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克福書展上的中國區海報。

　　經過30多年的快速發展，中國實現了物質上的極大豐富，吸引了外部世界更多的目光。它們以中國文學為重要媒介，試圖從中探尋今日中國的發展路徑。跨文化的閱讀體驗，少不了中國作品譯者的參與。在文化交流、碰撞之中，中國文學在世界呈現出怎樣的面貌，中國又將如何規劃自我在世界文學版圖中的位置?在日前由文化部主辦、中國藝術研究院和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承辦的“漢學家與中外文化交流”座談會上，與會多名國內外學者對這些問題做出了回答。

　　漢學家，中國典籍的外譯主力

　　蔡武(文化部部長)：從世界史意義上講，漢學可以說是西方關于中國的一門學問。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是第一名閱讀中國文學并對中國典籍進行認真鉆研的西方學者，并且向中國引介了西方現代科學與人文知識，成為“溝通中西文化第一人”。今天，我們稱之為“漢學”的這門學問已發展成囊括中國哲學、歷史、文學藝術以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龐大知識體系。漢學正在逐漸成為名符其實的世界的“中國學”，成為促進世界各國與中國開展文化對話的重要知識領域。

　　張西平(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主任)：西方專業漢學家在中國文化西傳的歷史過程中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沒有這個群體的努力，西方文化思想界不可能像今天這樣了解中國文化的基本內容。外語再好，好不過母語。已故英國漢學家葛瑞漢曾經說過：“在翻譯上我們幾乎不能放手給中國人，因為按照一般規律，翻譯都是從外語譯成母語，而不是從母語譯成外語，這一規律很少例外。”所以，從未來發展來看，中國典籍的外譯主力仍是各國漢學家。

　　莫言(中國作協第八屆全委會副主席)：要研究中國當代文化，尤其是要翻譯研究中國當代的文學作品，漢學家必須深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才能翻得生動傳神。比如，如果要翻譯賈平凹的作品，對中國陜西的風土人情、歷史、書法、美術、文物考據沒有一定研究的話，很難傳神翻譯。翻譯阿來的作品，如果沒有植物學的豐富知識也會比較困難。

　　白睿文(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副教授)：各國情況都不一樣，但至少在美國，翻譯小說毫無疑問是出版界很不重視的一個類型。不重視便不強力行銷，不行銷就不賣錢，不賣錢就不重視：幾十年以來翻譯小說在美國都困在這樣一個惡性循環之中。就算這十年來中國小說在美國開始有點吃香，中美之間的文化失衡整體還是相當嚴重的。翻譯小說才占美國書市的3%，而在這3%里很少看到中國的。

　　這樣看來，中國文學翻譯在美國還真是危機重重的職業。隨著電子文化的快速發展，書店日漸關門倒閉，恐怕文學翻譯與書市自身最大的危機還在前面。經驗告訴我們，手機、筆記本電腦比較合適看微博、博客，但對閱讀《紅樓夢》、《長恨歌》或《檀香刑》來說，它們恐怕不是最理想的平臺。電子革命是否會把文學和文學翻譯革掉?這是孤獨的翻譯者要面對的新挑戰。

　　通過文學讀懂中國

　　尤里·塔夫羅夫斯基(莫斯科人民友誼大學國際新聞學教授)：17到18世紀，凡是由中國傳來的事物幾乎都在歐洲受到追捧。只是在經歷了19世紀鴉片戰爭和20世紀初一系列屈辱事件后，中華文明才開始被西方俯視。這使得不少中國思想家和政治家開始要求摒棄一切傳統。即使是現在，很多中國歷史學家仍然低估了中華文明對人類的貢獻。要想真正理解中國領導人追尋民族復興、為國家謀得相應地位的抱負，就必須理解中國寵辱交織的歷史。

　　飯冢容(日本中央大學文學系教授)：20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之間，日本大約每隔10年就有一套大規模的現當代文學全集或者選集問世。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因此被大量介紹到日本。可以說，這40多年是中國文學在日本的黃金時代。我們這一代從事中國文學教研工作的人幾乎都受過這些作品的影響。相比之下，90年代后的近20年里，日本出版界再沒有推出過這樣大規模、有重量感的中國文學“全集”或“選集”。一般的日本人對中國的了解遠不如從前。

　　賈平凹(中國作家協會陜西分會主席)：近20年來，關于世界文學和中國文學的話題才多起來，這種現象在20年前幾乎是少有的。30年來，中國社會一方面呈現出先進、繁華、時尚，一方面又表現為變態、荒唐、暴力，為文學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想象空間。所以在這30年里，中國出現了一批批作家和他們的作品。

　　中國改革現在進入深水區，社會危機將更加復雜。它將為中國文學提供又一次巨大的想象空間和豐富素材。社會現實在觀察著我們，我們以文學來觀察社會現實。外部世界也將對中國文學有更大的期待。

　　在這30年里，中國作家學習甚至模仿了外國文學，一步一步掙扎著、擺脫著我們作品中的政治化、宣傳化，逐漸回歸到文學規律上來，進入正常的文學活動。這個過程極其艱辛。

　　當代的文學被中國社會邊緣著，再不會出現一篇文章一夜爆紅的局面。要結合法制社會關注我們的人本。只有寫出中國國情，才能使作品有別于其他價值。中國文化是幾千年沒有斷裂和消亡的，這種文化背景下發生的故事才是我們文學要寫的東西，寫出來才可能是不模糊的，效仿別人的文學是不可持續的。

　　看穿漢學家的“洞見”與“不見”

　　馬克·哈力森(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大學學者)：理解文化的任務不是要理解文化的獨特性和不可分割性，而是要理解文化是不同民族之間的對話，是在不斷變化的。要達到這一目的，方法之一便是探求能夠打破“中國”和“西方”界限的范疇。

　　我對中國的科幻小說頗感興趣，這是因為中國文化的主流形式強調藝術、哲學等領域的成就，而當“科幻”與這種文化形式相結合，往往能打破中西方界限。例如，劉慈欣的科幻小說《三體》就通過外星人侵略地球的內容，探討了地緣政治、文明進程的本質，以及社會和個人如何應對超出人類能力的事件等問題。

　　黃平(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今天，國與國之間、文化與文化之間的交流正在深入，要認真面對彼此差異，“求同也求異”。通過求異我們才能取人之長補己之短。怎么求異?從方法上來說，就是文化內的互補和文化間的對話。

　　中歐或者中美對話有時會出現很大落差，乃至吵架。比如有的西方學者有一種文化優越感，而中國文化學者們一直認為自己的文化是非常悠久的。我們能不能先把由此產生的偏見與傲慢放一邊，面對我們共同的挑戰、矛盾、危機，從而形成新的知識。

　　劉東(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副院長)：曾經聽到這樣的評價，說某某漢學家發表的觀點，是最靠近我們中國學者的觀點，由此才是難能可貴的。我從來都不這么看。至少對我個人來說，漢學作品的可貴之處，恰恰在于它們的學術觀點是具有顛覆性的，說到根上是來自它們在文化上的異質性。

　　然而，我也同樣在尖銳地、不懈地提示，一定要警惕這些作品的異質性，特別是當我們考慮到，由于它們采取了“中國研究”的形式，并且討論著中國歷史或現實中的細部問題，其異質性就往往更加難以被人自覺地意識到。事實上，至少相當一個歷史時期以來，頭腦的松動會演變為根基的動搖，拿來主義的精明會演變為唯洋是從的討巧。當今很多困擾國人的迷局，都是由一些食洋不化的“漢學生”們帶來的。

　　在當今這個全球化時代，即使你只是在關心著中國問題，你的閱讀視界也必定屬于跨文化的。因此一方面，我們必須懷著強烈的求知欲，自覺意識到任何一次開卷，都是在主動擁抱新異的知識。但另一方面，對于這種跨文化閱讀中的異質性，我們不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要具備深厚的漢學史知識，了解那些漢學家的言說背景，以便看穿他們的“洞見”與“不見”。 （原標題：中國文化西傳，求同也求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