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姬旦是周初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武王建周兩年后去世，周公當權攝政七年，奠定西周開國之國勢與一代之典章制度，推行禮樂教化，對后世幾千年的中華文明有著深遠的影響。錢穆先生即認為，中國五千年之文明中，影響最大的只有周公、孔子兩人，而孔子亦在其學說中極力推崇周公之思想。不僅如此，周公還是一位杰出的文學家，他曾稱自己“多材多藝”（《尚書·金縢》），并留下十二篇文誥。與前代的散文相比，這些文誥不僅思想深刻，而且具有更加成熟的書寫特色。
現可確證出自周公之手的有《今文尚書》中作于周初的十一篇誥命（本文采用于省吾《雙劍誃尚書新證》觀點，認同《召誥》系周公之作）與清華簡中的《皇門》篇。這些文誥作于緊張復雜的政治形勢下，對當時之時局有著重要的影響。《大誥》作于周公攝政之初，三監叛亂，周公毅然決定出兵東征，并作《大誥》以號召群臣支持；平定三監之后，周公令其弟康叔赴衛以治殷遺民，連作《康誥》《酒誥》《梓材》三誥，以教康叔如何牧民；《召誥》記錄了周公營洛時與召公的交談，系統闡述其“惟命不于常”的天命觀；《洛誥》是周公營洛歸來后與成王的對話；《多士》與《多方》皆其訓誡“迪屢未同”的殷遺民之誥命，要求殷商舊貴族服從周王朝的統治，且以“宅爾田，繼爾居”之寬大待遇相許；《無逸》篇是周公為教導成王“君子所其無逸”所作；《君奭》是周公向召公剖明心跡，唯愿同心同德，共營姬周天下；《立政》是周公授成王以選才用人之道；《皇門》篇是周公號令群臣以殷為鑒，“夫明尓德，以助余一人憂”。這十二篇文誥皆針對當前現實問題而作，對其時的政治時局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周公的作品不但數量多，其水平也遠遠地超過了前代的作品。這集中體現在周公之誥在其文本語體層面上的三大特征：
第一，引類譬喻，尤善以農喻政。周公善用具體的事務來比喻抽象的規律，尤其善于以農事來打比方，講清政治上的一些道理。例如《大誥》一文，周公以“朕、卜并吉”為兆，號召群臣東征，以保住文、武基業：“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獲？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后弗棄基？”就像父親都已經除去了田畝上的雜草，兒子卻連播種也不肯，難道還能指望他來收割嗎？做父親的還能夠安安心心地說，“我有后人，不會放棄我的基業”嗎？周公以農事為喻，指出東征不是為了爭奪個人利益，而是為了將姬周列代賢王的事業進行到底，“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篇末周公又再次以農喻政：“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比喻貼切生動，富有說服力。又如《無逸》一文，用小人之“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來形容先輩辛勤創業，而后輩不知基業來之不易，反而輕視先輩之辛勞。告誡成王及后繼之周王不可耽于逸豫，荒廢祖宗創下的王朝大業。周公在誥命中常常選用農事來比喻治政，農事是周人的老本行，是周人務國之本，直至文王還親“即康功田功”。因此周公對農務有著天然的親切感，是以他以農喻政時往往得心應手，說理明曉暢達。
語多慨嘆是周公在行文上的第二個特點。周公的文辭，情感內涵極其豐富，故前人有“周情孔思”之說（《昌黎先生集序》）。他的情感常常通過一聲聲語重心長的慨嘆表現出來，有時甚至一唱三嘆，富有情感張力。例如在《大誥》中，周公就多次連續使用感嘆詞來表現自己內心充溢的情感，語重心長，感情自然而然地噴發出來，令人感動而嘆服。“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一句以感嘆起始，表達周公內心深深的憂慮之情。而“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一句，又通過反復感嘆體現了周公對于戰亂中流離受苦小民的同情，表達了他為這些小民們受苦而悲哀的一片真情。緊接著他又感慨道：“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體現了自己在大勢下不可不行動的心理，東征是上天之命，我們如何能違背呢？如何能棄文武基業不顧呢？“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強烈的感情表達出自己希望天命永保文武基業不衰的愿望。通過這些感嘆的點染，文章的情感暢達而流轉自如，氣勢震撼人心。感嘆是情感的高潮在文本上的體現，周公之嘆，多語氣深沉厚重之慨嘆，這與他內心深重的憂患意識是分不開的。他從對新王朝前途的憂慮中回顧歷史，建構了以“天”“民”“德”三元為中心的新的天命觀，認為只有得民心才能得天命，只有明德行才能得民心，從而將憂患的層次從社會層面提升到道德層面，開憂患意識之道德境界。
以史鑒論是周公之誥在語體上的第三個特征。周公在使用論據方面尤其善于以史鑒論，以史為據，察古知今，論證周密詳細，由其深刻的“夏鑒”“殷鑒”的歷史觀而富于歷史理性主義色彩。在《無逸》一篇中，周公開篇先點明中心論點，“君子所其無逸”，然后開始引用歷史材料從各個角度來展開論證。先鏡鑒前代經驗教訓，自商湯以來，賢君皆以兢敬為范：殷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殷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殷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萦谑�，不敢侮鰥寡”。這些賢王們都能得上天庇護，長久治理國家。而其后的君主們，“生則逸”，不知小民之勞，不知稼穡之艱，結果國祚日衰，國運殆盡。周公通過前后對比展現出歷史的因果關系，君勤則國泰民安，君逸則江河日下。其后，周公又列舉周人的先賢王們為榜樣，例數太王、王季、文王克勤克辛，創業維艱。不但在行文上有了更加充分的論據，引起讀者的理性思考，還起到了情感喚起的作用。周公善于以史鑒論，善于將史證這一手法通過前后對照、正反結合等多個方式來使用，述史清晰，對比鮮明，論與史之間結合得非常嚴密，議論文風上已經相當成熟。從展開論證的角度來看，他的誥命已經具有成熟的議論文的一些特征，他好用史事來證明文章的觀點，《召誥》《無逸》等篇更是無史不成論。他在其文誥中提出“夏鑒”“殷鑒”等觀點，認為察古可以知今，歷史是有規律的，指導現實的真理不在主觀臆測里，不在巫師的口里，而在歷史——人類社會已經發生過的變遷里。這種歷史理性主義精神對之后的中國古代思想世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文體是文章之骨，是一篇文章與其他文章的區別顯現在文本面貌上的反映。中國古代之文體發展紛繁多樣，周公的誥命不但是最早的多篇個人作品的集合，而且在文體上，尤其是在其語體層面上，展現出中國周代散文的書寫特色。其中所蘊含的文化精神則滲入中華民族的血脈，熏陶了中國幾千年古典文學的審美精神和思維傾向。
（作者：鄧田田 系湖南省委黨校社會文化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