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國家圖書館文獻修復組榮獲第五屆“全國專業技術人才先進集體”榮譽稱號，該獎項每5年表彰一次，由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科技部四部委聯合主辦，重點表彰在國家重大戰略、重大科研項目、重大工程中涌現出來的領軍人才；在戰略性新興產業、地方區域發展重點領域、優勢產業等涌現出來的杰出人才；長期堅持工作在一線專業技術崗位、潛心本職工作、具有無私奉獻和拼搏攀登的精神、有廣泛社會影響力的優秀人才。榮譽背后凝結了國圖幾代古籍修復人才辛勤的汗水和執著的堅持，這是對他們高超技藝的充分肯定，更是對其終年專注于保護“片紙只字”職業精神的褒獎。從一代“國手”張士達到“80后”青年古籍修復師，這支質量高、能力強、能打硬仗的隊伍始終如一地堅守在平凡崗位上，傳承修復技藝、建設科學理論、推進學術研究，延續著中華典籍承載的民族基因。

　　妙手慧心駐“書魂”

　　國家圖書館文獻修復工作有著悠久歷史，早在京師圖書館時期，就配備了文獻修復人員。1949年，為修復剛剛入藏北平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的國寶藏經《趙城金藏》，經由當時的軍管會批準，組建了一支由8名技工組成的修復隊伍。這些老師傅大都早年在北京琉璃廠修書，熟稔中國傳統修書技藝。

　　《趙城金藏》是中國現存最早、最全的一部大藏經，抗日戰爭時期，為防止日本人劫掠，八路軍將其藏在廢棄礦井中看護。由于長期存放于潮濕環境中，受潮嚴重并長滿黑霉，經卷粘連在一起，就像一根根木炭棍，亟待搶救修復。面對這些已面目全非的經卷，修復師們反復推敲，選擇了一種最佳解決方案——蒸。表層的紙張可以被蒸汽慢慢潤松，但又不會被水滴浸泡，用針或鑷子即可慢慢撥開，如此循環往復，經卷就被全部揭開了。之后，再經過托、裁方、接紙等一道道工序，一卷經卷修復完成。老師傅們用一碗糨糊、一支毛刷，靠著長年累月的經驗，憑著日復一日的堅持，在16年與古籍默對的光陰流轉間完成了這項國內第一個大型古籍文物修復工程。

　　1956年，借公私合營之際，國家圖書館引進了3位技藝高超的古籍修復人才，這其中就包括享有盛名的大師張士達。張士達16歲時來到京城古籍修復最為著名的琉璃廠肄雅堂作學徒，一待就是7年，修復技藝逐步在業界得到認可。魯迅、鄭振鐸、郭沫若等諸多文化名人都慕名找他修古書，著名文獻學家、敦煌學家趙萬里還尊稱他為一代“國手”。張士達技藝的精湛源自其對古籍修復事業的赤誠之心，他曾說：“修補破書是我最喜歡做的事，我修復古籍時，身心感到非常愉悅，如果離開古籍修復這個行當，身體也就不振作了。”據他的學生、現國圖古籍修復師朱振彬回憶：“先生對每一部書都珍視如命，任何工序都不容半點馬虎，單是修復前的配紙工序都要一兩天時間，補紙的紙性、顏色、薄厚、簾紋寬窄都力求與原書一致。”這種精益求精的作風貫穿始終，使得張士達修復的作品整舊如舊、古風猶存。2013年，朱振彬在整理老師張士達的手稿時，發現其中一份第一行就寫著：“片紙只字，要認真對待。”“先生所要求的，我們現在仍舊很好地堅持并傳承著。”

　　第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古籍修復代表性傳承人杜偉生在中國古籍修復界可以說是一位承前啟后、學貫中西的重要人物，既全面繼承了傳統的修書技藝，又親身接觸過英國、法國等西方國家的古書修復理念，在批判繼承中西方智慧的基礎上，杜偉生與身邊的同路人一道，為當代古籍修復探索出一條更加科學、規范的道路。從1974年被分配到國家圖書館從事古籍修復行業至今，杜偉生已經在這個平凡的崗位上工作了40年。他常常用“這一行越干膽越小，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來形容自己從事古籍修復的心情，“古籍都是文物，修壞了，那就是千古罪人”。

　　1990年，杜偉生前往大英博物館幫助其修復敦煌遺書，見到了一臺紙漿補書機，這個機器對于紙張拉力比較好、蟲蛀較多的書頁修復效率特別高，一張朽壞的千瘡百孔的古宣紙，浸入帶糨糊的水里，在機器的自動控制下就可以修補破洞了。回到國內，杜偉生與頗通機器研制的同事張平、周崇潤一道潛心鉆研，共同主持設計出適合中國紙張的紙漿補書機，這一發明還獲得1998年文化部科學技術進步獎，目前，該機器已革新至第三代，并廣泛應用于國內各類型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的古籍修復領域。

　　新技術為古老的傳統工藝帶來了曙光，新鮮血液的加入也使這項事業后繼有人、發揚光大。目前國圖的古籍修復隊伍中能夠獨當一面的青年人才已經占到1/3，面對這項看似冷僻、寂寞的工作，他們有著獨到的理解：“師傅經常講修復古籍要心細如發、心靜如水，我們每天都保持著對知識經驗的‘吸收’狀態，眼見著工作手記越來越滿，心里倍兒有成就感。”隨著技藝的提高和經驗的積累，這群年輕的修復師已成為國家圖書館藏“天祿琳瑯”珍貴古籍修復項目工作的主力干將。

　　治書悟“道”：從經驗到理論的飛躍

　　從新中國成立不久張士達等老一輩“國手”對《趙城金藏》的搶救性修復，到杜偉生、張平一輩古籍修復中堅力量對敦煌遺書、《永樂大典》、西夏文獻等專藏的修復，一代代國圖古籍“御醫”不斷在實踐中積累經驗，摸索出科學規范的修復方法，總結出日臻成熟的古籍修復學術理論，包括“整舊如舊”“最少干預”“可逆性”“搶救為主、治病為輔”四大修復原則，《古籍修復技術規范與質量要求》、《古籍特藏破損定級標準》等行業重要標準的制定，為中國乃至世界的中華古籍修復工作提供科學指導及引領示范作用。

　　在古籍修復師劉建明的辦公桌上，除毛刷、糨糊、放大鏡、照明燈等常用工具之外，筆者還看到一臺電腦，劉建明告訴筆者：“電腦是提交文獻修復檔案使用的，每一冊善本的原始樣貌、存在問題、修復手法及經手人都有詳細記錄。這不僅為后人留下寶貴的技法和經驗，也為后世修復和研究提供了有力依據。”國圖的文獻修復檔案登記表上，書皮材質、書頁厚度、破損位置、修復歷史、紙張PH值等細致信息條分縷析，悉數記錄在冊。截至目前，國圖已完成4.6萬余冊（件）古籍的修復檔案，形成記錄5200余條，拍攝圖片3.2萬余張。

　　老一代古籍修復前輩非常注重保留書籍的舊有風韻，而其在實踐中總結出的諸多經驗也為當代古籍修復理論的形成打下了堅實基礎。“有些古籍上下兩角都被磨圓了，師傅們不會將破損處補齊，而是力求恢復其原本樣貌。這個‘圓角’實際上是歷史的烙印，修平它便失掉了古雅風韻。這便是國圖古籍修復始終堅持的‘整舊如舊’原則。”朱振彬說。

　　國圖收藏敦煌遺書1.6萬余件，約占現存總量的1/4，1987年，國圖啟動對這一鎮館之寶的修復工程。“要做好一個大的修復工程要考慮很多因素，首先要熟悉各種修復技術，有所選擇地使用，方案稍有偏差，有可能毀掉一庫的書，要慎之又慎。”杜偉生談道。敦煌遺書版本價值、文獻價值都頗高，紙張本身所攜帶的信息也相當珍貴，“如果使用傳統的整張托裱辦法，厚紙要被揭薄，對原件會造成不可逆轉的損害，紙張信息也有損失。”杜偉生堅定信念：要在盡可能完整保護古籍歷史信息的基礎上加以修復，堅持整舊如舊和可逆性原則，哪兒破補哪兒，只做關鍵性“手術”。

　　世界部分先進國家對敦煌文獻的修復曾經采用過一些所謂“新技術”，幾十年后問題全部凸顯出來。比如歐洲部分圖書館使用塑封技術，塑料老化就變成了“毛玻璃”；而有些國家使用絲網加固技術，但是動物蛋白質纖維沒過多久就會老化，這些都對文獻造成了二度傷害。“因為這些失敗的先例，我們對新技術得始終保持高度審慎的態度。修復師說：“外頭廠家推銷號稱運用高科技研制的糨糊，不招蟲、不生霉，但成分卻不愿公開。這我們絕不敢用到古籍上，還是用自己調的最放心。”糨糊的調配看似簡單，但其中蘊含著很深的學問，從成分的配比到稀稠度的把握，都很有講究，就這一問題國圖古籍修復師張平還專門發表了學術論文。

　　國圖文獻修復組組長胡泊告訴筆者，對于一些亟待拯救其“性命”的古籍文獻，修復師們往往以“搶救為主、治病為輔”作為準則，運用各種技術手段使其脫離“病危”。而對于現有技術手段無法補救的古籍，“我們的態度是放下來留待后人解決”。

　　堅持最少干預原則是《永樂大典》修復工程最為突出的特點。為保護《永樂大典》的原始裝幀，修復人員在修補書頁時創造性地運用“掏補”辦法，即在不拆掉書皮和紙捻的情況下，把毛筆和補紙伸進書葉中間修補破洞。事先還需精細地將補紙四周的紙毛去掉，降低其和書葉搭接處的厚度。“為了找到與《永樂大典》原書皮一致的絲織品，我們幾乎跑遍了北京所有的布店，采購到了與《永樂大典》書皮材料接近的生絲織物，修復用紙選用珍貴的清代舊高麗紙，總感覺這樣才對得起老祖宗給我們留下來的寶貝。”張平感慨地說。

　　古籍修復往往需要相關領域專家參與指導；這也有效推進了古籍記載文獻內容的學術研究進展。以2003年國圖對西夏文獻的修復為例，國圖收藏的西夏文獻有24種120余件，西夏學專家史金波先生對文獻的順序、綴和、價值保護全程跟進指導，還第一次制作完備的修復檔案，全面記錄修復過程和前后對比。此次修復工作充分體現出古籍修復與學術研究的有力結合，專家們在修復過程中同步進行西夏文獻整理研究，出版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獻》、《國家圖書館西夏文獻中漢文文獻考釋》等著作和論文，大大推進了我國西夏問題研究的學術進展。

　　除古籍修復理論的開拓完善，在不斷的實踐摸索中，國家圖書館古籍修復組還主持編制了文化部頒布的《古籍修復技術規范與質量要求》、《古籍特藏破損定級標準》兩個行業標準，其中《古籍修復技術規范與質量要求》已升級為國家標準，為進一步推進修復工作的科學化、規范化提供科學指導。近年來隨著紙漿補書機、紙張纖維分析系統、靜音吸附臺、冷光無影燈、激光雕刻機等一批技術含量較高的修復及實驗、檢測設備的投入使用，修復人員完成修復任務的質量和效率也有很大提高。

　　師徒傳承：讓古老技藝代代相傳

　　有數據顯示，2007年全國范圍內古籍修復專業人員不到100人，這一行業的工作人員常被人們戲稱為“大熊貓”。而隨著“中華古籍保護計劃”項目的實施，國圖作為主要人才培養基地，通過開班授課等方式常年不斷地向各省市相關單位傳授技藝、培養骨干。截至2013年，全國公共藏書單位的古籍修復師已近700人。

　　古籍是最“脆弱”的文物，又負載較高的文獻價值。因而對從業者的品格、技能、心理素質等方面也都有較高要求。國圖文獻修復組19人的隊伍中，6人擁有30年以上的從業經歷，經驗豐富。而筆者近期發現，目前參與“天祿琳瑯”珍貴古籍修復項目的工作人員中也不乏年輕面孔。“做好對青年修復師的傳幫帶，是目前工作的一大重心，古籍修復事業的未來握在他們手里。”國家圖書館副館長張志清說。

　　當新員工入館后，文獻修復組內會指派有經驗的老員工以“師帶徒”的方式對新員工進行基本功與專業技能方面的訓練。并在技術達標后，在老師的指導下跟隨老師一同修復藏品。這使得年輕修復師在實際工作中不斷豐富自己的經驗，為日后獨立開展修復工作做準備。而這種“師徒傳承”模式正是國圖將“國手”技藝一代代傳給后人的重要保證。

　　國圖古籍館副館長陳紅彥表示：“成熟的古籍修復師要全面了解書籍的版本、紙張等各方面知識，這是一個比較耗時、需要不斷積累經驗的過程。青年人只有靜心苦練，才能在實踐操作中一點點成長起來。國圖的古籍館藏量豐富，古籍受損情況不一，這為青年人積累知識提供了得天獨厚的資源平臺。”

　　2007年“中華古籍保護計劃”的實施為全國古籍修復人才的培養創造了更好條件。國圖在做好內部傳承的同時，結合自身人才優勢，每年均選派修復技藝精湛、教學經驗豐富的修復專家，為全國古籍修復相關領域提供教學服務，指派資深專家為前來“取經”的地方古籍修復人員開展一對一指導培訓，擴充全國古籍修復人才后備力量。特別是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藏自治區的兄弟單位培訓古籍修復人員，協助其策劃籌辦文獻修復室，為文化援疆、援藏發揮了作用。

　　而面對廣大社會公眾，國圖也通過開班授課、在高校開設公選課等一系列方式滿足不同群體對古籍修復知識與技能的需要，使得古籍修復事業開始被越來越多的人所熟知，同時，古籍修復的意義也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