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歷史上的中華民族，不僅以開放的姿態接納外來文化，從而豐富自己的文化與文學內涵，同時也以文明大國的文化優勢，對東亞國家產生了巨大影響，甚至影響到這些國家歷史、文化與文學的建構。這里所輯的三篇文章，張德恒、劉世明的兩篇，是關于一個半世紀之前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問題，在對江戶時期日本《春秋》《尚書》研究的梳理中，揭示了中國經典文化作為重要的精神資源，對日本近代歷史與文化的影響。王偉的一篇，主要談的是“引進來”的問題，是兩千多年前中國對外來文化的接納、吸收，并希求通過對中外文化的交流研究，揭開《楚辭》等上古文獻中的文化謎團。雖然這些觀點還在探討中，但對我們研究視野的開拓，對推進古代文學與文化的研究，是很有啟發意義的。（劉毓慶）

　　《尚書》不僅是中華民族的經典，同時也是東亞諸國家的經典。早在公元六世紀，《尚書》即由五經博士段楊爾傳入日本。公元718年，日本元正天皇則將《尚書》定為大學寮課程的教科書。在日本德川幕府統治下的江戶時代（1603—1867），《尚書》研究出現高潮。當時著名儒者，如藤原惺窩、林羅山、伊藤仁齋、荻生徂徠、中井履軒、佐藤一齋等，皆有著述。其對《尚書》的關注，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關于圣王之道的探尋

　　《尚書》自《堯典》開篇，終于《秦誓》，記載的便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治國理民之道。對此，江戶學者極為關注。如古文辭派領袖荻生徂徠曾言：“《書》者，帝王之大訓也。圣人之言，義莫備焉，道之所在也。夫《書》者，義之府也，舍是而何求哉？先王之道與義，折衷于《論語》，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尚書學》）其初，程朱理學盛行，朱子學派講道學，也談堯舜禹湯相承傳的道統。其后，古學派崛起，則更是要從古經古史中探尋道統的蹤跡。如伊藤仁齋、伊藤東涯父子扛著“尊古”的大旗，從儒家經典中尋求儒學的真諦，而荻生徂徠、太宰春臺師徒則是將儒家文化上溯到了堯舜禹的原始時代。《尚書》中反復倡導的“德”“仁”“敬”“誠”等，也被他們認作為“圣道大義”。然而，日本學者在感受“德”“仁”“敬”“誠”的過程中，卻將“忠君”視作了尊王尊圣、恪守道統的第一要義。如林羅山在解讀《尚書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一句時，便說：“‘放’當作‘教’，蓋古文‘放’‘教’相肖，傳寫之誤也。太甲不順，故尹教誡之于桐，而后順于道。”（《林羅山文集·示恕靖百問》）伊尹為臣，豈可流放自己的君主呢？為了強調“忠君”思想，不惜更改經文。再如《舜典》“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孔安國《傳》解釋為“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死，士執雉”，這是指不同級別的人所用的禮物。林之奇《尚書全解》就曾說：“皆其所贄之物，量其貴賤輕重，以寓其等差而已，非有義理于其間。”日本岡白駒則說：“雉性不馴，不可生為贄。士執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也。”（《尚書解》）即將此與忠義之行聯系在了一起。這體現了江戶時代日本學人及民眾的價值取向。重義輕生，美化死亡，忠君死節，變成日本一種普遍的社會信仰，《尚書》等中國經典為其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資源和理論依據。

對民本思想的重視

　　《泰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大禹謨》曰：“不虐無告，不廢困窮。”《五子之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這些思想直接影響了日本學者，以此為理論基礎，他們構建了自己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如冢田虎在《尚書補注·大禹謨》中說：“政之善者，在導之以德，而所謂政者，以撫養民為本。”岡白駒在《虞書·堯典第一》中言：“農者，民之本也。交易者，民事之急者也。”（《尚書解》）所謂交易，即是指商業活動。注者把商業對民生的意義與“農”一并提出，這一點的確值得注意。中國的傳統經濟是重農輕商，而江戶學者則農商并重，這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對《尚書》作出的不同理解。如《盤庚》篇有“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之句，蔡沈《書集傳》釋為“直戒其所不可為，勉其所當為也”。而日人龜井昱則說：“不斂貨財于己，以散之于國，生生自勉也。”（《尚書考》）同樣，佐藤一齋亦言：“貨寶是生生，各自所用，無專以總之于己也。”（《尚書欄外書》）他們希望統治者不要獨占財貨，而是將其施之于人民。此既表達了江戶學者對于商業貨物的態度，又體現了其對下層百姓的牽掛與同情。重“民本”，必關注“人情”，故中井履軒《尚書逢源》說：“事何分大小，人何論圣凡，是人情而已。”中村之欽訓解《西伯戡黎》時亦言：“天與人一心，民情如此，天意蓋可知矣。”（《筆記書集傳》）農商并重，注重人情，對《尚書》中此種思想的發掘，助長并促成了日本町人階級的興起。町人，即都市居民，多為工商業者。他們創造的凈琉璃、歌舞伎、浮世繪、浮世草子等大眾文藝模式，被后人稱之為町人文化。

對政治典謨意義的關注

　　荻生徂徠曾說：“學《書》者之可從政也”（《尚書學》）；豬飼彥博亦言：“此篇（《堯典》）所載，為萬世帝王為治之本”（《尚書纂傳》）；宮田五溪更是說道：“夫《尚書》之傳于吾邦也，朝廷立之學官，與我政典并用，而后千歲，無有異論。”（《古文尚書總辨》）可見，《尚書》在日本被立于學官，起著治國政典的作用。而大槻東陽仿照《尚書》文體寫出的日本詔令集——《皇朝尚書和解》，更可視作是《尚書》言政之楷模。當然，政治行為必定會凸顯其實用價值。在江戶時期，《尚書》的這種實踐性最先是從日用倫常之處表現出來的。如中村敬甫在《筆記書集傳序》中說：“大經者，綱常倫理也。”又伊藤東涯在《古今學變》中言：“日用彝倫為當務，濟世安民為極功。”而帆足萬里在注解《禹貢》“六府孔修”時亦說：“六府皆民生日用所須，修之令各得其宜也。”（《書經標注》）同時在陽明心學（日本當時的陽明學派）的影響下，他們將《尚書》完全視作了求心之書。如佐藤一齋在《朱子不疑古文尚書辨》中說：“《咸有一德》，治心之大訓也，廢之而天下復有此邪？”又注《大禹謨》時言：“獨心學醇明，而后灼見情偽，洞察肺腑。”（《尚書欄外書》）由此而造就了吉田松陰、高杉晉作、西鄉隆盛等一批人物。他們喊著“尊王攘夷”“富國強兵”的口號，以佐藤一齋《言志四錄》為行動指南，發動了明治維新運動，徹底終結了德川幕府265年的政治統治。

　　總之，江戶時期日本的《尚書》的研究，不僅確立了《尚書》在日本文化思想上的崇高地位，而且影響到了日本社會風氣和日本的發展。

　　（作者：劉世明，系大同大學文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