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十八世紀九十年代倫敦通訊會集會場面，其領導人正在發表鼓動議會改革的演說



亞當·斯密



杰里米·邊沁

    第一階段從20年代末持續到40年代中期。揭開改革帷幕的是天主教解放運動，不僅讓愛爾蘭天主教徒獲得完全的公民地位，而且修正了英國自光榮革命以來的新教原則，因而具有憲制改革的意義。全面拉開改革大幕的是第一次議會改革，對議席與選舉資格做出有利于新興城市和中產階級的調整，擴大了政權的合法性基礎，因而成為民主國家體制建立的關鍵一步。緊隨政治改革之后的是社會經濟改革。濟貧改革力圖將社會救濟與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結合起來，要求貧困勞工以工作換取救濟，最終讓所有勞動者通過市場競爭而生存，具有自由放任的理想色彩。谷物法廢除將自由放任原則運用到農業領域，取消糧食貿易的保護主義，不僅突破了土地貴族集團的特殊既得利益，而且攻陷了重商主義最頑固的一個堡壘，自由市場制度因之而確立。

    第二階段從50年代初持續到80年代。這一階段首先啟動的是教育改革，不僅涉及教育目標和教學內容的轉換，而且涉及大學內部治理結構的調整，甚至涉及教會與教育關系的調整。通過兩次古典大學改革，英國高等教育走向世俗化和平民化，專業教育和科學教育發展起來。改革進入民生領域，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對自由放任的社會經濟政策加以調整，開始注重國民財富的再分配，動用公共權力和公共資金改善國民的基本工作和生活條件，實行公共衛生、勞工住房和工作場地等方面的改革。改革向行政管理領域拓展，兩次文官制度改革消除了恩賜官職的弊端，確立了文官常任、按考試錄用、按業績晉升的人事管理制度，大幅提高了政府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以及文官隊伍的素質和行政效率。而第二次和第三次議會改革則將政治民主進一步下移，基本實現了成年男性公民的普選權。

    19世紀英國改革進程具有顯著的系統性和漸進性。這場改革發生在啟蒙運動之后、工業革命期間，是對啟蒙運動的回應，對工業革命的反應。改革至少有兩項基本任務：一是推進自由資本主義的制度化，二是因應社會異質性快速增長的挑戰。這場改革既有順應歷史大勢而對資本主義的制度化，又有因應民生問題而對資本主義的調整，既需要排除萬難、繼往開來的恢宏氣勢，又需要海納百川、體恤民心的博大胸懷。這場改革的難度可想而知，波折在所難免。

    在一個傳統根深蒂固的國度，在一個政治保守、宗教氛圍濃厚的時代，如何突破保守主義的重重阻力、打破改革進程中的僵局？這需要回答兩個基本問題：誰來改革？如何改革？進一步說，19世紀的英國為改革主體和改革方法的形成提供了哪些前提和條件？

    人心的聚合、力量的匯集是改革大業的頭等大事。首先，以功利主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思潮為改革提供了一個強大的理論和思想體系。當政治保守導致改革理想行將幻滅的時候，兩部早前的作品進入英國人的視野。一本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宣揚經濟自由放任，另一本是杰里米·邊沁的《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宣揚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斯密和邊沁逐漸成為改革的思想啟蒙導師，自由放任和功利主義逐漸成為改革的基本信條和意識形態。主張改革的知識分子依靠新思想的號召力，與保守主義者進行辯論，起到思想先導、聚合人心的作用。其次，貴族統治集團的分化為自上而下的改革提供了政治聯盟者。貴族往往是改革的反對者，但同時也是國家權力的掌握者，改革自上而下，離不開政權的主導和執行力。改革需要在統治集團中找到同情者，由他們來推行改革。功利主義思想的傳播與成長中的政黨政治為同情者的出現提供了可能性。加上國王排斥輝格黨集團，輝格黨人率先成為改革的同情者和聯盟者。再次，城市新社會階層的興起為改革提供了廣泛的民意支持者。工業革命造就了工廠主階層與產業工人階層。工廠主是工業革命的弄潮兒，歡迎經濟自由放任，對政治生活長期缺乏熱情，但隨著改革的啟動，終究會煥發出對政治和社會事務的熱情，因而總體上是經濟改革的支持者、政治和社會改革的潛在支持者。產業工人是工業革命的生力軍，致力于經濟建設，反對經濟剝削，對政治和社會事務的參與度不高，但隨著憲章運動對參與意識的激發，也逐漸成為政治和社會改革的支持者。

    路徑的選擇、過程的控制事關改革大業的成敗。首先是路徑的選擇。改革的優先順序如何？改革的突破點在哪里？這既是事先通盤考慮的結果，更是客觀情勢使然。本來，改革最初的議題就聚焦于議會改革上，這是憲制的重大改革，統治集團遲遲不肯讓步，陷入長達半個世紀的僵局。這時，天主教解放問題被愛爾蘭人激烈地拋了出來，內戰一觸即發，英國統治集團終于讓步了。天主教徒的解放觸動了排斥天主教的新教原則，這可是與議會主權原則并列的兩大憲制原則。既然新教原則可以改，那么議會制度也可以改。不幾年，議會改革就取得突破。新教原則的觸動、選舉資格的下移為公共教育改革提供了必備的條件，使國教會從公共教育中分離與教育機構治理的民主化成為可能。其次是過程的控制。19世紀英國改革的涉及面很廣，很多是硬骨頭，如議會改革和大學改革，不僅涉及利益的重大調整，而且涉及國本憲制和意識形態的重大調整。英國改革的策略是分步走。一層意思是指總體改革分步走，并不指望憲制、經濟、教育、社會等改革齊頭并進；另一層意思是指主題改革分步走，比如議會改革分三步，古典大學改革分兩步，文官制度改革分兩步。改革一步一個腳印，走得很堅實。但凡是重大改革，就需要各方的智慧和耐心，很難一步到位，分步改革是最佳選擇，既不失改革時機而推進了改革，又不失穩妥而讓改革能落到實處。

    路徑的選擇與過程的控制不僅是操作層面的問題，而且涉及一國的文化土壤和制度機制。經過長期的歷史漸進，19世紀改革前的英國已發展出一種廣泛參與和適度競爭基礎上的妥協文化和機制。大憲章簽署、宗教改革、光榮革命等重大歷史關頭的妥協和寬容為英國人提供了引以為豪的歷史記憶，議會政治為改革利益攸關方提供了制度性的競爭和辯論空間，志愿社團和群眾運動為改革利益攸關方提供了非制度性的參與和辯論空間。妥協文化的基石是對法律和規則的尊重。英國是較早建立法治框架的國家，19世紀英國的重要改革都有法律依據。一旦議會票決形成法案，哪怕是勉強多數通過，也會得到反對派的尊重。第一次議會改革法案在上院僅以微弱多數通過，但保守派此后并沒有尋求推翻法案，也沒有暗中阻撓法案的執行。在19世紀英國改革史上，沒有一例經議會立法而開啟的改革在推行過程中因保守派的阻撓而失敗，這與英國人的妥協文化和法治精神不無關系。

   作者：鄧云清 （作者單位：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