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古代智慧既濃縮在以“經史子集”為載體的偉大文典中，也以實踐形態深深扎根于先民的平常日用之中。比較而言，中華傳統文化因其時代性而主要屬于古典學范圍。而古典學作為古典時代的人類智慧，又因與人之生存的切近特性及對生命本身的直接關照，在總體上屬于人類早期共有的博物學傳統。

　　今天，人們聽到“博物”二字多感陌生，以為都是一些老古董，或保存在博物館里的死東西。其實，博物學雖古老，但離我們卻不遠，因它就是我們身邊的學問，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隨時隨地感受和運用的智慧。所謂博物學，就是廣博寬泛地理解萬物的學問，一如孔夫子所說的“多識于蟲魚鳥獸之名”。反倒是近代以來的數理知識，離開我們的生活更遠，需要專門的技術和訓練，而且大多只能在專業的課堂里才會學到。所以，博物知識不僅具有一定的理論色彩，更具有生活實踐的內涵，其中蘊含著大量的不可重復的個別性經驗，是典型的“活學活用”。

　　西方人把博物學叫作“Natural History”，翻譯成漢語即是自然史，這與當下所說的博物學有一定區別。其實，博物學主要是敘述自然(包括動物、植物和礦物的種類、分布、性質和生態等)的學科;有時也叫博物志，指對大自然的宏觀觀察和知識分類，包括今天所說的天文、地質、地理、生物學、氣象學、人類學等學科的交叉內容。所以，博物學是一門蘊含豐富的綜合性學科，也是一種重要的知識傳統。

　　博物學知識一般都是比較具體的，與人的身心經驗有密切關系。在博物學的語境中，人與自然的接觸是直接的，感受是多樣的，人的生命體驗因而也是具體的。它不是純知識論的，而是寓有活動者自身的生命情感在其中，從而使活動者所處的世界變成了有己和屬己的世界。譬如，在博物文化中，人與自然就不是簡單的對象性關系，大自然、生命等都具有靈性或神圣性，必須得到人的尊重。人也只是在這樣的語境中，才涌出屬于生命本身的感動和關懷，體味生命的本然意義。所謂詩意地棲居只能是博物地棲居。

　　由于博物學是源于先民在大地上最基本的生存經驗自然而然形成的知識，來自百姓日常生活的直接需求，而不是為了謀求利潤等增殖性需求，屬于當地人生存于當地的生命智慧，因而具有自然性、本土性、個體性、切近性、涉身性和具體性等特點。它與當地人的生活習性、社會秩序保持一致，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思想結晶。如果往大處說，則具有地方性和民族性，是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文化個性。雅斯貝爾斯所說的軸心文明，其知識主導類型就是這種博物學的智慧。古希臘人所說的“愛智慧”，也只能在博物學的范式下才是可能的。

　　近代以來，隨著數理知識或實驗科學話語主導權的確立，人類在完成自然知識規范一統的同時，也因使自然數學圖像化和活動技術化而造成人與自然的間隔，從而失去了與自然直接的、本然的聯系。由此大大削減了人類已有的經驗獲得方式和內容，人對自然的理解和感受也不再是具體、實在的，而是技術化、形式化的。這正是現代性干預人類經驗的一個后果。結果，我們對自然索迫得越深，我們實際離自然就越遠。尤其是數理知識與資本文化的合謀推動工具主義流行，使基礎性的價值和意義遭到顛覆，從而導向虛無主義。現代西方文化所謂的“上帝死了、自然死了、人也死了”的論調，反映的就是一種工業文明的絕望心境和思想上的深度虛無主義。因此，稀釋現代性后果的一條基本途徑是回歸博物學傳統，回歸被近代科學和工業阻斷了的讓生命直接面對自然世界的傳統，恢復人對宇宙的特殊領會，在博物學的基礎上重建人類生活。尤其是，博物文化不會形成虛無主義。最典型的如中國文化就沒有虛無主義的特征，這也是中國人自古以來高幸福感、低自殺率的重要精神源泉。其內在價值在今天匆忙而失去個體自我的時代仍然具有療愈作用。

　　中國作為一個在歷史上從未斷裂的博物傳統深廣之國度，具有無可比擬的底蘊和內力，是能提供糾治現代性病癥最重要傳統資源的國度。但是，由于中國自身現代化起步的滯后性而導致發展進程的急促性，引發和積壓了一系列重大社會問題。在此情形下，如何既繼承和復活傳統古典學經驗，又匡正人類發展中的偏失，于己于世都已成刻不容緩的戰略任務。只是，博物學有自己的存在方式和延展形式，它的最大特征是整體存在性。若僅僅按照現代性的要件性模式，從中尋找有利于當下情形的若干元素，不過是繼續延習“反向格義”的路數，而最終導致殺雞取卵的局面。就此，我們必須時刻反思，探究如何按照博物學的原則和特征開出新的教育方式和承繼形式，以最大的氣力繁榮和傳揚中華古典學。

　　首先，需要在普遍的文化精神方面倡導和建立博物的情懷或提倡博物的精神，承認事物的多樣性和萬物一體，承認多元共生、互利和共贏，主張共容、相互尊重、欣賞，乃至于贊美，要求強者自我約束和對弱者適度改善，實行責任分擔。

　　其次，整體性地開展傳統文化教育。人類各民族的知識史中存有豐富的博物學資源，它們是人類與大自然打交道的第一手經驗，對這種教育不應支離破碎地進行，而是系統地展開，包括系統的實踐訓練和體知。

　　再次，弘揚中華古典學要落實在行動上。把口頭上的真理在行動中實現出來，既是中國古來一貫的傳統，也應成為衡量今天“做人”水準的一個基本尺度。否則，學習中華古學只是停留在口頭上，那就是空學假學，是背道而馳的妄學和口頭上的國學。今天，中國也已進入知識時代，但是我們在生活中卻發現了大量觸目驚心的“斯文掃地”現象。這種知識與德行疏離的狀況，正是中國社會道德困境之源。因此，讓道德的吶喊者，重新成為道德的踐行者，應成為知識人歷史轉型的一項根本任務。

　　誠然，復興中華古典學不是一個孤立事件，更不是排他性地搞中國傳統一枝獨秀，而恰恰是在中華古典學的視域內接納一切建設性的文化。今天，整個地球連為一體已成為一種現實，這要求人類在生存中展開更多的合作和共贏，需要起碼的理解、相互尊重和自我克制。就此，天下精神作為中華文明的根本精神，博大兼容作為中華古學的重要原則，謙和忍讓作為中華古訓的內在教養，恰是一種從古代直至永遠都有極高人類價值的浩然之氣和智慧境界，更是推動人類永久和平和中華民族生生不息走向未來新文明的活力之源。

　　 作者：劉嘯霆(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