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護先行”是南水北調工程中一直堅持的前提。南水北調中線干線北京段，80公里工程沿線被劃分為44個探區，考古工作人員經過勘探“摸底”，最終確定南正遺址等8處遺址發掘區。歷時近一年的時間，考古人員從這些遺址中搶救和清理戰國至明清時代古墓葬約120余座，保護了2000余件具有重要考古價值的文物。
　　自丹江口起，途經湖北、河南、河北等省份，最終入京的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穿越了中國古文化中的楚文化區、齊魯文化區、燕趙文化區等，因此，“文物保護先行”成為南水北調工程中一直堅持的前提。

　　早在2002年，北京市文物局就已對管線經過之地進行了初步勘探，并在其基礎上制定了《文物保護規劃》。2005年7月至11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以下簡稱文研所)將南水北調北京段80公里的管線范圍劃分為44個探區，對考古工作進行“摸底”，并確定南正、巖上、六間房及墳莊、皇后臺、順承郡王家族墓地、丁家洼、前后朱各莊、果各莊等8處遺址發掘區。

　　一年發掘120座古墓葬

　　曾參與過南正遺址挖掘的北京市文研所工作人員郭京寧介紹，由于時間緊迫，有時需要多個地點同時進行挖掘。

　　考古隊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在8處遺址中共搶救和清理戰國至明清時代古墓葬約120余座，保護了2000余件具有重要考古價值的文物。其中，丁家洼遺址是北京地區首次系統發掘的春秋時期燕文化居址，填補了北京地區東周燕文化考古的空白；而南正遺址出土的陶片、石器、鐵器等遺物多達上千筐，能為構建燕山以南地區戰國中晚期至漢代早期考古學文化的譜系提供重要支持。

　　資料顯示，8處遺址挖掘中，耗時最長的是房山區南正村北的遺址處，整個挖掘歷時半年，共清理了灰坑40座、古墓葬26座等。出土的文物包括陶器、石器、銅器、瓷器、玉器等多種類別。

　　據當時參與挖掘的工作人員介紹，幾乎南正遺址中所有的墓穴都曾被盜過，里面的尸骨已支離破碎，陶罐、銅器等也都是碎片，需要考古人員一件件清洗、拼湊，才形成完整的器物。

　　揭秘

　　“洛陽鏟”勘探“梅花孔” 確保不漏探

　　10月17日，房山區南正村向北數百米的一處空地上，栽種著細弱的樹苗，一條約7米寬的東西向黃土路將其分割為兩片。

　　時間回轉到10年前，那時，這片土地剛剛被考古人員挖開。“南北100米，東西70米，他們(指考古隊員)在我們腳下兩三米的地方，挖掘出了好多文物。”南正村的村干部劉寶才說。

　　據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統計，南正遺址的發掘面積共6600平方米，包括陶窯、墓葬、灰坑等在內的遺跡，在年代上跨越了戰國中晚期、西漢早期、東漢中晚期、遼金，能復原文物1000余件。

　　“單純從經濟價值講，沒有特別貴重的文物。”全程參與北京段考古的文研所郭京寧認為，發掘地下文物的意義在于，通過解讀文物承載的歷史信息，還原數千年前的歷史風貌。“哪怕是一片碎裂的陶片，如果能把它拼湊還原成先民所用的物品，它的文化價值、歷史價值都是非常大的。”

　　三年勘測始發掘

　　經過近三年的勘探，2005年，考古隊匯總出8處需要發掘保護的地點，包括巖上墓葬、南正遺址、丁家洼遺址等，全部位于房山區。

　　2004年，對南水北調中線北京段工程經過之地的地下文物勘探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那一年，郭京寧28歲，剛剛畢業兩年。

　　“需要對地下文物分布的地點、年代、性質、面積等進行詳細說明，確定需要挖掘的地點。”郭京寧說，北京段干線工程除了末端團城湖的800米明渠外，其余管線均為地下鋪設，所以勘探工作一旦出現遺漏，都會對地下文物造成毀滅性打擊。

　　勘探時，采取了狀如梅花形的“錯列”打探孔方式，“工人在施工寬度內站成一排，同時打孔施工。”郭京寧介紹，當時每平方米內有5個探孔，對每個探孔都要進行位置、深度、土層的記錄，發現有埋藏物的現象立即重點勘探，“最重要的是保證不漏探。”

　　勘探使用的探鏟，則是俗稱的“洛陽鏟”，垂直向下打入土地時可提取出土樣，每打一鏟都要看一次，以了解土層變化及包含物，直到生土(天然原始土)為止。北京段的勘探過程中，最深的地方要探到地下七八米深，“如果這一地點有古代的文化遺存，在土層中會有紅燒土顆粒、炭屑、陶片、骨屑等和人有關的遺物。”

　　就這樣一邊探測，一邊隨時記錄、繪圖，以便為之后的考古發掘提供準確的位置和范圍。

　　經過前后近3年的勘探，2005年，考古隊將北京段的勘探情況匯總為8處需要發掘保護的地點，包括巖上墓葬、南正遺址、丁家洼遺址等，全部位于房山區。

　　避免丟失靠人防

　　文物安全只能靠人防，用警戒線圍起場地、限制閑雜人等進入、安排人員24小時值班監護。此外，還配發了對講機，隨時溝通情況。

　　發掘正式開始，時間緊成為考古隊面臨的最大難題，不能影響工期，因此部分考古點的發掘，是在征地之前進行，“需要在建設方之前跟老鄉溝通，告訴他們考古的意義。”

　　對此，劉寶才也印象深刻，“考古隊剛來的時候，有村民在地里不讓他們挖。”那時候，南正遺址上還種著莊稼，征地款尚未發到村民手中，作為協調辦的工作人員，他只得反復跟村民溝通，“告訴大家考古要先進行，保護文物，征地款到位就會發給大家。”由于承包地分屬多家村民，工作人員只能一家家地談，光說還不行，還得寫保證書。

　　取得村民的信任，還只是第一步，文物保護還需要村民協助。因為考古發掘都是在野外作業，總會有眾多圍觀者，也難免有人揣著“別的心思”。

　　“我們派了十幾個人幫他們盯著。”劉寶才記得，當時為了保證文物安全，村里曾配合考古隊派出專門工作人員在發掘現場24小時值班。

　　郭京寧也說，文物安全只能靠人防，用警戒線圍起場地、限制閑雜人等進入、安排人員24小時值班監護。此外，還配發了對講機，隨時溝通情況。

　　相比起來，白天盯防還算容易，到了晚上，考古隊員更得繃緊一根弦，住地就在距發掘現場僅有50米的地方，“這樣一旦出事了可以迅速反應。”

　　盡管如此，考古發掘過半時，還是引來了文物販子。郭京寧回憶，那是一個年輕男子，開著一輛車，車牌號用光盤擋著。

　　年輕男子每天準時開車出現在挖掘現場，車停一邊，他就站在警戒線外觀看考古人員工作，不時還能說出一些文物的門道。“本來也沒什么，不過與一般研究人員不同，這個小伙子非常喜歡打聽出土文物的估價。”郭京寧說，覺得有些不對勁，大家便開始多留心，最后發現原來是個來“尋寶”的文物販子，“后來可能覺得出土的都是陶片，就不再來了。”

　　在多方配合之下，南水北調中線干線工程北京段考古發掘期間，沒有發生一起文物被破壞或丟失的情況。

　　清洗拼湊還原貌

　　這些文物從春秋時期開始，歷經戰國、漢、遼、金、明、清等時期，延續達幾千年。剛挖出來時很多是碎片，需要一片片拼湊成完整的器物。

　　文物挖出來只是個開始，如何保護是另一道難題。

　　由于考古發掘的現場遠離市區，考古工作者們干脆在村里租房子，與工人同吃同住，白天野外發掘，晚飯后直接整理剛剛拍攝的照片和發掘出的陶片，并進行編號，“每處遺跡都要用文字、攝像、表格、圖紙四種辦法進行記錄。挖出來的文物堆滿了一個農家院。”

　　那段日子，一天的時間除了吃飯、睡覺，就是工作，幾乎沒有娛樂活動，“干完活吃飯，吃完飯睡覺，睡醒了繼續干活。”郭京寧笑言。

　　與工作繁忙相比，更難熬的是獨自面對四間房和整筐陶片的寂寞，“后來2006年世界杯開始了，有時候就熬夜整理資料，到半夜等著看球。”他說，如果比賽精彩就看完一場繼續工作，不精彩可能就睡著了，“當時有句廣告詞說，男人就該對自己狠一點！我印象特別深。”

　　這種封閉工作一直持續到2006年9月，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北京段8處遺跡點全部發掘完成，共清理墓葬120余座、窯址13座及灰坑、灰溝、灶址等其他遺跡，出土陶器、石器、銅器、瓷器、玉器等大量各類遺物，發掘面積達上萬平方米，出土各類文物近千件。

　　郭京寧介紹，這些文物時間跨度長，從春秋時期開始，歷經戰國、漢、遼、金、明、清等歷史時期，時間延續達幾千年。“剛挖出來的時候很多是碎片，需要一片片拼湊成完整的器物。”

　　郭京寧說，如果單論文物的經濟價值，可能并不高，“但文物背后的人和社會，是我們關注的重點。”他以巖上墓葬區出土的“燕式陶鬲”舉例，現在呈現于世的陶鬲是考古隊員用石膏等拼湊碎片而成，能看出其圓底的形狀，“如果出土很多類似文物，就能說明當時的制陶工藝水平、審美和使用習慣等。”

　　“可能跟普通人生活有點遠，但是告訴村民他們生活的土地已經有了數千年歷史，起碼能夠增強他們的文化自尊。”畢竟，“如果自己不尊重歷史，也不會有人記得住你。”

　　考古流程

　　勘探

　　以狀如梅花形的“錯列”打探孔方式，每平方米內打5個探孔，記錄探孔的位置、深度、土層等。

　　使用探鏟(“洛陽鏟”)垂直向下探取圖樣，直到打到生土為止。

　　定位

　　使用GPS對遺址點進行定位。再按象限坐標法進行布方、編號，根據需要發掘的面積分為10米、5米間距不等，最后用全站儀通過建站，測點、生成點，直接在電腦中生成發掘區的總圖。

　　發掘

　　由晚到早、自上而下地清理文化層和各類遺跡。采用彩色正片、負片和數碼片三種形式進行現場攝像。對每處遺跡單位用文字、攝像、表格、圖紙四種辦法進行記錄。

　　清理

　　將發掘出的文物進行清洗，并按發掘層級，也就是所屬時代進行編號。

　　入庫

　　地下遺址出土的多為碎片，需盡量還原物體原狀，并用石膏等黏合，無法恢復的碎片統一裝袋入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