珍重漢魏、隋唐時期石刻的價值。

    其二，從形制來看，流日石刻有墓志、造像、畫像石、經幢、碑碣、題刻、瓦當等類，而墓志與造像的數量最多。究其原因，墓志、造像相對于宏碑巨刻，體積較小，重量較輕，便于運輸；且流日造像多為佛教造像，雕刻精美，藝術價值高，日本亦作為一個十分崇信佛教的國家，故而對這些佛教造像極為垂涎。

    其三，從收藏主體來看，主要有博物館、高校與個人三類。博物館以東京國立博物館為代表，其東洋館中陳列著大量中國古代石刻，以南北朝與唐代石佛造像居多，大部分來自西安寶慶寺、大同云岡石窟、太原天龍山石窟、邯鄲響堂山石窟，如《德感造十一面觀音龕》《姚元景造如來三尊佛龕》《高延貴造阿彌陀三尊佛龕》等。除了東京國立博物館外，大倉集古館與書道博物館亦收藏了眾多中國古代石刻。大倉集古館所藏，如北魏延昌二年《元飏妻王夫人墓志銘》、北魏延昌三年《燕州刺史元飏墓志》與北魏正光四年《齊郡王祐妃常氏季繁墓志》，此三志于清宣統二年在河南洛陽出土，后為毗陵董康所得，董氏在民國間又售予日人大倉喜八郎，藏大倉集古館。書道博物館所藏，如東漢《熹平石經》與曹魏《正始石經》。《熹平石經》刻于東漢靈帝熹平四年，為蔡邕等人所書，1922年發現于洛陽太學舊址，后十余年又陸續有所出土，共得殘石一百數十余，“曾分別為吳興徐森玉、鄞縣馬叔平、萍鄉文素松、武進陶蘭泉、關中于右任、西充白堅、北平圖書館以及潢川吳氏、膠縣柯氏、江夏黃氏、閩縣陳氏所得。……但其藏品后全數泊海東去，歸日本書道博物館”（王壯弘：《歷代碑刻外流考》）。《正始石經》刻于曹魏正始年間，有古文、小篆、隸書三體，光緒間始發現于偃師東龍虎灘村，后又陸續出土殘石甚夥，書法精美，為學者保重，周進、馬衡、徐森玉等人皆有藏石，部分殘石流入日本，藏于書道博物館。藏有中國古代石刻的日本高校，如東京大學、京都大學、東京工科大學、東京美術學校等，以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最具代表。該所是日本研究漢學最著名的機構，收藏了大量中國古代石刻文獻，如東魏天平二年《造觀音像》、西魏大統十七年《安次縣開國男艾殷造像》等。至于個人收藏者，主要有大谷光瑞、早崎梗吉、太田孝太郎、黑田太久、益田英作、織田萬吉、內掘維文、內藤湖南、中村作次郎、中村襄、今村繁三、和田幹男、原富太郎等人。

三

    流日石刻作為中國古代歷史文獻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著極大的學術價值。

    首先，流日石刻主要集中于魏晉南北朝與隋唐時期，而這一時期存世的史籍文獻相對較少，故其對于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有著極大的史料價值。如現存日本皇宮的唐開元二年《唐鴻臚卿崔忻題名刻石》彌足珍貴，不僅是唐王朝冊封渤海國最重要的實物見證，也是研究大唐帝國與當時東北亞地域的民族關系價值極高的原始史料之一。

    其次，流日石刻有著極高的書法價值。如現藏東京書道博物館的東漢《熹平石經》、曹魏《正始石經》、后秦《遼東太守呂憲墓表》等，便是中國古代石刻中的書法佳作，而后者更是被稱為后秦時期書法絕筆，書法風格樸茂古拙，字體作魏碑狀，兼有隸書的韻味，是研究十六國時期書法藝術的重要實物資料。

    令人欣慰的是，今日之世界，“把無可替代的文化遺產歸還給它的創造者”的呼聲愈來愈高。1995年6月，國際統一私法協會在意大利羅馬召開關于通過國際范圍內歸還被盜或者非法出口文物公約外交大會，制定并通過了《關于被盜或者非法出口文物公約》。1997年11月，中國政府已宣布正式加入該項公約。我們完全有信心作最激動人心的歷史期待，期待那些流散海外的中國古代石刻重歸故里！

    本文系2013年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石刻中的山東古代社會》研究成果之一，編號：13DLSJ02 

    孟凡港（作者單位：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