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大運河成功入選《世界遺產名錄》，后申遺時代就此拉開帷幕。后申遺時代，大運河將面臨哪些機遇與挑戰？該如何守護大運河，讓這流淌的文明繼續生生長流？在中國文物學會主辦的“中國大運河世界遺產保護座談會”上，與會的專家學者就相關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新起點新機遇

    艱難的申遺征途在宣布結果的那一刻圓滿結束，但這并非大運河保護與發展的終點，而是新的起點，后申遺時代的號角已然吹響。現代化和城市化對大運河的沖擊無法避免，沿岸的自然、生態、人文環境難免被破壞，文化遺產保存狀況不甚理想。

    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是當年大運河申遺的發起人。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他，不遺余力地為大運河的申遺四處奔走呼號。“多年來，我們調查、研究大運河文化遺產，實施文物搶險維修工程，啟動環境整治項目，加強文化遺存保護與展示設施的建設。”讓他欣慰的是，如今，這一系列行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

    申遺成功無疑是對這些保護成效、對大運河文化遺產價值和貢獻的最大肯定。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彭卿云稱贊大運河是“真正的國家形象工程”，申遺是“一項富有遠見的遺產保護工程”，必將對中外文化遺產的保護產生深遠影響，更顛覆了西方人認為中國不會保護古跡的偏見。

    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舒乙指出，申遺成功后參照聯合國的標準，履行《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義務，恰恰為大運河的保護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能在交流中學習借鑒國際上的優秀經驗。

新形勢新挑戰

    真正決定一項世界遺產命運的，不僅僅在于申遺成功的時刻，更取決于后申遺時代對其保護和發展的情況。

    項目本身的復雜是大運河保護的一大挑戰。中國大運河包括隋唐大運河、京杭大運河和浙東運河，沿線涉及8個省市的35個城市。正如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院長劉曙光所說：“大運河項目規模龐大，涉及地區和人員眾多，涉及的學科和部門眾多，尤其是各地區間在經濟實力、執行能力等方面差異巨大，難以保證大運河整體保護的效果。”而目前納入名錄中的河段和遺產點只是大運河的一部分，舒乙認為未納入的另一部分生存現狀更不容樂觀，后續申遺項目工作如何進行有待深思。

    以何種方式才能合理有效保護亦是不可小覷的挑戰。水利部海委漳衛南運河管理局副局長靳懷堾一針見血地說：大運河保護行為中還存在重經濟利益而忽視歷史文化、過分開發利用破壞生態、申遺過后放松工作導致反彈、基礎研究的深度和系統性遠遠不夠、宣傳展示不足、難以形成社會共識獲得社會支持等諸多尖銳的問題。

    如何鞏固大運河申遺成果，以全球視野和標準做好大運河遺產的保護和管理工作，兌現對民眾、對社會、對世界的承諾，無疑是一條漫漫長路。

新舉措新未來

    保護與發展大運河，延續千年國脈和流淌的文明，任重道遠。專家們不約而同地指出，后申遺時代，要鞏固申遺成果，首先要樹立正確的保護理念。

    單霽翔認為：大運河的保護目的不是單一的，既要給予文化遺產應有的尊嚴，也要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還要將保護成果惠及民眾。他還強調：文化遺產的保護范圍是廣泛的，文化景觀與自然景觀、固態的物質文化遺產和活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古代的和近現代的、物與人，凡此種種都在必須保護的范疇內，不能顧此失彼。

    中國水利學會常務副理事長顧浩強調，應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盡快拿出總的指導意見和科學的規劃，以正確地指引保護與發展的方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駐華代表處文化官員杜曉帆看到了大運河沿線城市和不同河段的差異性：“不能完全按照一個模式來執行，要根據不同情況進行分段、分類管理。”“各地可從小處入手，細化出地方性規劃，但要注意與總規劃、與其他地區規劃之間的銜接、協調和配合。”大運河專業委員會副會長譚徐明如是說。

    健全完善大運河保護和管理機制是大運河保護理念得以貫徹落實的保障。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劉慶柱則進而提出：“盡快制定出臺專門的保護管理條例和法規，依法落實大運河的保護與管理刻不容緩。”（本報記者 李 韻 本報通訊員 邱明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