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華讀書報》刊登楊建民教授的文章(2013年5月8日第15版)盛贊沈從文先生依據出土文物對陶詩“悠然見南山”所作的“別解”，筆者研陶有年，而在過去又非常迷戀沈先生早期的小說，更是其皇皇巨著《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忠實讀者。所以，對沈先生的以文物解陶正像對趙紫宸神父用基督教思想解陶一樣感到新奇。那是在2010年的秋天，張暉博士將趙紫宸先生的《陶詩中的宗教》一文推薦給我，我讀后嘆服不已。而今張暉已經作古，臨文思友，未免黯然神傷。但在擺脫了短暫而寂寥的黯然之后，我隨即查詢沈先生解陶的原始信息。原來，他寫的那篇短文叫做《“商山四皓”和“悠然見南山”》(見沈先生所著《花花朵朵壇壇罐罐———沈從文談藝術與文物》，江蘇美術出版社2002年版，第80-81頁)。而轉述并踵承其觀點并加以發揮的還有康寶成教授的《試論陶淵明的“四皓”情結》(以下簡稱為“康文”)和劉翠、劉石教授的《“四皓”、“南山”與陶淵明》(以下簡稱為“劉文”)兩篇論文。看來，學界的朋友們對這個問題還是非常關注的。所以，草成這篇短文也算是對學界的回應以及對亡友的懷念吧。

　　沈先生“別解”的核心是說《飲酒》其五的這句詩暗用了秦漢之際著名隱士“四皓”的典故，他首先引述了司馬遷《史記·留侯世家》和班固《漢書·王吉傳序》的相關記載(見下文)。商山位于陜西省商洛市丹鳳縣城西7.5公里丹江南岸山陽縣東北，“四皓”墓就在山下，為歷代文人所尊崇和祭祀。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商山四皓”。沈先生并未直接否定《史》、《漢》的記載，但如何將“商山四皓”與《飲酒》其五的“南山”聯系起來了呢?他的依據主要是在朝鮮漢墓內出土的一個竹筐以及河南鄧縣南朝墓出土的一塊畫像磚，這兩件地下文物上都寫刻著“南山四皓”的字樣，前者是他輾轉聽說的，后者當是他親眼所見。在我的印象中，《中國音樂文物大系·河南卷》確實著錄了這樣一塊畫像磚，磚上還刻著“四皓”彈琴的畫面。康文的精彩之處在于用一些古代書面文獻印證了兩件文物寫刻“南山四皓”的正確性，如西漢揚雄《解嘲》，東漢崔琦《四皓頌》，曹操《飲馬長城窟行》，漢末詩人阮瑀《隱士詩》，西晉皇甫謐《高士傳》，南朝陳釋智匠《古今樂錄》以及宋陳彭年《廣韻》卷二《十六蒸》“應”字下注等等，都令人無可置疑。尤其是他引用許氏《說文》“顥”字段氏注，從而證明了這樣的事實：“南山是山脈名，非具體山名，大約相當于今日所說的秦嶺。商山是南山的支脈，秦末漢初四皓即隱居于此山。這就不能理解，何以‘商山四皓’又可稱‘南山四皓’了。”而劉文則考定“‘商山四皓’連綴成詞則大約以三國魏曹植的《商山四皓》贊為最早”這一事實，指出：“‘商山四皓’與‘南山四皓’長期共存并行，但更為人所知的還是‘商山四皓’的說法。”這里筆者先就文獻記載進一步印證康文和劉文的觀點。據《后漢書》卷三十五《鄭玄傳》載，孔融對鄭玄非常敬重，“屣履造門，告髙密縣為玄特立一鄉”，并特別標舉出“南山四皓”。此外，晉袁宏《后漢紀》卷五《光武皇帝紀》第五，南朝梁陶弘景《真誥》卷十四，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卷二十五《敘朝宰會議沙門致拜君親事九首并序》也都提及“南山四皓”。《全唐詩》卷九十二李乂《幸白鹿觀應制》詩：“制蹕乘驪阜，回輿指鳳京。南山四皓謁，西岳兩童迎。”《全唐詩》卷四百七十七李渉《寄河陽從事楊潛》詩：“南山四皓不敢語，渭上釣人何足云。”由此可見，“南山四皓”與“商山四皓”在漢唐時代確實是并行的說法，這兩種說法在陶淵明之前和陶淵明生活的時代曾流行，亦當屬客觀事實。

　　在陶淵明的詩文中，“南山”與“商山”也是并存的，那么，他對“南山四皓”與“商山四皓”的不同說法，又是怎樣選擇的呢?這是解讀《飲酒》其五“南山”意象的關鍵所在。除此之外，陶詩提及“南山”的還有兩例：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歸園田居》五首其三)

　　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雜詩》十二首其七)

　　“四皓”雖然隱居，但卻沒有種地，所以和“種豆南山下”無關;“舊宅”是指祖墳，潯陽陶氏家族墓地在廬山之內，所以陶淵明才這樣說，所以，“南山有舊宅”更與“四皓”無關;既然如此，單單說“悠然見南山”一句隱含著“四皓”的身影，那就令人難以理解了。晉庾亮《翟征君贊》：“景命不延，卒于尋陽之南山。”(《全晉文》卷三十七)“尋陽之南山”就是廬山。據陶淵明寫的《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陶公外祖父孟嘉曾經在太尉庾亮手下任職，庾氏所謂“翟征君”就是一代大隱翟湯。翟氏為潯陽人，而潯陽陶氏與潯陽翟氏是通婚的，陶淵明的第二任妻子翟氏就出自這個隱逸世家。蕭統《陶淵明傳》說：“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因此，陶詩中的“南山”絕不可能與“商山”相混。“商山”在陶集中有三例。首先，我們看他的《桃花源詩》：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

　　“黃綺”(夏黃公和綺里季)代指“四皓”，“斯人”則是桃源中人。在陶公看來，“四皓”乃是避秦的高士。陶淵明不說“黃綺之南山”，顯然是遵從《史記》和《漢書》的記載。又如他的《贈羊長史》詩：

　　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外，政賴古人書。賢圣留余跡，事事在中都。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負痾不獲俱。路若經商山，為我少躊躇。多謝綺與甪，精爽今何如?紫芝誰復采?深谷久應蕪。駟馬無貰患，貧賤有交娛。清謠結心曲，人乘運見疏。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

　　詩前有小序說：“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作此與之。羊名松齡。”劉裕先于義熙十二年(416)十月克復洛陽，“修復晉五陵，置守衛”，后于晉安帝義熙十三年(417)九月收復長安，修復晉帝陵墓(《宋書》卷二《武帝本紀》)，詩中“九域甫已一”，即指此事而言。詩人極言自己對中原文明的向往，特別是對“商山四皓”的景仰，表示因抱病而不能和友人羊松齡同行，感到非常遺憾。商山在長安之南，晉軍北伐可能經過此處，所以陶淵明叮囑友人 “路若經商山，為我少躊躇”，在詩人看來，盡管“四皓”已經消失在歷史的煙云之中，但他們的精神依然存在于商山，所以他說：“多謝綺與甪，精爽今何如?”所謂“清謠”是指傳為“四皓”所作的《采芝操》或稱《四皓歌》(《樂府詩集》卷五十八)，歌中唱道：

　　皓天嗟嗟，深谷逶迤。樹木莫莫，髙山崔嵬。巖居穴處，以為幄茵。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往矣，吾當安歸。

　　《贈羊長史》詩“紫芝”二句即由此歌脫化而來。但從這首詩，我們看不出詩人為國家統一而狂喜的情緒，也找不到對劉裕功業贊美，反而表現出對“四皓”隱逸的仰慕之情，這種感情是非常濃烈的。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他是在用“四皓”自比。《桃花源記并詩》寫桃源避秦的故事，雖然與《詠荊軻》詩謳歌的荊軻刺秦頗有不同，但精神本質卻是相通的。我們讀陶淵明《飲酒》二十首其二十：“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可以發現陶公具有強烈的反對嬴秦暴政的傾向，他在骨子里乃是用嬴秦比擬劉宋。所謂“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你只要把漢、魏、晉三朝去掉，嬴秦和劉宋就連上了，這是陶淵明借桃源人之口傳寫自己鄙斥劉宋的政治情懷。“四皓”避秦，陶公避宋，可謂異代同調，千古知音。當然，陶公對“四皓”的事跡津津樂道，實際上與桓玄和殷仲堪關于“四皓”書面對話有關(事見《晉書》卷八十四《殷仲堪傳》)，因為陶公曾經擔任桓玄的參軍。殷仲堪稱“四皓”“養志巖阿，道高天下，秦網雖虐，游之而莫懼，漢祖雖雄，請之而弗顧”，如此則秦漢之際江山易代的光景，則亦仿佛重現于晉宋時代了。歷史的風云變幻總是給人以似曾相識的感覺。陶公的“四皓情結”實緣于此。

　　陶淵明的《四八目》(宋刻遞修本《陶淵明集》卷九)尤足以表明陶公對“四皓”事跡的諳熟及其相關知識的來源，在“四皓”的名下，他特別指出：

　　右“商山四皓”。當秦之末，俱隱上洛商山。皇甫士安云并河內軹人。見《漢書》及皇甫謐《高士傳》。

　　《四八目》又稱《圣賢群輔錄》，經潘重規先生考證，這篇文獻確實出自陶淵明的手筆(見其《圣賢群輔錄新箋》，《新亞學術年刊》第七期，1966年9月)，如果有人不服氣的話，不妨和潘先生過過招。由《四八目》可知，陶淵明關于“商山四皓”的知識來自班固的《漢書》和皇甫謐的《高士傳》，這是確鑿無疑的。《漢書·王吉傳序》載：

　　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髙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后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髙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為重，遂用自安。

　　陶淵明遵從這種記載，所以，在他的筆下，商山就是商山，與作為匡廬的別名“南山”無關。陶淵明是一位理性很強的詩人，他的思維是非常嚴密的，而人們所追捧的“沈氏別解”，用出土文物否定以《漢書》為代表的關于“商山四皓”的記載，而代以“南山四皓”，并以此來闡發陶詩“悠然見南山”的微言大義，進而得出“正可和‘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發生聯系，用事雖不同，立意卻相近”的結論，這樣做就將陶淵明的思維邏輯和創作意旨歪曲了。我們解讀前人的作品，必須還原到作家本人的語境中去，而不能以先入為主的方式隨便把自己的主觀傾向強加給創作的主體。清人譚獻《復堂詞錄敘》說：“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法國學者羅蘭·巴爾特也曾經指出：“當我們談論到在文學作品中我們愛好或相信愛好的東西時，犧牲的經常就是作家本人。”陶淵明在后人的解讀中，已經付出了太多的“犧牲”，所以，我們應該努力還原陶詩的本意和真意。

　　當然，對沈先生提出的“文史研究必需結合文物”的主張，我是非常贊同的。他說：“因為事事物物都在不斷發展變化，文學、歷史或藝術，照過去以書注書方法研究，不和實物聯系，總不容易透徹。不可避免會紙上談兵，和歷史發展真實有一個距離。”“單從文獻看問題，有時看不出，一用實物結合文獻來作分析解釋，情形就明白了。”(沈從文《文史研究必需結合文物》，《花花朵朵壇壇罐罐———沈從文談藝術與文物》，第14-20頁)這些都是非常中肯的意見。其實早在民國時代，傅蕓子所作《正倉院考古記》以日本正倉院所藏唐代文物解讀唐詩中的相關描寫，就是頗為成功的范例，在這方面，沈先生后來的研究成果就更值得重視。但是，對這種研究作家作品的路徑，我們不可以無限擴大化，王靜安“二重證據法”的前提是科學。所以，學術研究，貴在平實，貴在客觀，貴在理性。桂綸翠餌者，往往失魚;索于象外者，多失環中;過求幽眇者，難免荒唐;欲證甚深者，常有未諦;論甘忌辛、好丹非素者，更難免片面。因此，運用地下文物解讀古典作品也必須具有科學性，解讀者必須同時具有精準的文物知識以及高超的文學鑒賞能力和嚴密的邏輯思維能力，這三方面不可或缺。近半個世紀以來，大量地下文物的出土，為我們解讀古典詩文平添了很多生動而有益的資料。所以，我一直主張建立一門文學考古學，將考古學成果與古典文學研究科學地嫁接。在此方面，西方學者在《圣經》考古方面的業績，就很值得我們學習。當然，這是一個很大的學術課題，需要歷史學、考古學和文學研究等領域的學者通力合作，不斷進行探索。 （原標題：沈從文別解“悠然見南山”獻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