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州市博物館供圖）
 

    “古道駝鈴、大漠黃沙、絲路飛天……”提起絲綢之路，大多數人腦海中會浮現這樣一幅西域風情的畫面。幾千年前，曾經對世界經濟產生過巨大影響的絲綢之路，正在重新成為學界研究的重點和社會關注的熱點。而絲綢之路的源頭在何處，學術界一直眾說紛紜，頗有爭議。

    青州絲綢匯長安

    眾所周知，漢武帝時，張騫出使西域，開辟了中國古代絲綢之路，而長安成為絲綢之路的起點。長安的絲綢從何而來？有專家指出，漢代的古青州地區是長安絲綢的重要來源。《尚書·禹貢》中稱“海岱惟青州”。夏商時期的青州范圍，囊括現在的山東半島。

    據《漢書》記載：在漢代，最重要的絲綢產地有三處：東西織室、三服官和襄邑服官。其中，“三服官”為皇室提供大量的絲織品，花費最為巨大，每年耗費數億錢，出產絲綢也最為精美。據考證，漢代三服官就設在距今青州城西30里外的齊都臨淄,屬于古青州的范疇。

    青州市博物館副研究館員莊明軍多年來專注于研究古青州與絲綢之路的關系。200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西安召開“絲綢之路研討會”，時任青州市博物館館長的王華慶，在會上宣讀了與莊明軍共同起草的文章《青州是古絲綢之路的源頭》，這一觀點引起各國學者、專家的強烈反響。莊明軍認為，近幾十年來，古青州出土了大量與絲綢之路相關的文物，對研究青州是古絲綢之路的源頭極具參考價值。

    1966年，青州市蘇埠屯商墓出土精美青銅器的同時，還出土了幾件晶瑩剔透的玉蠶。這些玉蠶形態逼真，達到了惟妙惟肖的程度。說明了養蠶業在當時極為盛行。無獨有偶，1985年，山東濟陽劉臺西周墓也出土了一批玉蠶。玉蠶的出土證明了山東古青州養蠶的普遍性。另有資料記載，齊國時期的大型古墓葬亦出土過數箕金蠶。

    有學者指出，山東地區河流分布較多，尤其膠東一帶，為海洋型濕潤氣候，有利于蠶的生長。據對青州地區木本植物孢粉的考古調查，兩漢之前森林植被以闊葉為主，樹種則以栗屬、榆屬、桑屬、楓香屬、胡桃屬為主。其中桑屬種類較多，便于蠶的飼養和生長。另外，山東地區丘陵較多，溝洼向陽之處，既是野桑的密集區，也是野生蠶繭越冬的好地方。又因兩漢之前，冬季氣候偏暖，有利于野蠶繭的越冬蛻化成蛾育種產子。先有野蠶，而后才有家蠶的飼養和馴化改良。

    山東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社會發展學院院長、教授朱亞非曾撰文稱：“漢代產自山東的紡織品，除由陸地運送長安外，還通過黃河、濟水等水路運輸。水路運輸能力是相當大的，如漢武帝元封年間，‘山東槽益歲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皆滿’。可以推斷，漢代自長安經絲綢之路遠銷中亞、西亞、歐洲的絲綢，應有相當部分產自山東。”另外，朱亞非曾表示，“如果說沿絲綢之路西去的絲織品有一部分是來自山東的話，那么早期北方海上絲綢之路的源頭無疑是在山東。”

    北方海上絲綢之路

    千百年來，東西方各國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進行經貿交往，豐富彼此間的經濟生活，分享人類創造的物質文明。發端于漢武帝時期的陸上絲綢之路廣為人知，相對而言，海上絲綢之路較少提及。

    相對于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是指古時中國通過海路與其他國家進行文化和貿易往來。《山東半島與東方海上絲綢之路》一書的作者、魯東大學膠東文化研究院劉鳳鳴研究員認為，海上絲綢之路應早于陸路絲綢之路，而且比它持續時間更長、范圍更廣、影響更大。通常，人們聯想到從東南沿海起航，通往東亞、南亞直至歐洲的南海航線。但是，北方從山東半島起航到朝鮮、日本的航線卻鮮為人知。劉鳳鳴提出，春秋時期，齊國開辟的與朝日貿易的東方海上絲綢之路，較之漢武帝時期的陸路絲綢之路至少早500多年。而這條航線的起點登州，即今日的蓬萊。

    《詩經·商頌》記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其中的“海外有截”，應是從山東半島遠航至海外，說明商部落和海外已經有了較多的聯系，有了很強的航海能力。山東半島沿海的港口是海上絲綢之路最早的始發港，最晚在2600年以前，就開始了與海外鄰國的商貿活動和人員的往來。

    劉鳳鳴考證，齊國的紡織業向有“齊冠帶衣履天下”之稱。《史記·貨殖列傳》記載:“齊帶山海, 膏壤千里, 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魚鹽。”春秋時，齊國絲織業非常發達，其絲綢產品銷往各地，正是有了“宜桑麻”的大片沃土，人民“多文彩布帛”豐富的絲綢資源，絲綢才會成為齊國出口各諸侯國和海外的主要貨源之一。當時，“言天下之人冠帶衣履，皆仰齊地”，齊國成為西周各諸侯國和周邊地區的貿易中心。

    海上絲綢之路研究學者、北京大學教授陳炎先生曾指出：“日本在西海岸發掘出的中國春秋時期的青銅鐸350件，與朝鮮出土的完全相同。這

    明，早在2700年前，中國的航海先驅者，已經開辟了從山東半島出發，經朝鮮半島，再東渡日本的航路，并把中國文化傳入朝鮮和日本。”

    抓住發展機遇

    眾多的考古發現使專家們認為，即使青州不是絲綢之路的源頭，也和絲綢之路有著密切的關系。

    1978年，山東臨淄西漢齊王墓一號隨葬坑內發現一件列瓣紋銀豆。專家鑒定，這件近東藝術品應該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早于古波斯藝術。另外，青州西辛村發現了兩個近東藝術風格的列瓣銀豆盒，出自戰國時代齊王墓。還有一件純金環首刀柄，據莊明軍考證，此物源自于黑海沿岸，是斯基坦文化的產物。這一發現，把近東藝術傳入山東半島的年代從秦代提前到戰國時期。據目前所知，這種列瓣紋金銀器最早見于近東埃蘭文明。伊朗后發現一件埃蘭銀器，藝術造型與山東青州戰國齊王墓出土的銀盒以及西漢齊王墓出土的銀盒如出一轍。莊明軍認為，山東半島出土的公元前3世紀的埃蘭銀盒，應該是由海路傳入山東境內的。

    除了埃蘭銀盒外，山東半島戰國墓還不斷出土西方玻璃珠。如山東曲阜魯國故城戰國中晚期58號墓出土的西方玻璃珠，山東臨淄郎家莊出土的西方玻璃珠，這些西方的玻璃珠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皆為蜻蜓眼玻璃珠，年代在公元前6世紀至公元前3世紀。山東半島戰國墓出土蜻蜓眼珠玻璃珠，屬于地中海東岸產品，無疑也是來自海路。因為在戰國之前，山東地區乃至中原地區，是不能生產冶煉玻璃制品的。

    在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中，濰坊昌邑市也發現了大量相關文物與史跡，如下營古港、東海關下營分口衙署、姜泊民居群等。昌邑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考證認為，昌邑是“昌邑繭綢”的發源地，也是近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

    最近，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提出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設，絲綢之路建設上升至國家新一輪改革政策層面。在2014年的全國“兩會”上，山東省多位人大代表提議將山東全省納入“海上絲綢之路”戰略實施范圍。絲綢之路的深入研究無疑將為山東帶來更大的發展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