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度發展旅游的云南大理

 入選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河北“宣化城市傳統葡萄園”

　　對于遺產保護領域而言，即將過去的2013年是成就與問題并存的一年。一邊是各地古建拆除現象此起彼伏，一邊是古建復建讓人眼花繚亂;山東聊城、河北邯鄲等8座名城被住建部、國家文物局通報批評;成龍向海外捐贈古建筑，引發公眾對“買”“捐”文物的熱議。2013年的遺產保護界紛亂嘈雜，引人深思。而同時，2013年又是令人振奮的一年：建筑遺產提倡積極的“再利用”，對遺產保護的理念開始“糾偏”;中國傳統村落保護開始得到國家層面更多的支持;農業遺產、教育遺產等新型遺產進入保護視野。

　　歷史文化名城要整體保護

　　自1982年我國公布第一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名城保護制度已經走過30多年歷程。經過不懈努力，名城保護逐漸受到社會各界的重視。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大規模和高強度的舊城改造勢頭下，很多名城的整體風貌遭到了嚴重破壞，歷史城區的整體環境更是殘破不堪，空間秩序大為混亂。

　　2011年末和2012年初，住建部、國家文物局組織開展了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工作檢查。今年1月，根據檢查結果，對山東聊城、河北邯鄲、湖北隨州、安徽壽縣、河南浚縣、湖南岳陽、廣西柳州、云南大理8座名城進行了通報批評。其中，云南大理為第一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安徽壽縣為第二批，其余皆為第三批。

　　在這次檢查中，諸多名城保護問題暴露出來：山東聊城以古城改造的名義進行開發，歷史文化街區拆除殆盡;湖北隨州本身歷史遺存較貧乏，當初入選勉為其難;安徽壽縣古城保護法規編制嚴重滯后，幾十年的城市建設缺乏規劃指導;湖南岳陽偏重單體文保單位的保護，歷史街區在修復的名義下被大量仿古建筑取而代之;云南大理則因旅游過度開發而對遺產造成破壞。

　　與此同時，2013年，江蘇泰州、云南會澤、山東煙臺、山東青州相繼被國務院批準成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總數達到123個。

　　“中國歷史文化名街”增至50條

　　6月8日，在陜西咸陽舉辦的第八個中國“文化遺產日”主場城市活動上，第五屆“中國歷史文化名街”名單揭曉：廣東省廣州市沙面街、上海市靜安區陜西北路(新閘路—巨鹿路段)歷史文化名街、河南省濮陽縣古十字街、江西省上饒市鉛山縣河口明清古街、安徽省宣城市績溪縣龍川水街、廣東省珠海市斗門鎮斗門舊街、福建省石獅市永寧鎮永寧老街、廣東省梅州市梅縣松口鎮松口古街區、江蘇省泰興市黃橋老街、四川省成都市大邑縣新場古鎮上下正街街區10條街區入選。至此，由文化部、國家文物局批準，中國文化報社、中國文物報社聯合主辦的“中國歷史文化名街”評選推介活動，5年共評選出50條歷史風貌保護較好且具有代表性的歷史文化街區。

　　與往年相比，今年參加申報的街區呈現出新的特點。“在各地申報上來的街區中，有不少是小縣城的、不為大眾所知的街區，但是它們的歷史價值很高，真實性和完整性也保存比較好。”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張杰認為，這充分反映了申報者已經轉變觀念，把視線放在了發掘保存依舊完好的街區上面，更接近了“名街”評選的真正標準。張杰表示，通過前幾屆“中國歷史文化名街”評選推介活動的舉辦，街區保護的理念正在傳遞給越來越多的人，這也直接推動了歷史街區保護工作的開展。

　　2012年12月，“中國歷史文化名街”評選活動組委會決定在2013年組織專家對前三屆“中國歷史文化名街”進行復查，以便更好地監督入選名街的保護情況。6月底，名街復查工作正式開始。目前，名街復查專家組已對福建福州三坊七巷、山西祁縣晉商老街、江蘇蘇州平江路和山塘街、山東青島八大關、山東青州昭德古街完成了復查。復查結果顯示，這些街區保存狀況良好，部分街區的范圍有所擴大，街區內國家文物保護單位有所增加。但同時，在保護和發展中，也存在著街區定位不明晰、展示方式有待完善等問題。

　　此外，6月28日，中國文物學會歷史文化名街專業委員會在福州成立。中國文物學會會長、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認為，歷史文化名街專業委員會的成立，對于進一步提升名街相關工作的學術水準、規范相關規章制度、加強業內交流合作、引導名街保護事業科學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提倡建筑遺產“再利用”

　　“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是2002年修訂的《文物保護法》中確定的文物保護工作基本方針。然而，多年來，在文化遺產領域一直存在重保護、輕利用的現象。以至于一提到利用，閃入人們腦海中的就是“破壞”。長此以往，建筑遺產陷入維修—空置—衰敗—再維修的“凍結式保護”怪圈。有些地方甚至將這些寶貴遺產視作城市發展的“包袱”，一拆了之。

　　在建筑遺產的保護理念上，2013年是有開創性意義的一年。4月，在2013年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無錫論壇上，文化部副部長、國家文物局局長勵小捷就提出“文物要在利用中保護”的理念。7月底，國家文物局在天津召開“海峽兩岸建筑遺產再利用”研討會，這是兩岸四地首次共同舉辦建筑遺產保護與利用研討會，也是國家文物局首次將文物“再利用”作為專題展開公開探討，這一定程度上意味著對建筑遺產保護理念的“糾偏”的開始。

　　勵小捷在會議上的講話發人深省。他說，與“凍結式保護”和“拆古建新”這兩種極端方式相比，“再利用”能在遺產保護和城市建設的矛盾間建立相容并存的關系，既維系城市歷史發展的連續性，又將建筑遺產再次融入到經濟、社會的發展之中，使其成為具有活力的、與城市共同發展的一部分。同時，建筑遺產的再利用必須在保護的前提和基礎上進行，將保護和利用有機結合起來。

　　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周儉認為，某個建筑遺產如果談到“再利用”，往往其原有的使用功能已經消失或衰退，或者現有使用功能會對建筑遺產的保護產生負面影響，此時就很有必要提出“再利用”需求。但是“再利用”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對待、因地制宜。業內專家認為，通過“再利用”，可以使建筑遺產恢復尊嚴，并繼續產生價值。

　　成龍捐古建筑的反思

　　11月底，著名影星成龍將自己收藏的一棟徽派古建筑捐贈給了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福建龍巖長汀縣。他表示，自己是在派人實地考察長汀縣的古建筑保護狀況后做出決定的。至此，已被媒體熱炒大半年的“成龍捐樓”一事終于塵埃落定。然而，徽派古建筑遭破壞的現狀仍令人擔憂。

　　4月4日，成龍連發4條微博，表示欲將早年收藏的總價值過億元的4棟我國徽派古建筑，捐給新加坡一所大學。而據他透露，他收藏的10棟古建筑都是20年前經朋友介紹購買的。成龍欲向海外捐贈古建筑的消息一出，立即引發軒然大波。有人追問，這些有200年以上歷史的古建筑是否為文物?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陳志華指出，這些古建筑屬于文物，而且即便未評定為文保單位，也應該留在國內，進行原址保護。

　　5月10日，成龍首度公開回應質疑，他表示，4棟古建捐贈新加坡已成定局，并已開始施工。“新加坡方面保存、維修、電腦掃描等一系列保護手段非常到位，人家真(把古建筑)當成寶。”他還表示，在捐樓風波之前，內地政府從未與他聯系過，倒是有不少地產項目向他招手。

　　成龍曾表示，他收藏的其他古建筑還可能落戶北京、上海等地。但無論結果如何，這一轟動文保界的事件都為徽派古建筑的保護敲響了警鐘。據《安徽日報》報道，黃山市現有1022個古村落，散落著6908幢古建筑及100多座牌坊。早年間，大到整幢搬遷、小到構件收藏，徽州古建筑每年流失的數量不下100幢。近些年來，徽派建筑被倒賣海外的案例屢見報端，起因大多是這些民居未被確定為文物、年久失修、地方政府經費匱乏等。

　　知名古建筑專家程極悅評價此事時說，當文物保護真正有了違法必究的問責制和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時，我們的民間古建筑才不會因為缺乏保護意識、措施而不斷消逝在歲月的風風雨雨之中，才有可能讓像成龍先生一樣手頭有珍貴文物或民俗文化器物的人士，能夠對祖國的文化遺產保護有足夠的信任。

　　傳統村落保護得到國家層面支持

　　“在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中，要注意保留村莊原始風貌，慎砍樹、不填湖、少拆房，盡可能在原有村莊形態上改善。”2013年年底，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的這樣一段表述，對于中國傳統村落保護事業來說，無疑是一個好消息。今年年初，“加大力度保護有歷史文化價值和民族、地域元素的傳統村落和民居”還被寫入了2013年中央1號文件。而這一年中，最讓人欣喜的，還是中國傳統村落名錄的進一步“擴軍”， 915個村落加入受保護行列。然而，一面是政府保護的決心，另一面卻是傳統村落迅速消失的勢頭，傳統村落保護喜憂參半。

　　今年9月，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文化部、財政部聯合公布了第二批中國傳統村落名錄名單，北京市門頭溝區齋堂鎮馬欄村、河北省石家莊市贊皇縣嶂石巖鄉嶂石巖村等26個省市區的915個村落入選。至此，已有1561個“形成較早，擁有較豐富的傳統資源，具有一定歷史、文化、科學、藝術、社會、經濟價值”的村落被列入保護名錄。與此同時，國家文物局選取6處具有代表性的古村落開展保護利用綜合試點工作，力爭在3年內全面完成。

　　然而，中國傳統村落的存續狀況卻令人擔憂。一方面，城鎮化、工業化使得傳統村落消失的現象非常普遍，部分地區推行“大躍進”式的城鎮化，大張旗鼓地拆除傳統村落和傳統建筑，甚至實行強制性的遷村并點;另一方面，那些幸運保存下來的傳統村落，空心化和過度商業化現象嚴重，面臨原住民嚴重流失、傳統鄉村文化無人傳承的困局。

　　對此，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村鎮建設司司長趙暉在國務院新聞辦發布會上表示，建立長效的保護管理機制應成為未來的工作核心。

　　新型文化遺產納入保護視野

　　2013年，農業遺產、教育遺產等文化遺產新類型進一步走入保護視野。

　　6月，浙江“紹興會稽山古香榧群”和河北“宣化城市傳統葡萄園”入選“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至此，在25個“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試點中，中國的農業文化遺產試點已達到8個，其中“宣化城市傳統葡萄園”成為第一個入選的城市農業文化遺產。

　　而在此前的5月，農業部公布了第一批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名單， 19個傳統農業系統入選。中國已經逐漸建立起自己的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認定、申報和評選體系。在去年年底更新的《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45個項目中，云南瀾滄拉祜族自治縣普洱景邁山古茶園、云南元陽哈尼梯田與新疆坎兒井入選。農業文化遺產作為一種新的遺產類型，逐漸得到重視。

　　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公布2013年“4·18”國際古跡遺址日的主題為“教育遺產”(Heritage of Education)。教育遺產包括古代和近現代重要建筑物、歷史環境等教育場所以及與教育活動相關的社會活動場所，各時期重要實物、口頭教學傳統、民俗禮儀等。教育遺產理念的出現，為理解文化遺產提供了一個新的維度。

　　遺產保護依然任重道遠

　　對于遺產保護，2013年有不少慘痛的記憶。廣州金陵臺、妙高臺兩座民國建筑一夜之間化為廢墟。而早在一年前，當地的相關部門就介入要求保存兩座老建筑，一年之后，因其不具備任何文物保護單位身份，還是毀在推土機之下;因建設科舉博物館，南京夫子廟街區的解放電影院、秦淮劇場未能逃脫被拆除的命運;因擴建工人文化宮，哈爾濱一座近百年的歷史建筑被違法拆除……

　　與之相對應的，卻是各地斥巨資爭相上演的古建筑復建浪潮。8月，濟南投資近億元復建21年前拆除的火車站，引來一片非議，被專家斥責為“一蠢再蠢”。更令人痛心的是，“復建”現象早已悄然成風：8月，為增添旅游新景點，泰州市千年古剎南山寺舉行復建奠基儀式;11月，北京天橋復建完工……

　　湖南大學建筑學院副院長柳肅認為，“拆除”與“復建”反映的是同一個問題，即地方政府對歷史文化遺產的極不尊重。“‘拆除’是沒有意識到古建筑的重要性，不尊重其承載的歷史文化信息;而‘復建’，更是沒有了解其真正內涵，以為照著樣子做一個仿古的出來，就能代表它原來的意義。結果就是沒了‘真文物’，有了‘假古董’。”他說。 （原標題：2013年遺產保護：挑戰與成果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