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漁，號笠翁，清初戲曲家、曲論家、小說家，杰出的日常生活美學大師。他的名字曾如明星一樣家喻戶曉，紅遍17世紀的中國大地——雖然少數封建衛道者對他頗有微詞，但大多數人，上至達官，下至草民，雅至舞文弄墨的士大夫，俗至目不識丁的引車販漿者流和婦人小兒，都喜歡他、賞識他，為他的作品所傾倒。

　　他的劇本，有時候上半部剛一脫稿即被搶去付諸演出，不得不急急撰寫下半部以為后繼，許多優伶因能搬演笠翁作品而身價倍增。幾百年來，李漁作品《笠翁十種曲》《閑情偶寄》《一家言》等無數次被重印、翻刻乃至盜版;李漁所創造的喜劇讓人們一直笑到現在，他的劇目如《風箏誤》《憐香伴》等，今天還在被各劇種上演。

　　一

　　李漁生前，人們常稱他“怪物”“異人”，這實在是對他生動而真實的寫照。他“怪”在何處?“異”在哪里?因其行為違抗時俗、作品標怪立異也。他的人生光彩在“怪”“異”，他的歷史貢獻亦由“怪”“異”生發的超越性而來，“怪”“異”實乃其藝術創造的標志性品格。

　　李漁之“怪”“異”似乎與生俱來。從小，他干什么都別出心裁，特立獨行。進入青年，他的許多行為也很“另類”。19歲那年，父親去世。按舊時習俗，死者逝去，葬后第一天晚上曰“起煞”，鬼魂隨之而去;而第七天晚上，鬼魂要回家巡視，曰“回煞”，這一晚，親人須移外避鬼，不然有性命之虞。一位“日者”(以占候卜筮為業的人)以此規勸李漁，李漁卻質疑：遍讀圣賢之書，并無“回煞”之論;翻檢歷史，亦不見“回煞”記載。于經無據，于史無證，人們卻篤信不疑，豈非咄咄怪事?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王陽明說“夫學貴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于孔子者乎!”，李卓吾也告誡人們，不要以圣賢之是非為是非。再看看鄰里百家，也并沒聽說哪個有“回煞”之難。于是李漁認定：“我之所師者心，心覺其然，口亦信其然，依傍于世何為乎?”于是他揮筆寫了一篇《回煞辯》，痛斥“回煞”之謬，令“日者”啞口無言。

　　李漁讀書，愛作翻案文章，滿腦子逆向和多向思維。前人大都贊揚春秋時晉國大臣介子推的耿耿忠心和自我犧牲精神;李漁則一反歷史定見，認為介子推是偽君子。介子推當年追隨晉公子重耳逃亡國外，曾經割自己大腿上的肉，煮了給重耳吃。后來重耳成了晉文公，重賞流亡時跟隨他的人，唯獨沒有介子推的份兒。當時有人作歌這么唱道：“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遍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于中野。”怨懟之情顯而易見。由此，李漁推測：介子推“割股”，可能是做樣子給重耳看，以圖他日之報。李漁認為，這并不崇高。

　　有個故事說，堯帝想把天下讓給許由，許由一聽，忙說：“請不要弄臟我的耳朵!”趕快到潁水去洗耳;此時又恰逢巢父在穎水下游飲牛，立刻把牛牽走，說：“請不要弄臟我牛的嘴!”李漁看了這段記載，笑道：當年的天下竟然如此一文不值，逢人即讓，還不如小孩手里的一個餡餅，怎能令人相信!李漁真乃名副其實的“疑古”先驅。

　　李漁就是這樣不信邪、不唯書，違俗違眾，自由狂放，不愿受常規約束，“我性本疏縱，議者憎披猖”。亦正因此，李漁在各個領域向凡俗和陳規開戰。

　　二

　　按常規，作傳奇(即戲曲)重在詞曲和音律，李漁則反其道，提出“結構第一”的口號，因為“傳奇之設，專為登場”，戲曲是通過優伶演給人看的，不是像詩文那樣置于案頭供人閱讀的，因而“結構”最重要。李漁論戲曲布局之“立主腦”“密針線”，論戲曲語言之“貴顯淺”“重機趣”，論戲曲音律之“恪守詞韻”“凜遵曲譜”“別解務頭”，論戲曲賓白之“聲務鏗鏘”“語求肖似”“詞別繁簡”，論戲曲格局之“出腳色”“小收煞”“大收煞”……都貫穿“結構第一”的思想，這是戲曲史上的創新。李漁還把以往的“案頭之曲”扭轉為“場上之曲”，把以往戲曲“抒情中心”扭轉為“敘事中心”。以往的戲曲總是把“抒情性”放在第一位，眼睛著重盯在戲曲的抒情性因素上，而常常對戲曲的敘事性視而不見，連金圣嘆也不能免俗。而李漁則認為戲曲應以敘事為主，在他的作品中大大加強了以敘事功能見長的賓白的分量，從而做出了歷史性超越。

　　李漁不僅對中國曲論卓有洞見，同時也是清初白話小說第一人，在他之前，小說家大都襲用宋元作品的老故事、舊關目，照搬成事。李漁決心改變這一狀況，擺脫對前人作品現成故事的依傍，自己挖掘新情事、尋求新人物、構想新關目，進行全新的創造。孫楷第說：“馮夢龍述古之作，有時只就本事敷衍，不能加上新生命;在笠翁的小說，是篇篇有他的新生命的。”就此而言，李漁堪稱勇敢的小說革新家，他走出了小說創作的新路子，比馮夢龍等人大大前進了一步。

　　他的園林美學，倡導的也是超越凡俗的創新思想。李漁生活的時代，某些“通侯貴戚”造園，不講究藝術個性，以效仿名園為榮。有的人在造園之先就告訴大匠：“亭則法某人之制，榭則遵誰氏之規，勿使稍異”;而主持造園的大匠也必以“立戶開窗，安廊置閣，事事皆仿名園，絲毫不謬”而居功。李漁勇敢地否定了這些錯誤觀念。他以辛辣的口吻批評說：“噫，陋矣!以構造園亭之盛事，上之不能自出手眼，如標新立異之文人;下之不能換尾移頭，學套腐為新之庸筆，尚囂囂以鳴得意，何其自處之卑哉!”李漁提倡的是“不拘成見”“出自己裁”，充分表現自己的藝術個性。他自稱“性又不喜雷同，好為新異”，葺居治宅必“創新異之篇”。他的那些園林作品，如層園、芥子園、伊園等，都表現出李漁獨特的藝術個性。

　　三

　　李漁堅決維護自己的權益而反盜版。李漁當時寫書、編書、刻書，以獲取正當收益，維持一家生計。如此辛辛苦苦賺錢謀生，哪容得不法之徒盜版?然而，盜李漁之版者，連連在蘇州、杭州出現;因此，李漁連連出“戰”。李漁維護自己的出版權益毫不含糊，他說：“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當決一死戰，布告當事，即以是集為先聲。”斗志之堅決，由此可見。今天看來，三百多年前李漁說的話，與現代中國的作家權益法中的許多精神，十分吻合;他所表現出來的希望通過辛勤勞動、公平競爭而獲得生計，這種強烈的版權意識，以及誓與盜版行為“決一死戰”的決心，非常難能可貴。

　　在自我封閉、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時代，“怪”“異”之李漁，許多思想都顯得那么不合世俗、那么超前，他大膽創新的品性使他前進的腳步永不停息，他的思想、作品總是追求日新月異，他熟悉傳統而又慣于“自我作古”——頗類似于近代西方盧梭、托克維爾等人所謂“自我統治”，即個體不服從他人的意志。他總是接連不斷而又出人意料地展示奇異招數，想人所不敢想，道人所未曾道;他的傳奇和小說總是語破天驚，能“救得人活、又笑得人死”，難怪他常常被人視為“怪物”“異人”。面對李漁這樣的品性，再想想今天各級學校培養出來的許多小綿羊、大綿羊式的青少年——他們善于死背課本、死記老師的話，高分低能，缺乏逆向思維、多向思維與創造能力，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