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研究的中西學差異，宏觀言之，首在目的之差異，由之而生思維方式和學術方式之差異。中學以“知行合一”為歸宿，旨在通古而用今，研究價值最終落實在文學創作，重在“我心”會“文心”，求文學之意趣，故多感性領悟，以直觀抽象為思維方式；西學以認知為指歸，追究文學的存在理由與存在方式，故多理性思維，重在提出種種關于文學的理論闡述。因此，中學的最高境界乃“游于藝”，西學則為一種科學化的“格致”。

    正由于此，當“白話文運動”成功實現了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古代文學”作為“舊體”，已不再是社會的通行樣式，不再是文人群體的精神源泉。以往文學之“古代”與“當下”本質上一體化的現象消逝，“古代文學”成為現代人們的認知對象，科學的“對象化”認知模式，勢必成為古代文學研究的主流。因此，清末以來學者們對西學熱情不減，就不僅是弱國思強所致，更由古代文學研究的自身需求決定。

    這是事實，并不丟臉，也不必憂慮。但問題是：我們研究的是“中國古代文學”，其文學形式、文學內涵、文化品質和文化意趣，并不因為研究的思維方式和技術手段的改變而改變。該憂慮的不是我們以現代思維去研究，而是把思維方法表面化，把研究手段當成了研究目的，急于用新理論和新術語將古代文學“現代化”，為自己的研究貼上新標簽。例如，“接受學”曾是學人們熱衷的“方法論”之一，但一些研究者只是把比如以往所說的“辛派詞人”代換為“稼軒詞的接受者”，或者把歷代關于某作家的品評串聯起來，將文學傳承一般現象的描述稱作某某“接受史”，不了解“接受學”的理論精髓是對文學接受機制的揭示。如此“研究”，在西方“接受學”面前倒是讓人覺得有些丟臉的。

    ——摘自李昌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現代化”的點滴思考》，原載于《文學遺產》2014年第2期  晗 寧 摘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