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申遺成功了！苦等三天兩夜后，6月22日下午3點49分，多哈終于傳來好消息。晚上8點59分，交完稿、關上電腦的一剎，興奮迅速褪去，滿腦子竟全是去年夏天河西走廊的那次絲綢之路專題采訪。
這注定是一次銘心的采訪。15天，在近十年已是罕見的長時間采訪了；3000里絲綢路，系統地探訪散落在甘肅絲路沿途的遺珍。
一路走來，基層文物工作的艱難讓人意外，文物人的堅守令人動容。
鎖陽城、懸泉置、玉門關，這三個申遺點都處于大漠戈壁中，驅車狂奔，距最近的城鎮也要2小時。驕陽中，戈壁的地面溫度超過50攝氏度，目力所及，龜裂的地表沒有一棵可以遮陰的樹，只有駱駝刺、紅柳和鎖陽等低矮的灌木。文物管理所的小美女笑稱，夏天還有植物可看，冬天就只剩黃沙滿天了。就是在這樣的環境里，他們日復一日地堅守著。
盡管各種保護措施看似完備，但因為占地面積大、遺產數量大且綿延線路長的特點，確保每個文物點的安全絕非易事。
肅南縣地廣人稀，平均每1.5平方公里才有一個人。與之相對比的是，縣內的古遺址、古墓葬及其他文物點非常多。縣文物局局里連會計在內一共4個人，卻要承擔起329處文物點的安全責任。這些文物點幾乎都在偏僻地區，距居民點最近的也有7公里。平時就靠業余文保員騎駱駝、騎驢看護。盜墓賊一直盯著這兒，安全形勢十分嚴峻。
一次，局長唐延青和同事們在巡查中接到文保員報告，發現盜墓賊。盜墓賊的車是進口三菱越野，比他們的車好很多。但唐延青絕不放棄，在戈壁荒灘上緊追了三小時，并用自己的車去撞賊車，硬是逼得盜墓賊投降。這位赤手空拳抓盜墓賊的女局長，笑談自己當時的英雄壯舉：“像演西部警匪片。”那笑容竟然有些靦腆，與面對匪徒的果敢，這種反差在我心里激起的絕非只是漣漪。
15天的采訪，讓我看到了中國政府為絲路申遺作出的大量努力，從文物本體保護到周圍環境監測都進行了科學安排。在玉門關遺址，我看到了一套監測預警系統：墻體溫濕度檢測儀，觀察墻內溫度；氣象站和風沙監測站觀測環境；粒子色譜監測儀，用于遺產大環境和文物本體中水分和鹽分的監測。這樣的監測預警體系每個申遺點都有。
然而，與申遺點被全方位監測相比，基層文物保護的情況讓人揪心，保護理念的差距令人擔憂：西夏碑，一塊無可替代的石碑。在展廳的角落里，我看到了它：兩塊已經生銹的鐵夾子直接夾著它的頭部，將之固定在金屬架子上，周圍沒有任何遮擋，還有兩盞白熾燈散發著熱氣直射碑面；張掖的明長城正在修繕保護，可是施工隊的旗幟就直接插在了長城上，原本就已風化十分嚴重的夯土又因此坍塌一大塊。
行走在3000里絲綢路上，原來零落的知識點被一點點拾掇起來，隱藏其中的歷史脈絡也一點點變得清晰。站在鎖陽城墻上，看著被風雨摧殘千年卻依然雄偉的古城，我似乎領略到了絲路貿易對沿途大型城市發展的巨大推動力；走進黑水國遺址考古工地，聽著專家講述剛發現的冶煉場遺跡，我似乎觸摸到了武威馬踏飛燕精湛技藝的源頭；看著玉門關西北處的一片濕地，“戈壁荒漠怎能設關”的疑惑便無言退去，我似乎讀懂了“憑水設關”的含義，水是最重要的，守住水源就行……
一路走來，不斷反思，作為信息的傳播者，媒體人也應該、也必須是被傳播的人群。隨著公眾對文化遺產的關注度日漸提高，他們已經不滿足于“看熱鬧”，而是要參與進來，要發表意見。這就要求傳播文化遺產知識的我們，盡快完善自己的知識體系。唯有如此，我們的聲音才能更客觀、更準確、更權威。
申遺成功了，文物人肩頭的擔子更重了，因為關注的眼光不再僅僅來自國人，世界的矚目是光環更是責任。申遺成功了，媒體人的工作并未結束，因為公眾的關注度更高了，需要知道更多國際先進的遺產保護理念和值得推廣的優秀經驗。申遺成功了，我們還得繼續努力……(本報記者 李韻)
為絲路申遺鼓與呼
著名考古學家、故宮博物院原院長 張忠培
近讀貴報自6月16日至20日的系列報道《絲路遺珍·絲路精神》，覺得十分出色，突顯了中央級“文化大報”的特質。
這組報道安排在世界遺產大會開幕前夕，及時、適時地引發公眾對絲綢之路的再次關注，同時也是為絲路申遺最后一搏的鼓與呼。
絲綢之路不僅是貿易之路、交流之路，而且正是由于它，中國才完成了“中國的中國——亞洲的中國——世界的中國”的發展歷程。
早在史前時代，黃河流域的馬廠文化居民就與西域居民有了直接交流，在輸出黃河流域經濟與文化成就的同時，也從西域傳入了種植大麥、小麥和馴馬的技術。此后，通往西域的交流之路一直沒有中斷。但直到秦帝國，中國仍然只是中國的中國。
張騫鑿通西域，使中國成為亞洲的中國。當時世界上能與西漢帝國匹對的僅是羅馬帝國。及至唐帝國，在東亞形成唐文化圈的同時，在絲路沿線設都護府管理，其西雖存在著阿拉伯和拜占庭這兩大強國，但忌憚唐的強大，不敢向東擴張，使中國站穩了亞洲的中國這一地位。
作為標志性的商品，絲織品在絲綢之路中的地位無可替代。我國遲至秦代已幾乎能生產出所有的傳統絲織品種，還發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提花機，馬王堆出土的西漢早期的絲綢衣服，顯示出了世界獨領風騷的絲綢制作工藝，令人驚嘆仰止。到了唐代，又將漢代的織、繡、印、染等絲綢制作工藝提升到了新的水平。除此之外，還有茶的種植和制茶工藝，以及造紙技術的發明與發展等等。這些手工業制品成為溝通中西經濟交流的“絲綢之路”上的珍品，成為吸引各國使者和商人來中國的動力，中國成了當時世界經濟交流的中心，為亞洲的中國走向世界的中國提供了條件。
系列報道《絲路遺珍·絲路精神》，在結構上既有提綱挈領的開篇，也有后續具體遺產點的介紹；在內容上，既有歷史知識的普及，也有當下文物保護的舉措；在視角上，既有政府層面的宏觀理念，也有普通百姓的細微情懷。如此安排，將遺產與公眾、政府與公眾連接起來，對于引導民眾正確認識遺產價值、理解申遺目的，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同時也有利于提升讀者的文化品位，激發公眾保護文物的積極性。
總之，貴報這組絲綢之路的報道，較為準確地向讀者傳達了絲路的重要意義，更為重要的是與最新的國家政策相關聯，將申遺提升到共建絲路經濟帶的高度，彰顯了一張中央級“文化大報”的品格與眼界。
作為忠實讀者，我注意到近十年來，貴報在文化遺產領域的報道日益精彩，從考古發現，到遺產保護，還有博物館發展，現在又拓展至農業遺產、記憶遺產等，好報道、好文章、好言論、好版面不時看到，令人欣喜。希望你們能將這種勢頭繼續下去，牢牢守住宣傳文化遺產的領軍地位，始終高舉科學保護的媒體大旗。（張忠培口述，本報記者李韻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