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記述鄭武公去世后，鄭武夫人（即武姜）規誡嗣君（文中稱孺子，即鄭莊公）之事。

　　武姜在規辭中，從“先君”武公依靠大夫治國的經歷講起，規誡年幼的嗣君守喪期間把治理國政大權，交與大夫老臣管理，并從歷史與現實政治兩方面講了這樣做的道理。她回顧歷史說：“昔吾先君，如邦將有大事，必再三進大夫而與之偕圖……故君與大夫晏焉，不相得惡。”“吾君陷于大難之中，居于衛三年，不見其邦，亦不見其室，如毋有良臣，三年無君，邦家亂也。”關于具體的政治安排，她說：“今吾君既世，孺子汝毋知邦政，屬之大夫。老婦亦將糾修宮中之政，門檻之外毋敢有知焉。老婦亦不敢以兄弟婚姻之言以亂大夫之政。孺子亦毋以執豎卑御、勤力射馭、媚妒之臣躬恭其顏色，掩于其巧語，以亂大夫之政。”

　　這篇文獻引起人們的注意，特別是嗣君三年不得干預朝政，而將國家交大臣治理之論與通常認識似有不符。與此相關，涉及人們對《左傳》中武姜其人的認知。

　　《左傳·隱公元年》記有“鄭伯克段”之事，《古文觀止》以《鄭伯克段于鄢》為名將其置于書首。篇中言武姜因難產而厭惡長子莊公，而愛小兒共叔段，終釀成兄弟鬩墻的大事件。這一記述影響到清華簡整理者對《鄭武夫人規孺子》的基本判斷。清華簡整理者對于規誡嗣君將治理國政大權交與大夫老臣三年，斷為武姜出于幫助共叔段“奪權”的需要，是一個“精心策劃的陰謀”，“實際的目的只有一個，阻止莊公的順利登基理政”。這種評價，顯然是受到了《左傳》的影響。

　　如果拋開成見，我們會發現，武姜規孺子三年后理政，并非出于奪權的“陰謀”，而是高明的政治安排。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和《鄭世家》相關記載推斷，武公去世時鄭莊公十三歲。十三歲的嗣君，很難獨理國政。武姜臨事不亂，縱觀全局，規誡莊公三年內“毋知邦政，屬之大夫”，這是一種明智的政治方略。她的明智就在于選擇一種可依循的古禮，讓年幼的嗣君平穩度過政權交接的困難時期。

　　嗣君三年不理國政，本于古禮。這種古禮以“高宗亮陰”的傳說方式留存下來。高宗，即殷商中興之王武丁，相傳他即位時曾三年“亮陰”。最早記載這一事件的典籍為《尚書·無逸》篇。篇中周公訓教成王時說：“（高宗）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亮陰”，典籍也稱“諒陰”“亮闇”或“梁闇”，與古人居喪之禮有關。《論語·憲問》篇載有孔子與子張關于這一問題的對話：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

　　按照孔子的說法，國君去世，百官各司其職，聽命于冢宰三年，是古人的慣例。考之史實，“高宗亮陰”確非個案。據《韓非子·喻老》篇記載，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這一狀況與殷高宗“三年不言”極為相似。

　　嗣君“亮陰”，三年不言，其意義不僅在于守居喪之禮，更是舊君崩亡時完成君權接替的一種政治手段。舊君初喪，是一個極為特殊的時期。“得國常于喪，失國常于喪。”（《國語·晉語》）舊君已逝，各方力量盤根錯節，歷史上許多篡弒之事，都發生在這一時期。新君欲順利承位，絕非易事，稍有不慎，就可能失去政權。此時，嗣君依靠三年不言的守喪方式，反而能穩定局勢。不言，更能震懾臣下，使之不敢妄動，也能暗中觀察、培植自己的力量。

　　《呂氏春秋·重言》記載高宗“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說的就是高宗“不言”的震懾力量。《殷本紀》敘述此事時，也強調了“不言”的作用：“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于冢宰，以觀國風。”武丁把政事交與冢宰三年，伺機“觀國風”，而獲“其佐”。楚莊王即位時“三年不動，不飛不鳴”，也是在積蓄力量。“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呂氏春秋·慎言》）“定志意”“長羽翼”“覽民則”，正是其三年“不言”的用意所在。

　　武姜囑嗣君“毋知邦政，屬之大夫”，不僅出于上述政治因素的考慮，而且有具體明晰的方略。她訓誡莊公：“孺子汝恭大夫，且以教焉。如及三歲，幸果善之，孺子其重得良臣，使御冠也，布圖于君。”“如弗果善……其罪亦足數也。”莊公聽從武姜教誨，“毋敢有知焉，屬之大夫及百執事，人皆懼，各恭其事”。這一政治謀劃的結局，與殷武丁“卿大夫恐懼”的效果相同。

　　過去人們所熟知的武姜，是“鄭伯克段”事件中那個偏狹的母親。左氏大加渲染的敘事筆法，讓人對武姜“愛惡之偏，以基骨肉相殘之禍”（《古文觀止》評語）的印象揮之不去，對故事結尾的細節忽略不察。

　　《左傳》記鄭莊與姜氏大隧之中相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泄泄！’遂為母子如初。”關于這一賦詩情節，人們往往做淺表解讀，認為是莊公與武姜母子虛偽的表現。實際上，這一行為包含著極為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對我們理解武姜這一人物起著至為關鍵的作用。

　　“賦詩”是春秋時貴族社會的重要文化傳統。其意義有二：或“造篇”，或“誦古”。“造篇”就是自己創作，“誦古”就是誦古詩之意。無論造篇，抑或誦古，都反映出春秋時貴族的禮樂文化修養。武姜與鄭莊母子間的“賦詩”是以“造篇”的方式呈現的。武姜與鄭莊公的酬對，儒雅得體，說明她有很深厚的禮樂文化方面的修養。這與清華簡中武姜的形象正相映照。

　　“遂為母子如初”一句，是另一個被人們所忽略的細節。它對我們理解武姜與鄭莊公間的母子關系同樣具有重要意義。“母子如初”，說明當初武姜與莊公曾有過正常的融洽的母子關系。“鄭伯克段”這一鄭國的宮廷斗爭與家族悲劇，是隨著共叔段勢力增長，兄弟間矛盾激化才產生的。《左傳》作者為敘事生動，渲染當年莊公的“寤生”，模糊了母子矛盾產生的時間，致使人們對武姜其人的整體認識出現偏差。

　　（作者：李穎 系中國傳媒大學文法學部漢教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