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故城，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市，是世界遺產“絲綢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網”中的遺址之一。

    童  超

    兩漢時代，漢朝政府與周邊及域外各民族和國家交往廣泛。西域諸國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向外進行民間貿易往來，實際上構成了絲綢之路的雛形；而漢朝政府對西域的開發及苦心經營，對絲綢之路的開通和暢順更是至關重要。各國使節頻繁往來，隨之而來的商旅、僧侶絡繹不絕，終于實現了東西方連接的夢想。

    初通西域

    西域是見諸中國史籍的一個地理概念，泛指甘肅玉門關、陽關以西的廣大地區。歷史上狹義的西域指今敦煌以西到新疆全部；廣義的西域則可遠至中亞、西亞、印度半島、北非以及東歐部分地區。

    漢代以前直至遠古時期的新疆地區，基本沒有確切系統的文獻記載，故稱“史前西域”。西域一帶地理環境特征分明：以天山為界，天山以北的地區屬于溫帶干旱半荒漠和荒漠氣候，適合畜牧業的生產經營，當地居民多具有游牧民族的特點。在這片土地上建立起來的國家被稱為“行國”，其中又以烏孫較為突出。烏孫極盛之時，是一個有10多萬人口的騎馬游牧部落。天山以南地區屬于暖溫帶極端干旱荒漠氣候，灌溉農業發達，當地居民多具有定居民族的特點，這里的國家被稱為“城郭之國”。各個綠洲上的國家情況有所不同，或以畜牧為主，兼營農耕，如鄯善等；或以農耕為主，兼有畜牧，如于闐等。

    漢武帝統治時期，西遷的大月氏與匈奴有仇，漢武帝恰恰想尋找討伐匈奴的同盟軍，因而兩次派遣張騫出使西域。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張騫一行100余人從長安出發，但不久就被匈奴捕獲，扣留10多年。后來，張騫逃離匈奴，繼續西行，才輾轉到大月氏。但大月氏人已經西遷，現居地土地肥沃、人們安居樂業，不再考慮向匈奴復仇之事。張騫在大月氏逗留一年多，始終沒有說服大月氏。然而，張騫帶回的豐富的西域知識，是中原漢人聞所未聞的。河西一役（公元前121年，漢與匈奴之戰——編者注），漢軍打通河西通道。在此形勢下，張騫建議漢武帝與烏孫結盟，共同打擊匈奴。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張騫再次奉命西行，企圖招引烏孫東歸。此時的烏孫國家分裂，國王年老，既對漢朝缺乏了解，又懼怕匈奴，張騫未能如愿。但烏孫使者隨張騫來到漢朝，“烏孫使既見漢人眾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從而開啟兩國交通往來。而張騫派遣出使大宛、大月氏、康居等國副使，幾年后多與出使之國的使臣回到漢朝，“于是西北國始通于漢矣”。

    苦心經營

    張騫出使西域后，漢朝每年都要向西域派遣使團，以求建立外交和通商關系。但到了兩漢之際，由于政局動蕩，這些使團或受到匈奴的侵擾，或遭受西域小國的劫持，生命和財產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漢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為加強對西域的控制，漢朝在西域設置西域都護府，作為漢朝管理西域的最高行政軍事機構，以監護西域南、北兩道的安全暢通。西域都護相當于內地郡守，下設副校尉、丞、司馬等屬吏，有統率的軍隊。其設立標志著西域正式歸屬中央政權，這對于加強漢朝對西域的控制和軍事管理具有重要意義，也有利于西域屯田的順利進行和過往商旅的正常往來。伴隨中原王朝的治亂和國力的興衰，西域諸國或歸附漢朝，或臣服于匈奴；與中央政府的聯系，或緊或疏，甚至完全斷絕。

    東漢光武帝初年，西域諸國無法忍受匈奴的沉重賦斂，相繼請求漢朝派遣都護。光武帝劉秀考慮到天下初定，無暇西顧，予以拒絕。漢明帝時，政局安定，經濟有所發展，反擊匈奴、恢復中央政府在西域的統治已經成為可能。永平十六年（73年），班超跟隨竇固出擊匈奴，建立戰功，因此被派遣出使西域南道諸國。班超一行走南道，至鄯善。他因時行事，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豪邁氣魄斬殺匈奴使者，安撫鄯善，威震于闐，靖定疏勒。明帝去世，漢朝盡撤西域屯兵，班超決定率部返回中原。疏勒等國害怕匈奴卷土重來，苦苦請求班超留駐西域，于闐王甚至抱住馬腿，說：“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班超因而決定留駐西域，苦心經營，使絲綢之路保持暢通。和帝之時，班超擊敗月氏，討伐焉耆，使焉耆降服漢朝，“于是西域五十余國皆納質內屬焉”。班超在西域的軍事外交實踐，使這一地區和中原的聯系空前密切，也為東西文化交流創造了必要的條件。班超再通并經營西域之功，其意義絕不亞于張騫初通西域之舉。

    值得一提的是，永元九年（97年），班超派遣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即羅馬帝國的東部地區。甘英抵達條支海濱（今波斯灣），無功而返。即便如此，此行仍加深了漢朝對沿途各地情況的了解。永元十二年（100年），一個羅馬商人使團到達洛陽，這是中國與歐洲有據可尋的首次交往�；傅垩屿渚拍辏�166年），大秦王安敦派遣使者從海路輾轉來到洛陽，敬獻象牙、犀角等禮物，中西方開始了有明確歷史紀年的官方交往。

    “絲綢之路”的提出與作用

    19世紀后期，德國地理學家里西霍芬第一次提出“絲綢之路”的概念。“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通向西方的貿易通道，從今天的西安出發，經新疆分南北兩路，越過蔥嶺，到達中亞、西亞各國，再由這些國家轉道至歐洲。其實，中國通過絲綢之路向外輸出的物品遠不止絲綢一宗，但以絲綢最為有名。從公元前2世紀起，以后的千余年間里，中國的絲綢經由這條商路遠銷地中海世界，成為國際市場上聞名遐邇的暢銷商品，此路故而得名。

    早在張騫通西域前，西域綠洲諸國為了自身的存在與發展，必須謀求各個綠洲之間的合作，互通有無，無形中溝通了綠洲之間的交通路線，奠定了絲綢之路的雛形。張騫通西域，使綠洲之間的聯系更為密切，東西方之間的聯系又借漢朝的政治力量進一步加強，使絲綢之路得到實質性開發。東西方彼此間物質、技術、文化的互相需要，是絲綢之路得以開通的根本性原因。各國商旅的貿易往來，使節的頻繁交通，都對絲綢之路的實質性進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絲綢之路溝通了東西方的貿易往來。中國的絲綢、漆器及其他手工藝品輸入西方；中亞和西亞的一些植物品種、盛產于康居等國的皮毛紛紛輸入中國。精通天文、農業等技術的人才移居西域地區，對于推動當地生產技術和科學進步，都有至關重要的意義；西域地區具有波斯、印度風格的樂舞、美術、生活用品等一時間也引得西漢皇室、貴胄競相效仿。絲綢之路的開通，使得中國與西方文明頻繁接觸，交流持續不斷，而西域則成為各個文明的交匯、融合之地。

    漢代，不僅有陸路絲綢之路的開放，幾乎同時也有海上絲綢之路的拓展。東南沿海擅長航海的百越民族，沿著大陸邊緣的海岸，經過長途航行，到達東西方海上交通的匯聚地南印度洋海岸，進行各種物品，主要是奢侈品的交易。隨著歷史的發展，海上絲綢之路的地位和作用日漸突出。

    （作者童超，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本文選自《看得見的中國史》，該書已由北京大學出版社于2014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