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廉公勤”四箴言碑》拓本（部分）
 

    古代為官者，凡廉潔奉公、勤政愛民、嚴于律己、潔身自好者，幾乎都有用來約束、鞭策、激勵自己的箴言，稱為“官箴”。“官箴”最早是指百姓對帝王的勸誡，后逐漸變為對官吏的勸誡。在鄒城孟廟致敬門門廊內西側，有通極為罕見的四面碑——明代的“仁廉公勤”官箴碑。

    “仁廉公勤”官箴碑為四方柱形，無額，高1.94米，四面刻字，碑文豎寫，每面5行文字，從右向左前4行各刊一段箴言，每段箴言左下部豎1列刻3字，分別為“右仁箴、右廉箴、右公箴、右勤箴”等，說明右邊文字分別為仁箴、廉箴、公箴和勤箴。在勤箴后另附有跋文，四箴均為大字行書，法度嚴謹，字字凝重。跋文為小字行書，筆力遒勁，飄逸易識。

    仁箴面西向，寬0.495米，4行，每行20字，計71字。碑文如下： “古者于民饑溺，猶己饑溺。心誠求之，若保赤子，於兮！入室笑語，飲醲嚙肥；出則敲撲，雖痛癢或不知。人心不仁，一至于斯。淑問之澤，百世猶祀。酷吏之后，今其余幾？唯甘小人而不為君子。”意思是說：仁心為官，對于百姓的疾苦，就像自己的疾苦，他們誠意愛護百姓，就像母親撫育嬰兒一樣，唉，如今一些不仁的為官者，自己貪圖享樂，酒池肉林；對百姓則實行嚴刑峻法，對于百姓的疾苦漠不關心。這些人的不仁竟然到了這種地步！仁愛百姓，千百年后仍受到敬仰。而今能夠繼承古道遺風的又有幾人？豈能甘為小人之事而不行君子之道？

    廉箴面北向，寬0.47米，4行，每行20字，計78字。碑文如下：“惟士之廉，猶女之潔，茍一毫之玷污，為終身之玷缺。勿謂暗室，昭昭四失。汝不自愛，心之神明其可欺？黃金五六駝，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為榮，千載之后有余戮。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凜然，清風古今。”意思是說：為官者的廉潔，如同女子的貞潔，如果有絲毫的玷污，就會成為終身的污點缺憾。不要認為在暗處做的事別人不知道，其實天不可欺。你如果不自愛，自己的良心又怎能欺騙得了呢？你擁有眾多的財富，例如黃金和胡椒，這些東西有生之年不能使人榮耀，千百年以后仍會留下罵名。為官者應該為官清廉，令人敬仰，清廉風范傳頌古今。

    公箴面南向，寬0.475米，也是4行，每行20字，計74字。碑文如下：“厚姻婭近小人，尹氏所以不平與秉鈞；開誠心布公道，武侯所以獨優于王佐。故曰：本心日月，利欲蝕之。大道康莊，偏見室之。聽信偏，則枉直而惠奸；喜怒偏，則賞譖而刑濫。唯公生明，偏則生暗。”意思是說：厚待親戚，親近小人，這是周朝太師尹氏不能治理好國家的原因；開誠布公，胸懷坦誠，這是諸葛亮優于其他輔臣的方面。所以說，人心原本如日月光潔，如果受到私欲的侵蝕，就會背離康莊大道。偏聽偏信，就會冤屈正直的人而惠及奸佞；喜怒無常，就會賞罰無度。只有公正才能有英明之舉，否則便會徇私枉法。

    勤箴面東向，寬0.50米，亦為4行，每行20字，計72字。碑文如下：“爾服之華，爾饌之豐，凡縷絲與顆粟皆民力乎？爾供居焉而曠，厥官食焉而怠？其事稍有人心，胡不自愧昔者君子？糜素其餐。汗炎浹背，日不辭難；警枕計功，夜不遑安。誰為我師，一范一韓。”意思是說：你華麗的服飾，你豐盛的美味，你所有的吃穿用度不都是出自百姓的勞作嗎？你住百姓供給的房屋，為何不勤勉做事？你拿著朝廷的俸祿，卻為何工作懈怠？稍有良心，怎能不感到慚愧呢？古代的君子皆能粗茶淡飯，辛勤勞作，迎難而上，每日如此。自省自勵，安然而臥。在這方面，誰能作為我們的老師呢？那就是北宋名臣范仲淹和韓琦。

    在勤箴后附有跋文3列100字：“右四箴乃臞軒王先生所作，以自警者也。先生以詞章起家，為時作者。至于忠義大節，尤為凜然。異代而下，讀其詞，可想見其人，令人有廉頑起儒之思焉。凡我同心，宜勒一通，置之座右。當夜氣清明時，良心發露，未必非砥礪名行之一資也。汝南后學梁州彥跋。”這段跋文把箴言作者、立碑原因、立碑人交待的一清二楚。“仁廉公勤”官箴碑由明萬歷年間（1573年—1620年）鄒縣知事梁州彥搜集“詞章作者”王臞軒所撰自警箴言，鐫刻于石，立于縣衙，以策勵自己及僚屬廉潔勤政。該碑明清時一直立于鄒縣縣衙，上世紀50年代，因舊縣衙損毀，該碑移至孟廟致敬門下保存至今。

    據宋代葉釐《愛日齋叢抄》卷四記載，“仁廉公勤”四箴言由王邁所撰，追溯源頭卻是真德秀提出。真德秀（1178年—1235年），南宋著名的政治家、理學家。字景元，后更為希元，福建浦城人。嘉定十五年(1222年)出任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到任不久，他立即著手整頓政風，并以律己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蒞事以勤，即“廉仁公勤”四字為做官準則來勉勵僚屬。

    王邁(1184年—1248年)，南宋詩人。字實之，一作貫之，自號臞軒居士。今福建仙游人。嘉定十年(1217年)進士，歷任南外睦宗院教授、漳州通判等職。為人剛直敢言。他在任職南外睦宗院教授時，在真德秀的基礎上撰寫了這篇“仁廉公勤”四官箴。

    明朝時，梁州彥勒石立碑于鄒縣縣衙，以鞭策自己廉潔勤政，為民辦事。據《鄒縣舊志匯編》載，梁州彥于明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任鄒縣知事，為政以清凈惠和為先。

    “仁廉公勤”官箴碑立于孟廟，有著深厚的歷史價值。孟子的民貴君輕和仁政修德思想發端于鄒城，宋朝時真德秀提出了“仁廉公勤”四字箴言，王邁加以編撰，明朝時梁州彥又恰恰選擇了其作為官箴，立碑于鄒縣縣衙，這是孟子的思想回歸故里。后官箴碑又遷到了孟廟致敬門下，讓孟子的思想回歸孟子，這是歷史的巧合，更是歷史的選擇。

    “仁廉公勤”官箴碑文以凝練、概括、優美的語言闡明了仁愛、廉潔、公正、勤政等為政之道，在今天依然有著鮮明的現實意義。“仁廉公勤”正好對應了我們今天考察干部的五項標準“德能勤績廉”。“德”對應碑文中的“仁”，愛護百姓、關注民生是為官者最重要的道德品質；“能”對應碑文中的“公”，一名官員如果能公正地對待人和事，這不僅是工作能力的一種表現，也間接地提高了工作效能。“勤”和“廉”則古今都在強調。如果做好了這四個方面的內容，那么“績”也在其中了。

    2014年，鄒城市文物局在孟廟孟府推出了政德游，“仁廉公勤”官箴碑成為其中重要節點，繼續發揮其啟迪教化，鞭策激勵功能，向從政者提供修身立世的“他山之石“，以牢記為政之本，常修為政之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