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那段時間，市民每天夜晚到博物館園區避震，一大早又匆匆趕往工作崗位，我第一次感覺到，作為古蜀王都的金沙以母親的胸懷給市民帶來溫馨和安寧，第一次感覺到遠古離今天這么近。”

　　“我曾認為這份工作不會帶來大喜大悲，也許窮其一生都不會邂逅想象中的那種美麗，但沒有想到，30年的考古生涯，我一直在‘交好運’。也沒有值得自我夸耀的本錢，成就都是祖先給的，先人的智慧遠遠超乎想象，還有更多的待解之謎等待著我。”

　　坐在本刊記者對面的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王毅，引經據典，侃侃而談。成就輝煌的30年職業生涯給了他充分的自信。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群、金沙遺址、十二橋商代遺址、商業街船棺遺址、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水井街酒坊遺址、天府廣場“巍巍大漢碑”、“鎮水神獸”、老官山漢墓等等這些在國內外引起轟動的考古發現，都是在王毅的親自參與和組織下完成的。

　　他帶領他的團隊，一次又一次見證奇跡，重建了從距今五千年到秦并巴蜀之前兩千多年長江上游成都平原文明發展序列，為構建中華文明起源多元一體格局找到了關鍵證據。

　　然而，把時間倒推，讓王毅去回憶最初這些偉大發現的動因，他卻直言：“沒有想到。”

　　“只要你堅持下去，冥冥中與祖先有約”

　　對于多數考古人而言，要想有所作為似乎需要“看地吃飯”，需要祖先的創造能力可能給后人留下的工作環境。王毅坦言，大學畢業選擇在成都從事考古工作并不值得羨慕。“那時候，對于成都考古的描述可以說是非常消極的。成都先秦時期文化落后、文明滯后幾乎是定論。因此，考古人眼睛總是盯著‘考古勝地’陜西(西安)、河南(洛陽、鄭州)等地，盡管居家生活比不上成都，但向往的考古成就必將如期而至。”

　　成都平原文明興起晚的觀點像一座大山壓在王毅的心頭。雖然他也曾一次次在成都平原開展對先秦時期遺址的調查發掘，但結果讓人失望又無奈：遺址出土的都是陶器、石器和骨器，“一看就是茹毛飲血的時代，一看就是原始愚昧落后的狀態。”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其他區域夏商周考古成果層出不窮，蔚為壯觀。

　　1995年深秋，一個非常偶然的契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江章華帶隊調查成都市新津縣的寶墩古城遺址。通過對遺址高聳的黃土埂子進行解剖，確認為新石器時代晚期城墻，其真實的年代竟比傳說年代要早兩千多年。接下來，王毅帶隊一鼓作氣在成都平原像收獲地瓜一樣找到了溫江魚鳧城、郫縣古城、崇州上元芒城、崇州紫竹古城、都江堰芒城、大邑高山和鹽店古城。“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群”獲評當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此后，驚喜連連來到王毅身邊：1999年國內首次對酒坊遺址的科學發掘(水井街酒坊遺址)、2000年古蜀開明王朝商業街大型船棺遺址的發掘、2001年新世紀中國第一項重大考古成果金沙遺址的發掘、2008年見證“揚一益二”的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發掘、2012年改寫中國紡織史和醫學史的天回鎮老官山漢墓發掘……

　　“與老祖先的情感升華是一個充滿煎熬、緩慢而神奇的過程，當你和發掘民工像翻書一樣從地表往下一層一層觸及清代到明代、宋代、唐代……乃至商代，一千年、兩千年、三千年……過程是極其枯燥、簡單的重復，甚至多數屬于失望。但是，只要你堅持下去，冥冥中與祖先有約，于是有了一次又一次美麗的邂逅。”王毅說。

　　“如果當時稍有猶豫，命運之神真就擦肩而過了”

　　很多人都說王毅運氣好，說他感覺特別好，如有神助，一個個考古大發現總是“黏著他”。王毅也總愛裝神弄鬼，說有“絕技”“軍機不可外泄”。其實，認真說起來，王毅認為就是一個字——勤：腦勤、手勤、腿勤。持之以恒的追求和信念、善于研究和歸納、充滿想象力、長期腳踏實地地努力，幸運之神就會降臨。

　　“當1986年三星堆古城發現以后，人們除了一片驚愕之外，是不敢想象成都平原還會出現比三星堆更早的古城的。直到1995年，我和我的同事才下決心摸一摸傳說是三國諸葛亮屯兵留下的城墻遺跡——龍馬古城(也稱孟獲城)，這是由江章華教授首先確認年代的發現，其動因與我十年前去這個地點調查對其年代存疑有關。1984年我去這個遺址調查時，發現城墻被東漢磚室墓打破，說明城墻的使用年代比三國要早，盡管有無數專家去做過調查，但最終還是我們通過發掘確認了后來命名為‘寶墩古城’的重大發現。”王毅回憶起發現長江流域第二大城址——寶墩古城的過程時，仍然感慨不已。

　　2012年7月，轟動世界的成都天回鎮老官山漢墓的發現最初也源于施工單位修地鐵、挖下水管、鑿開木板不斷出水的線索。經過長達8個月的發掘，出土了西漢時期代表世界上最先進的織造機械——四部蜀錦織機模型，9部與扁鵲有關的書寫在竹簡上的醫書以及大量漆器。“當今天人們談起這一填補世界紡織史和中華醫學史研究空白的偉大發現時，可能不知道，如果當時稍有猶豫，命運之神真的就擦肩而過了。”王毅說。

　　在成都做考古是幸運的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成都經濟快速增長時期，也是城市迅速膨脹和發展時期，成都這座古老的城市似乎瞬間舊貌換新顏：特色街坊被混凝土建筑取代，千年城市格局被打破，百年老橋被高架橋梁壓垮……因為地下文物受法律保護需要進行文物勘探發掘，城市建設屢屢受到影響。

　　“我的考古事業變成了與城市建設劇烈沖突的‘絆腳石’，因為城建往往與老祖先正面對撞，‘古董’是不會說話的，考古人幾乎就成了監護人，需要與形形色色的單位打交道，無論是政府還是承擔建設項目的企業。我終于發現，自己選了一個最糟糕的專業，不僅不討人喜歡，而且充滿風險，那個時候收到言辭激烈的威脅信函乃至被跟蹤都是經常的事。”王毅說。

　　盡管如此，王毅認為，在成都做考古是幸運的。除了“祖先”的幫忙，成都的文化氛圍極大地支持了考古工作。地下哪里挖到了“寶”，會迅速成為市民的關注焦點，“老祖先”也很爭氣，借助考古人的手，經常突如其來出個“大家伙”，讓人目瞪口呆。

　　“你沒有想到的是，一大批成都建筑規劃管理體系的公務員，在弄明白考古人在地下‘刨東西’的真正價值和意義后，是他們與考古人攜手創造了成都地下文物保護的‘成都模式’——即在地下文物分布密集區域進行建設要先期依法進行文物勘探和發掘，既保護了文物，又確保了建設的進行。當城市付出代價后，一代人覺醒并在努力維護‘老祖先’應有的尊嚴。”王毅說。

　　守住延續三千年的文化基因

　　“當重要文物發現后，擺在考古人面前的更大難題，是采取什么樣的保護方式和技術。你會突然發現，當所有人都不公開反對你而是盯著你的時候，你是那樣的孤獨和無助。”王毅告訴本刊記者，這是他在金沙遺址發現時最為強烈的感受。

　　橫空出世的考古發現可以讓世人震撼，但到底與市民的生活和城市的發展有著什么樣的關系？如何讓考古成果最大程度與普通民眾共享？2001年以后，王毅帶著這樣的想法，將近十年精力全部放在金沙遺址博物館、金沙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建設上面。

　　他憑著對祖先的敬意，憑著對自己所學專業的自信，特別是曾經多次去國外考察文化遺產保護和展示設施的經驗和視野，在眾多人的幫助和支持下，2007年4月，金沙遺址博物館建成了。該館占地456畝，周邊2.5平方公里建筑限高，大跨度遺跡館，高水平文物陳列館……在不到5年時間里，該館先后獲評中國文物十大精品陳列獎、中國建筑設計大獎、國家一級博物館、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太陽神鳥金箔圖案被國家文物局公布為中國文化遺產標志。金沙遺址博物館每年觀眾上百萬人，超過許多全免費博物館的游客量。

　　“守住金沙就像守住了延續三千年的文化基因，現在回憶起來已模糊了建設過程中的無數酸甜苦辣，但有一個時間卻刻骨銘心、終身難忘。那是汶川大地震當天，無數人到金沙遺址博物館園區避震，金沙人在第一時間打開大門給市民提供便利。那段時間，市民每天夜晚到金沙，一大早又匆匆趕往工作崗位，我第一次感覺到，作為古蜀王都的金沙以母親的胸懷給市民帶來溫馨和安寧，第一次感覺到遠古離今天這么近，第一次感覺到一個博物館與一座城市密不可分的關系。”王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