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舊居外景。本報記者 顏維琦攝
 

豐子愷舊居外景。本報記者 顏維琦攝
 

    10月17日，豐子愷研究會在微信上發布了一則《告豐子愷藝術愛好者》的消息：“今天我們抱歉地通知大家，豐子愷舊居因受一樓部分鄰居百般阻撓不許游客參觀，開放四年半之久的豐子愷舊居被迫暫時關閉……”消息一出，立時引發眾人的不解與惋惜。

    10月22日，記者來到豐子愷舊居。只見大門緊閉，門口的矮樹叢上擺放著一塊硬紙板，“居民住宅，謝絕參觀，諒解”的黑色字樣赫然入目。門后，伸出來的晾衣繩上掛著的四五件衣服透出一樓住戶的生活氣息。此時，仍有游客前來參觀，看到“謝絕參觀”的字樣后又敲門無應，只能離去。

日月樓中日月難

    豐子愷舊居位于上海黃浦區陜西南路39弄93號，這幢三層的西班牙式建筑是豐老一生居住時間最長的地方，也是他人生最后的居所。

    1954年，豐老用金條“頂”下了93號這幢小樓，開始了之后21年苦難與歡樂并具的生活。

    二樓屋內的陽臺中間有一個梯形突口，在此天窗可從不同角度觀日出日落，賞當空皓月，豐老便美居室名為“日月樓”。室內掛著他與馬一浮先生合作的對聯 “日月樓中日月長”“星河界里星河轉”，其情其志一度傳為佳話。

    而這段時間也是豐老寫作、翻譯、繪畫的鼎盛時期，他歷譯俄文之《獵人筆記》、日文之《源氏物語》；寫下《緣緣堂隨筆》和《續筆》等文章；出版了《豐子愷畫集》《子愷兒童漫畫》等，并完成了《護生畫集》的第五、第六集。“文革”期間，“日月樓”一樓被房管所造反派強占，豐老一家十幾口人只能擠在二樓和三樓，床鋪狹小連雙腿亦無法伸直。隨著1975年豐老的去世，其后人相繼離開此處，而“日月樓”始終未落實政策歸還。

    2008年，豐老后人出資350萬元買回了“日月樓”二樓和三樓的租賃權。由于資金問題，當時未能與一樓的三戶人家談妥，協議也就沒有簽下來。之后二樓、三樓經過修繕，辟為豐子愷舊居陳列室，并于2010年開始免費對外開放，展出豐子愷生平、繪畫、文學、藝術、譯作和書法等。4年多來，已接待參觀者5.4萬人次。

    去年8月，舊居內展示的《護生畫集》失竊，后人以“靈魂訃告”以示眾人。而日月樓的“苦難”并未停止，今年9月，一樓后樓的住戶認為舊居開放參觀影響了他們的生活，開始阻撓參觀者上樓參觀。

鄰里紛爭起何處

    日月樓里日月長，而如今云橫日月，令人感慨不已。豐子愷外孫楊子耘遺憾地告訴記者：“近期應該是不會開放了，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也只能‘急流勇退’。”

    記者了解到，舊居一樓共有三戶住戶，其中一家常年不在此處居住，便將一間小屋出租給別人，所以他們實際相處的是兩戶人家。說起紛爭緣由，楊子耘坦言，一開始來舊居參觀的人并不多，那時候尚無太多紛爭，但后來參觀者越來越多。每周三至周日開放，工作日一天40多人前來，而雙休日則有一兩百人，進進出出確實有影響，所以他們在前面鋪設了地毯。每年的端午、中秋、春節，也會給鄰居送些補貼以示歉意。

    “相對而言，游客參觀對一樓前樓住戶的影響較大，因為通往二樓的樓梯口正對著他們的門，對后樓住戶的影響較小。” 楊子耘說，前樓住戶遇到問題都能協商解決，但后樓住戶卻一直阻撓參觀，也很難打交道。“后樓住戶數次拆壞我們的門鈴，后來我們把它藏在信箱里，只露出一個可以按的位置，但是沒想到有人把膠水灌了進去。最后我們只好從上面垂一根繩子下來，掛上豐先生《買粽子》的畫，來參觀的人一拉，鈴一響，我們便下去開門。”

    說到此處，楊子耘顯得十分無奈。黃浦區文化局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豐子愷舊居的現狀在上海眾多名人故居中比較特殊，開放參觀與居民生活之間矛盾確實存在。今年前10月就有1.6萬人次來參觀，“這么多人在家門口進進出出，多少會有干擾，鄰居有意見，這也能理解”。

    事實上，此前黃浦區文化局、舊居所屬轄區派出所、居委會都前來協調過，與后樓住戶商議解決方案。記者從39弄大門往前步行50米左右，右拐進一個弄堂，尋到了后樓。樓上隱約傳來聲響，但記者敲了鐵門很久，也無人應答。

舊居開放陷僵局

    其實從今年9月起，舊居就一直處于斷斷續續開放的狀態。記者前往瑞金二路街道錦江居委會了解情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表示，他們已經調解過很多次，“我們當然希望鄰里之間和睦相處，也很愿意搭建一個平臺讓大家坐下來好好談。其實冷處理更好，但現在媒體報道之后，大家都端著架子沒法坐下來協商，我們也很為難。”

    對于這四年多的開放，豐子愷外孫、豐子愷舊居主要負責人宋雪君向媒體表示：“我覺得有點對不起豐老先生，但我們不想強求政府，也不想強求樓下鄰居，沒辦法解決就順其自然。開放的四年里，要感謝豐子愷藝術愛好者的支持，這已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了。”

    “日月樓很小，可是經過大家的宣傳，能讓那么多人走進這里觸摸豐先生的生活和創作。”楊子耘感慨，“雙休日的時候，經常有家長帶著孩子來參觀。來舊居的海外游客也特別多，一天我值班的時候，接待了4批海外游客，有一批游客甚至來自比利時、美國等5個國家。相比高樓大廈，他們更想探究深藏在城市中的文化。”

舊居難題不應無解

    豐子愷舊居未來到底該怎么走？難題究竟何解？楊子耘告訴記者，目前有個人、也有旅游公司前來接洽，更有豐子愷弟子想拿出豐老畫作進行義賣籌措資金，但事情要得到解決，恐怕需要很長一段時間。

    上海市政府參事、上海市政協文史委原主任朱敏彥認為：“游客參觀肯定會對鄰居有所影響，但居民之間應該好好協調，合理補償是必要的，但不能漫天要價。說到底，文物保護是全體公民的責任。從另一角度而言，其實前來參觀的人們都是客人，試問誰又有權力去限制別人到主人家里拜訪呢？”

    豐子愷舊居被迫關閉一事也折射出目前名人故居保護的種種難題。朱敏彥介紹，現今上海名人故居保護有以下幾種模式：一是由政府出資，將重要名人故居列為文物管理機構，并成立專門的文物管理委員會；二是由政府出資，將重要名人故居與紀念館建設相結合，例如中共一大、二大會址；其三就是豐子愷舊居這種采取民辦公助形式，政府協調，家屬出資出力，這也是比較提倡的一種模式。還有整合資源，形成名人舊居一條街、掛牌紀念、行業協會企事業單位參與等形式。

    初步統計，目前上海名人故居約有兩三百處，大部分都有人居住，只有極小部分被辟為專門的紀念館。這么多處名人故居，政府顯然是無法全部“背”下來的。而歷史遺留下來的舊居產權不明晰問題，正是引發此次豐子愷舊居風波的根本原因。

    由家屬回購管理的民辦公助這條路究竟能否走得通？“這種形式雖然值得提倡，但如果長久，就會有兩方面問題。”朱敏彥認為，第一，政府的支持往往沒有做到常態化，之后的日常管理方面就會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第二，隨著家屬后人年齡增長，往往精力不濟，管理者由第二代、第三代逐漸傳承到第四代。而第四代沒有與先人一起生活過，感情上相對淡薄，又有各自的工作在身，很難專注管理。

    對于豐子愷舊居的長期保護和開發，朱敏彥也給出了自己的建議，“除了對鄰里關系的不斷協調外，關鍵是要通過基金會的形式，長期運作穩定的資金。政府方面要加大公助力度，尤其在經費、協調和宣傳方面，同時更要充分調動社會力量，吸引更多愛好者、研究者參與保護，形成相對穩定的志愿者隊伍。”（本報記者 顏維琦 本報通訊員 陳心怡）