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雜劇從誕生時就承載了“厚人倫，美風化”（夏庭芝《青樓集志》）的道德教化功能。“既謂之雜，上則朝廷君臣政治之得失，下則閭里市井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厚薄，以至醫藥卜筮、釋道商賈之人情物理，殊方異域，風俗語言之不同，無一物不得其情，不窮其態。”（胡祗遹《贈宋氏序》）這就指出了雜劇具有洞悉社會百態，正上下得失的作用。楊維禎在《朱明優戲序》中言：“俳優侏儒之戲，或有關于諷諫，而非徒為一時耳目之玩也。”明代祁彪佳也認為，“自古感人之深而動人之切，無過于曲者也”（《孟子塞五種曲序》）。

    元代初年廢除科舉制度后，基本上斷絕了文人的進仕之路，許多文人走向社會底層，與民間藝人（如紅字李二、花李郎等）相結合，組織“書會”從事雜劇創作。但是，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等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念已經深深根植于他們的心中，元雜劇作者們不可避免地要將自己接受的傳統倫理道德觀念融入自己所塑造的戲曲形象，這是元雜劇思想內容的主流。鐘嗣成在《錄鬼簿》記述與其“相知”的“名公才人”時，多次贊賞他們的“浩然之氣”，如宮天挺“豁然胸次掃塵埃”，鄭光祖“名香天下”，曾瑞“樂幽閑不解趨承”，施惠“道心清靜絕無塵”，鐘嗣成自己也是“杜門養浩然之志”。

    在兩千多年的歷史發展中，“仁”“義”“禮”“智”“信”等傳統倫理道德因素滲透到社會生活和思想意識的方方面面，倫理道德至上的觀念已內化為人們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準則。尤其是面對元代沒有受到教育的絕大多數社會底層民眾，雜劇就承載了更多傳統倫理道德教化的功能。李漁在《閑情偶寄·詞曲部》中說：“因愚夫愚婦識字知書者少，勸使為善，誡使勿惡，其道無由，故設此種文詞，借優人說法，與大眾齊聽。”平民百姓熱愛戲曲，重要的一條原因是他們把戲曲中傳達的倫理道德因素當作社會正義輿論的引導和現實生活的規范。

    從夏商周一直到元代，幾千年的社會生活都在元雜劇中得到反映，上至帝王將相下到農夫商販，各階層人物無不籠入筆端�！逗�蝶夢》中王老漢三個兒子，《焚兒救母》中的張屠，《馮玉蘭》中的馮玉蘭，《虎頭牌》中的山壽馬，《竇娥冤》中的竇娥，《降桑椹》中的蔡順，都具有善良賢孝的光輝品格。“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論語·泰伯》），儒家倫理道德思想的基礎是“仁”。“孝悌”是“仁”的前提，“入則孝，出則悌”（《論語·學而》）是一個人必須具備的品德，這是一個家庭、家族乃至國家關系的倫理情感紐帶。元雜劇的作者希望注重加強個人道德修養，調節好人際關系，實現家庭和睦，社會安寧的理想�！抖Y記·中庸》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殺狗勸夫》《老生兒》《疏者下船》實質上傳達的是親親才能修身，親親才能為政，親親才是為人根本的觀點�！抖Y記·大學》說：“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治家最重要的一條是教子有方，才能讓子孫后代“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孟母三移》中的孟母，《剪發待賓》中的陶母，《陳母教子》中的陳母，《九世同居》中的張公藝，《東堂老》中的東堂老無不遵循這一傳統并取得成功。《范張雞黍》中的范式和張劭志同道合，《替殺妻》中的張千為保護朋友而寧擔罪責，更彰顯了“朋友有信”這一傳統美德。

    《豫讓吞炭》《澠池會》《伊尹扶湯》《介子推》《單鞭奪槊》等雜劇塑造了豫讓、廉頗、藺相如、伊尹、介子推、尉遲恭等忠貞報國的忠臣義士形象，即使是《魯齋郎》等雜劇中的包拯，《雙獻功》等雜劇中的李逵也是元雜劇作者們推崇的標桿和楷模�！墩撜Z·里仁》里，曾子曾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只有從國家和整體利益至上的原則出發，在個人對他人、對社會、對群體的關系上，“義以為上”“先義后利”才能引導一種文明不斷前行，這也是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一條主線。

    有一種觀念必須得到糾正，就是認為儒家的倫理綱常束縛了人性。而事實上儒家“發乎情，止乎禮”是讓人的本性更能充分體現的一種規范。《周南·關雎》《邶風·靜女》等詩篇我們可以看到儒家學說強調的是一種理性的愛情觀。“寤寐求之”“輾轉反側”“琴瑟友之”，等語言所描畫出的愛情過程，表現的就是自然的人性。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愛情觀是對忠貞堅定、生死不渝的愛情的褒獎和支持�！段鲙�記》中張生和鶯鶯，《墻頭馬上》的裴少俊和李千金對愛情忠貞不渝；《兩世姻緣》中韓玉簫因思念韋皋而死，但是仍然投胎與韋皋相愛，韋皋雖官至征西大元帥，也堅持十八年不另娶；《曲江池》中的李亞仙對淪為乞丐的鄭元和仍然摯愛不變；《破窯記》中劉月娥不嫌棄呂蒙正的貧窮；《�V梅香》中小蠻對白敏中一往情深；《舉案齊眉》中贊頌的是夫妻互敬互愛。這些作品的深刻性和進步性是無法掩蓋的。

    《凍蘇秦》《王粲登樓》《誶范叔》《薦福碑》等表現了“始遭困厄，后變泰發跡”的內容；《鐵拐李》《藍采和》《竹葉舟》《度柳翠》《七里灘》《陳摶高臥》等表現了神仙道化的內容，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思想的具體體現。尤其是神仙道化劇所反映的內容，“是這些失意文人在現實無奈下營造的虛幻的精神家園，他們的內心實際仍然難以割舍儒學所賦予給他們的社會使命感，他們仍處在世俗社會的強烈吸引與幽靜山林的召喚、人生的失意與自我人格的超脫的兩難境地中徘徊。”（高益榮《元雜劇的文化精神闡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頁）在這些神仙道化劇中，元雜劇作者塑造的主人公沒有頹廢，他們直面生命與生活，追求的是一種人格和精神上的自由。

    元雜劇作者們堅守中國傳統倫理道德這一主線，是贏得廣大觀眾的法寶。只有當這種深層次的文化因素深深扎根于作品之中時，才能夠使戲曲觀眾與戲劇作品之間產生心靈的共鳴。（作者單位：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原標題：借優人說法——元雜劇作者對傳統倫理道德的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