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反腐力度的加大，官邸制的相關規定正逐步完善。其實，早在中國古代，官邸制已初成體系。中國的官邸制和吏舍制早在西漢初期就已形成，《漢書》記載“御史府吏舍百余區”，可見漢代各部門官邸吏舍之多。秦漢以后，地方官和京朝官入住官邸的實際情況因客觀條件各有差異，呈現不同的走向。凡守、令、丞、尉或督、撫、司、道等各級地方政府的主要官佐，即現在的領導班子成員，一律攜帶隨任家屬免費入住建造在衙署圍墻內的官邸，這既是政治待遇，也是紀律。其他功曹、主簿、參軍等，就是辦公室主任、處長、科長之類中層干部，只要當地政府擁有產權的空置房屋，通常也能享受廉價入住的待遇。這種地方官住官邸的制度，一直沿襲到清朝不變。

　　相反，京朝官住房的解決方式卻經歷了很大變化。由于京朝機構及供職人數的不斷增加，政府財政無力再沿襲兩漢時大包大攬，到隋唐時，絕大多數的中央部門都不再提供官邸，京朝官的居住形式開始多元化。有先人傳下來的長安祖屋可居，當然再方便不過；若甘愿打光棍，有些官署里或仍有單身吏舍可住；倘是拖家帶口來首都工作，那就必須另作選擇了——或買地建房，或直接買房，經濟困難的則只能陋室將就了。唐玄宗時任相的姚崇，因為中心地段房價太貴，所以只能在偏遠的“郊區”買房；為上下班方便，又在辦公地點附近的旅館里包了一間房，終因起居失調而“病”。玄宗得知真相后，“詔徙寓四方館”，就是在專門接待周邊少數民族和外邦使節的涉外高級賓館里，為他開一個套房，以方便家人同住照顧。但“（姚）崇以館局華大，不敢居”。最終還是政府出錢，在位居中心地段的興寧坊為他新蓋了一所他認為合適的官邸，姚崇才免除了擠旅館的苦惱。

　　在地方，凡州郡府縣各級領導的官邸，按規定都是圈造在衙署即機關大院以內的，俗稱“內衙”，并用屋宇式的宅門同以大堂為中心的辦公區域劃出界線，嚴禁另開后門或邊門，以此對跟隨入住官邸的親屬在起居活動上加以限制。此外各級衙署連同大墻內官邸吏舍的形制和基本結構，也有工部頒布的統一標準。舊時官場上有“官不修衙”的傳統，尤其忌諱修建官邸，所以多數官邸的住房條件都很差勁。北宋蘇軾曾寫過一篇《滕縣公堂記》，大意是：滕縣的衙署是前朝留下的老建筑，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即大宋建國六十余年后，才由知縣張太素主持，搞了一次大修。其后歷任長官都怕犯錯誤，“欹仄腐壞，轉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又過了50多年，贊善大夫范純粹來滕縣做縣令，實在看不下去了，再次大修。從辦公用房到佐吏宿舍，共116間房屋，全都裝修一新，唯獨自己和家屬生活起居的知縣官邸“未治”，以洗脫修建官邸圖個人享受的嫌疑。

　　官邸既然是國家為官員在任期內提供的住房，故官員一旦解任或離職，馬上得遷出來讓給繼任者。唐玄宗登基后，前朝宰相李日知向朝廷提出致仕申請，待批準下來，回家后即命家人搬出官邸，移居鄉村。夫人驚問何故，他說“我已經退休了”。通常搬出官邸后，卸任官員倉促間多以借住驛舍或廟宇為過渡。北宋仁宗時的宰相杜衍，因一生“不殖私產”，退休后只好長期借居南京（今河南商丘）車院，即近似現在的駕校。官員搬出官邸時不得帶走任何公家用品，也是歷代的規矩，即使貴為宰相亦不得違犯。

　　《萍洲可談》記載，北宋王安石從出判江寧府任上自請退休，夫人吳氏把官邸里一張藤床帶回了家。未幾，江寧府署派人來討回。王家仆人不敢對吳氏直言，只好悄悄地向老爺匯報。王安石知道太太“好潔成癖”而嫌自己邋遢，便故意赤腳躺到這張藤床上“偃臥良久”。

　　果然，夫人一見，頓覺渾身不爽，立即下令把藤床還給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