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方志中所記載的官學“送學禮”，是中國歷代典籍文獻中最早記載的入學典禮。“送學禮”所體現的尊師重道、愛生崇禮的特性，頗值得今人關注。
一
送學禮是清代地方官為官學新生舉行的入學典禮。清代學校以府、州、縣為基本單位，各建立一所學校，稱為“儒學”。在本省學政主持的每三年一次的歲試和科試中，各儒學可以按既定名額，各招收一次新生。在新生入學時，往往會舉行送學禮。乾隆《洛陽縣志》卷6《禮樂志》較為詳細地記載了這一典禮的基本程序：“每學政歲科試新生紅案到學之后，知縣曉示各生送學日期。至期，各生詣縣署，集寅賓館。知縣公服升堂，各生由東角門進至檐下，行庭參禮。畢，各生西面立，學書北面立，唱名。門斗東面立，為各生簪花。酌酒三巡。畢，各生面北三揖。具鼓樂，由中門出。知縣親送至文廟殿階下，率行三跪九叩頭禮。畢，詣明倫堂，知縣、教官行交拜禮。諸生拜師，兩拜；謝知縣，兩拜。入座，行酒數巡，肅揖而退。”
清代送學禮有三個各地共有的核心環節，一是地方官發帖邀集新生，為其簪掛花紅，二是地方官率領新生到孔廟大成殿，向孔子圣像行三跪九叩首的謁廟禮，三是地方官率領新生到儒學明倫堂，向教官行謁師禮。從130余種地方志的記載看，各地送學禮的稱謂并不完全一致，除了“送學禮”這一最為常見的稱謂，還有“送學儀”“送入學禮”“新生入庠禮”“起送新生”“入學”“新生入學”“入學儀”“入學儀節”“入泮”“文武入泮”“迎學禮”乃至“上學”等多種稱謂。
中國自古便是禮儀之邦，學禮是各類學校教化學子的重要途徑。清代各地的儒學主要有釋奠、朔望行香、鄉飲酒禮和射禮四種學禮，在京城國子監則還有皇帝親臨視學、臨雍講學和新進士釋褐等。作為一種地方儒學的開學典禮，清代送學禮當是仿照國子監典禮加以改造而舉行的。如據光緒《霍山縣志》卷5《學校志》記載，安徽霍山縣“入學儀”的相關環節中，“行謁廟禮視朔日釋菜儀”“見學師視國學師弟子相見儀”。“視”是比照、參照的意思。光緒《代州志》卷5《學校志》也記載，山西代州（今忻州市代縣）舉行送學禮時，“文武新生謁廟視朔望行香禮，見學師視國子監見師禮。其余儀節州縣不同，各從其俗”。不過，清代各類典章制度文獻如《欽定大清會典》《欽定學政全書》《欽定大清通禮》中均未記載送學禮。1756年編纂的《欽定大清通禮》卷44《賓禮》在敘述“直省學校師弟子相見”禮儀時，只附帶說明“入泮謁見禮亦如之”。所謂“入泮”，系指新生入學。“入泮謁見禮”當是指送學禮。不過，通過對比我們發現，地方志所載送學禮，新生拜見教官多是行“四拜禮”，且“學官拱受兩拜，答揖兩拜”，而在《欽定大清通禮》中，則是學生“北面三揖”，教官“立受”，不需要回拜新生。
二
由于清代朝廷并未制定通行全國的統一儀節，故各地在舉行送學禮時“各從其俗”，形態各異。
一是演劇和酒宴。首先，據地方志記載，只有少數地方有演劇環節，如浙江建德縣在新生向教官行禮之后，官師、新生入席宴飲、觀劇：“酒三巡，梨園搬演《加官》《魁星》。”安徽廣德直隸州（今廣德縣）在送學禮結束后，“陳設酒饌丹墀下”，并安排“優人奏曲”。其次，大多數地方都舉行官師、新生共同參加的酒宴，但也有少數地方不舉行宴會。如與建德縣同屬嚴州府的分水縣（今屬浙江桐廬縣），新生在明倫堂分別向教官、知縣行禮，之后便是“知縣回署，諸生由龍門歸”。江蘇東臺縣（今江蘇東臺市）也不安排酒宴、鼓樂，這與當地在舉行送別鄉試考生的賓興禮時會在明倫堂和縣堂安排“酒果”和“酒肴鼓樂”有較大的反差。有些地方則舉行只有地方官和教官參加的宴會。如直隸順天府東安縣（今廊坊市安次區）在新生拜謁完教官后，有“諸生退，儒學延印官宴明倫堂”的環節。
二是典禮對象。各地地方志一般都記載送學禮是為所有文武新生舉行的入學典禮，不過，浙江余杭縣的送學禮則最早只面向文生，后來才推及武生：“前此止以隆文也，近奉文武并用之。”而在相鄰的安徽省，晚嘉慶《余杭縣志》（1808年刊）80多年成書的光緒《泗虹合志》（1888年刊）和光緒《五河縣志》（1894年刊）也有完全相同的記載。
三是重游泮水。清代鄉試、會試結束后，60年前中舉或中進士者被邀請參加鹿鳴宴、恩榮宴，稱為“重宴鹿鳴”和“重宴恩榮”。而60年前考中生員者受邀參加送學禮，則稱為“重游泮水”或“重游泮宮”。如江蘇寶山縣（今上海寶山區）自乾隆年間以來共有16人被邀請重游泮宮，其中道光庚戌年（1850）有文生金元賡、胡有基和武生張耀宗三人，他們都是在乾隆庚戌年（1790）考取入學的。這種“重游”“重宴”活動，既體現了朝廷和地方社會對年老長者的禮重，同時也是對早達學子的勉勵。
此外，個別州縣還在其他環節進行了別具特色的設計。如江蘇高郵州是在“文游臺”為新生簪掛花紅。“文游臺”本為高郵東岳廟，北宋時因蘇軾曾與孫覺、秦觀“載酒論文于此”，遂成當地名勝。清代高郵知州在此地舉行送學禮，自然是希望新生借此追懷先賢，志存高遠，成就偉業。
三
盡管清代朝廷未將送學禮詳細刊載于典章制度文獻之中，但是由于清代“科舉必由學校”，在童試中脫穎而出考中生員，是科舉入仕的基本起點，因而地方社會對舉行送學禮更為積極。
清代送學禮之所以名為“送學”，是因為它是由地方官將新生送至學校拜見老師，因而舉行送學禮的經費理當由地方政府承擔。然而，由于康熙初年裁減了送學禮的經費預算，導致地方政府無力舉行送學禮，因而新生家長不得不出面承擔舉辦送學禮的費用。據道光《（浙江）建德縣志》記載，學政錄取名單公布后，新生家長們要推舉“齒爵俱尊者”，由其選定日期，約請知縣出面主持送學禮。典禮當日，新生家長需預先在明倫堂安排酒宴和戲劇。縣官、學官離場時，新生家長均需恭送。典禮結束后，新生家長還要“至縣稟謝”。
清代新生在入學之前需向學師繳納束脩等費。由于清代教官不像地方官一樣有養廉銀待遇，每年俸祿不到50兩，生活極為貧困，故而數額不菲的束脩、印金等便成為教官的重要收入來源。如光緒《（廣東）香山縣志》便記載，文武新生拜謁教官，除需繳納“贄儀”，還要“另取銀兩曰印金，以新進之貧富定其多少；富者或至數百數十兩，即貧者亦十兩以外”。這些費用不僅影響了師生關系的純潔性，而且更成為貧困學生的沉重負擔。如四川東鄉縣（今宣漢縣）便出現了“貧士相戒不應考”“至貧士入學不敢見其父兄，見必責打之”的奇怪場景。山東平度州（今平度市）則因學官“勒索苛虐”，新生“起與為難，入學署滋鬧”，地方官派人抓捕，最后竟釀成了幾名新生“斃于獄”的慘劇。
為了紓解學師收入微薄的困窘，減少新生入學壓力，清代各地士紳紛紛捐資捐產，建立公益基金組織，并公舉管理首事，議定管理章程，代新生向學師繳納印卷、束脩費，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有采芹會、樂泮堂、肄雅堂、印金局、學田局、賓興會等。如江西泰和縣采芹會，是全縣鄉紳公捐錢款“萬緡”，存典生息，代繳“文武新進修金”；鄉紳黃繩祖也捐產取息，“為邑文武新進入學束脩、印卷資”。廣東香山縣印金局，是邑紳黃棟梁等“為文武新生致送教官冊金、贄儀”而合力捐設的，共購置田產1000余畝，每年可收租銀3700余兩。浙江諸暨縣歲貢生徐漸逵等“勸捐集資為公款，以三年所入之息，足抵兩試束脩之資”，前后合計捐田2200多畝，并于府城建造肄雅堂，既作管理機構，又是崇祀建筑，“設捐戶神主”，對捐資者表示崇敬，供后人憑吊。清光緒初年，張之洞擔任四川學政，因見學官向新生索要束脩，有失師生體統，“乃下《學田說》于郡縣”，要求四川地方官員倡導鄉紳捐資，設置學田，其管理機構一般稱為“學田局”。
科舉賓興公益基金的勃興，是清代科舉社會異于此前歷代社會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國教育公益文化發展的重要表現。各地的賓興公益基金，有些職能較為單一，專為新生入學階段的考費、規費而設，如江西奉新縣廣華堂、廣東香山縣印金局、貴州綏陽縣黌田局、四川各縣學田局等；有些則職能較為齊備，除資助童試相關費用，還全面資助生員鄉試、舉人會試或優拔貢朝考等一切與科舉考試有關的費用，如江西南昌縣考棚公局、湖南湘潭縣賓興堂、廣西北流縣賓興館等。這些賓興公益基金組織的出現，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新生入學和考生赴考的壓力，提升了清代教育與考試的起點公平。
四
清代送學禮早已不再舉行，但它對于當代教育顯然還有重要的啟示價值。
首先，送學禮是中國古代禮重人才傳統的集中體現。新生在正式入學之前只是一介白丁，在送學禮過程中，他們先是被地方官以禮相邀，在縣衙大堂換上青鑲藍袍銀雀頂的“公服”，接受官方的簪花、披紅、酌酒。在此之前，新生見地方官、教官都要行“庭參禮”，而穿上公服后便只需行“四拜禮”，且官師均需“拱立答禮”，“受兩拜，免兩拜”，表明他們已經實現了由平民向紳士的轉變，正式踏上了科舉入仕的青云之路。在當代社會，我們雖然不完全認同“學而優則仕”的官本位教育理念，但卻應該繼承和發揚清代送學禮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觀念。政府部門可以借鑒送學禮的形式，通過出席或主持相關學校的入學典禮，向社會大眾傳遞尊重知識、禮重人才的信息，從而扭轉社會風氣，促進文教發展。
其次，送學禮是中國古代尊師重道傳統的集中體現。在送學禮中，儒學教官被置于相當重要的地位。一方面，當地方官率領新生來到明倫堂后，先要與教官分庭抗禮，“學官在東，縣官在西，行四拜禮。畢，復讓縣官在東，學官在西，還四拜禮”，體現出教官具有與地方官對等的社會地位。另一方面，入學新生是由本地父母官親自送入學校、引見并拜謁教官的。當新生參加完至圣先師的釋菜儀式，來到明倫堂一起向教官行四拜禮時，教官會是何等的欣慰！而在當代學校里，無論是高等學校還是中小學校，師生禮儀顯然不再那么受重視，青年學子的禮儀養成缺乏應有的制度安排。如果能夠參照清代送學禮，在學校入學典禮過程中安排師生行禮的環節，則庶幾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潛移默化之功效。
再次，近代以來的清王朝在西方列強的凌迫下逐步走向衰亡。然而，在帝國落日的余暉中，清代地方社會公益人群的身影卻令人動容。為了教官的師道尊嚴和新生的青云夢想，地方鄉紳慷慨解囊，籌設公益基金，議定垂久章程，試圖盡其所能，維護世道人心；其結果雖然并非時人所能逆料，其初衷卻應該得到后世的尊重與褒揚。當代教育也還存在各種不如意處，急需改進改革之弊竇甚多，但這卻不應該成為公益力量退縮不前、棄之不顧的理由。傳統社會的公益精神與公益傳統，理應在當代社會得到發揚光大。以賓興為代表的中國公益文化的民族傳統，理應成為當代中國公益文化自信的固有基因。
（作者：毛曉陽，系閩江學院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